民国四大才女（民国时期的四位才华横溢的女子） 0 0

民国四大才女即民国时期涌现出的四个非常有名、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她们分别是有过人胆识的吕碧城、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生命短促的石评梅以及拥有“奇才异女”盛名的张爱玲。民国四大才女为：吕碧城（一说庐隐），萧红，石评梅和张爱玲。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帜，令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渗透融合于文学作品之中，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本名: 别名: 字: 号: 所处时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中文名:民国四大才女英文名:Four wome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时间:民国时期人物: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

背景
1912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复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帜，令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渗透融合于文学作品之中，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四大才女
民国四大才女为：吕碧城（一说庐隐），萧红，石评梅和张爱玲。

吕碧城

锋芒初露
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其实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不能相信。
1895年，父亲吕凤歧去世，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乡处理祖产，族人因为觊觎吕家家产，唆使匪徒将乃母劫持。吕碧城在京城听到了消息，四处告援，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几番波折，事情终于获得圆满解决。但此事让小小年纪的吕碧城显示出了非凡的胆识，却也让与吕碧城有婚约的汪家起了戒心，认为小小年纪的吕碧城，竟能呼风唤雨，于是提出了退婚要求，吕家孤女寡母不愿争执，答应了下来，双方协议解除了婚约。然而在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吕碧城虽身为新女性也一度自怨自艾，对其今后婚姻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婚约解除后，吕碧城的母亲带着四个尚未成人的女儿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1903年春，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市内探访女学，外甥女要入新学，脑筋陈旧的舅父严辞骂阻，吕碧城一时激愤，第二天就逃出了家门，只身踏上了去往天津的火车，不但没有旅费，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一个富家女子独自出门，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而此次出走，正是吕碧城登上文坛的开始，也是她与各界名人交往的开始。
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去往天津的火车中，熟识了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到达天津后，暂住其家中。但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吕碧城只好写信向居于《大公报》报馆的方夫人求援，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英敛之一看信，即为吕碧城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不仅如此，爱才心切的英敛之还亲去拜访，问明情由，对吕的胆识甚是赞赏，并当即约定聘请她任《大公报》见习编辑。从此，吕碧城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在报端屡屡发表诗词作品，格律谨严，文采斐然，颇受诗词界前辈的赞许。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吕碧城也因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她在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们所向往和倾慕。一时间，出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一大批人为之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国家就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办才好。这时却有人填了一阕《百字令》，其中有句云：“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宇。屏蔽边疆，京垓金弊，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鹉。”并题咏慈禧的画像，登在报上，痛斥慈禧，说她在主朝的近半个世纪中，把大清皇朝的江山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国边疆的大量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帝国主义国家，她到阴曹地府，一定怕和汉高祖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见面。这使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引起轰动的词作者就是当时年轻的吕碧城。1904年到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人物，与秋瑾尤其交好。1904年5月，秋瑾从北京来到天津，慕名拜访吕碧城。两人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情同姊妹，当即订为文字之交。这可以称得上是两位新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秋瑾也曾经用过“碧城”这一号，京中人士都以为吕碧城的诗文都是出自秋瑾之手，两人相见之后，秋瑾“慨然取消其号”，原因是吕碧城已经名声大着，“碧城”一号从此应当为吕碧城专用。交谈中，秋瑾劝吕碧城同去日本，投身革命运动。吕碧城答应用“文字之役”，与秋瑾遥相呼应。此后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两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秋瑾的影响。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即出于吕碧城之手。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吕碧城与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度起了逮捕吕碧城的念头。只是由于找不到恰当的借口，才没有实行。

办女学
除了在《大公报》积极宣扬女权，作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在办女学的实践上，吕碧城积极筹办北洋女子公学。首先，吕碧城发表多篇言论以作舆论宣传，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反过来说，女权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观念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吕碧城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吕碧城积极筹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认识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津门名流，以求支持和帮助。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吕任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为中国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吕碧城在这所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从教习提任到学校的监督，一呆就是七、八年。她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公学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能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到来尽各自的力量。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曾经在这里亲聆吕碧城授课。

游世界
吕碧城的志向不仅在于教育，还有振兴国家的宏愿。在她的许多文章中，她都谈到怎样建立一个强国的想法。她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吕碧城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她雄心勃勃，欲一展抱负，但是黑暗的官场让她觉得心灰意冷，等到1915年袁世凯蓄谋称帝野心昭昭时，吕碧城毅然辞官离京，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可见她不只是才学过人，同时也有非凡的经济头脑。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她的诗词造诣深厚，尤擅填词，字字珠玑，吟咏自如，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传世着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
1928年，她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吕碧城极具反叛精神，对女子相夫教子、贤妻良母才为德的传统理念不以为然。与她交往的社会名士中，不乏才子和高官，但她在婚姻一事上，早期被弃的阴影一直困扰不散，再加上她自恃清高，始终觉得身边无可匹配之人，所以宁愿独身终老。当友人问及她的婚姻，她回答说：“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于是，吕碧城虽姿容优雅，但终身未婚。

妇运点评
吕碧城，作为《大公报》的第一位女编辑，闻名20世纪初京津地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她创办了京津一带最早的女子公学——北洋女子公学，1906年增添师范科，成为北方第一所正规女子师范学校。她不仅亲身参与教育实践活动，还特别注意宣传自己的教育主张，对宣传兴办新式女子教育的益处不遗馀力，大力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
吕碧城不仅是女子教育的提倡者和组织者，还是男女平等的呼吁者和先行者，是提倡女权和女学的急先锋。她在《大公报》上陆续发表的一些关于女学、女权和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文章诗词，受到极大关注和响应，众多文人学士纷纷投诗相和。
此外，吕碧城一直坚持只用文言创作，反对“五四”时期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但有论者说，以吕的艺术感觉和描写功力，如果能用白话文创作，成就可能超过新文学史上其他几位女性作家。
吕碧城的一生颇为传奇：她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社会活动家、资本家，吕碧城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因无子嗣，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母亲严氏被强行幽禁。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但吕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自此劫难后，吕家孤儿寡母，势单力薄，只得黯然同意了。因为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虽然身为新女性的吕碧城也难免一度自怨自艾，并对其今后的婚姻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后来，吕碧城的母亲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于塘沽的舅父严凤笙，开始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粉黛丝竹的生活，20岁的吕碧城逃出了家门，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秘书的夫人住在《大公报》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寻求援助。
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他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吕碧城自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才女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所发表的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就颇受前辈们的赞许。1904年至1908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主笔。
当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一时成为京津地区的一道奇特景观，人们对这个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
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吕碧城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吕碧城同岁）。另外，《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十分爱慕吕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
吕碧城这样谈到她的情感见解：生平可称许的男人不多，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
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为倡导妇女解放发表了大量诗文。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的奋斗目标。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等人相识，以求支持。教育家严复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不仅收她为女弟子，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筹办女学。
1904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两年后，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馀力。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等。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任大总统，吕碧城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后袁世凯欲称帝，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4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时间长达7年之久。
吕碧城终身未婚，其后逐渐对宗教产生兴趣。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1943年1月24日，她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

萧红

简介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0年，萧红因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萧红一生受尽白眼冷遇，她的作品中最有成就的是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她一生拒绝给定、拒绝平庸，这不仅体现在她对传统社会的抗争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更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不管是从题材选取还是手法运用，萧红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特有的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的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

生平
1911年6月2日，萧红出生在呼兰县的一家封建地主家庭，萧红的童年并不美好，生母早亡，父亲张廷举续弦后，继母梁亚兰与萧红姐弟感情并不亲密。据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君介绍，父亲张廷举在当时，担任过呼兰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表面上的做派比较新，但骨子里的观念比较旧。萧红母亲死后，家境变坏，张廷举工作和理家不能兼顾，心情不佳，对孩子也没有好态度。这些都给幼时萧红留下了影响。
家中最疼爱萧红的就是祖父张维祯，叶君说：“她常跟祖父一起在后花园里做游戏，栽花、种菜、拔草，捉蝴蝶等。这后花园，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祖母死后，萧红搬到祖父屋里住，祖父也教她读诗。祖父给了她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成就了她日后的文学想象。”
小学时代，萧红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叶君透露：“同学回忆说她的一篇作文《大雨记》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家庭环境复杂导致萧红的性格很叛逆，懂得反抗。张廷举曾为萧红订下一门亲事，在萧红小学毕业后劝她放弃学业，令其成婚。萧红想上中学读书，逼迫父亲做出让步。叶君还原了当时的一些细节，“萧红在家消极抗争一年没什么结果。就放风说如果家里不答应上学，就仿效小学同学到呼兰天主堂当洋姑子。”
1928年，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就已展现出文学天分，并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叶君称：“萧红在东特女一中时代，发表在校刊上的作品是一首诗，名叫《吉林之游》，原文不存。大意是记述全班同学到吉林春游的感受和热闹场面。这个时期，她最爱读的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也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记者提到萧红读中学时代深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影响，参加过五卅运动和1928年反对日本修铁路的学生游行时，叶君说：“五卅运动中萧红参加过为声援五卅运动而举行的募捐、义演活动。当时，还在义演的话剧《傲霜枝》里出演了一个小姑娘。1928年是在游行队伍里散发传单。”
萧红初中读完并没有放弃自己学业的想法。当时她认识了一个表哥叫陆哲舜。是当时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萧红相识后，鼓励萧红去北平读书，二人在北平读书的经历中，由于陆家切断经济来源，萧红与陆哲舜不得不回哈尔滨。有些书中描绘二人互有好感的经历在叶君看来是不实的，“萧红当时与汪恩甲订有婚约，萧红到北平原意是求学。到北平后，陆提出同居要求，被萧红严词拒绝。”
1931年1月，萧红寒假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遂与家庭断绝关系。2月底，萧红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
两人同居，萧红怀孕后，汪恩甲却失踪。汪恩甲这个人物形象很负面，叶君介绍：“汪恩甲是哈尔滨三育小学的一名老师。跟萧红恋爱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夜校进修。与汪的婚约，萧红一开始并无恶感。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汪恩甲身上有些纨绔习气，后来，萧红还偶然发现他有抽大烟的恶习，心里有些恶感。萧红的文字里的汪没有只言片语的负面评价。应该是一个本性不坏的男人。最后，他在东兴顺旅馆弃萧红而去，至今没有材料说明是怎么回事，因而是一个谜案。”
萧红当时挺着大肚子，只能困守东兴顺旅馆，旅馆老板曾逼迫萧红还债，“因为欠下400块大洋”，叶君解释，“老板见还钱无望，声称将其卖到道外圈楼（低级妓院）抵债。”
萧红与萧军的相爱与分手，故事曾被人说过无数遍，很多人认为是萧军救了萧红，在叶君看来却并非如此，“萧军确实在萧红面前有‘拯救者’的优越感。其实，1932年从东兴顺旅馆逃出，也不是源自萧军的拯救，而是哈尔滨的大水，萧红最终被红十字会的难民船救出。但是，离开东兴顺旅馆之后，萧军确实接纳了怀有身孕的萧红。并开始了两人的共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萧军有拯救之功。”
萧红与萧军曾出版过合集《跋涉》，二人对鲁迅十分敬仰，经常与鲁迅有书信往来。鲁迅在看过他们作品后，将二人邀请至上海。到上海后，在鲁迅指导下，萧红发表了小说《生死场》，萧军发表了《八月的乡村》。二人的作品都被鲁迅收集到《奴隶丛书》。在叶君看来，《生死场》写出了东北乡村的荒野图景。是萧红极为天才的想象和创造。《生死场》是以萧红被软禁在阿城张家地主庄园的那几个月的见闻为素材。“某种意义上，跟抗战的关系的不是很大。小说写出了东北乡村底层人们黑暗的生存状态。”
作为“鲁门弟子”，叶君称：“萧红身上延续了鲁迅的自由主义立场。如她认为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的写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萧红生命后期创作的《马伯乐》明显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路子。有学者指出，鲁迅的《阿Q正传》是‘精神胜利法’，而《马伯乐》里的马伯乐是‘精神失败法’，可以看出内里的传承。”
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时感情已经产生了裂痕，二人就相约分开一年，萧军回青岛，萧红去东京。
1937年抗战爆发，萧红认识了她生命中第三个男人，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据叶君回忆，萧红跟端木是在上海的《七月》筹备会上认识的。“萧军跟端木一开始关系比较友好。但是，随着三人在一起有了‘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后，两人关系恶化。端木确实十分欣赏萧红的文学才华。至于最终走到一起，比较复杂。这里边跟萧军和萧红的关系破裂有必然的关系。”
萧红与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相爱，在当时的文艺圈中受到非议。叶君说：“当时左翼文学圈子里的人对端木普遍没有好感。萧红和端木结婚后，立即遭到‘友情封锁’。此前，跟她和萧军来往的一些作家朋友，大多不来往了。”
1938年2月萧红与萧军在西安正式分手，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当时，萧红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前文提到萧红曾怀上汪恩甲的孩子，这个孩子被萧红过继给一户人家，而萧红和萧军的孩子生下后，不久就夭折了。叶君说这个孩子的死亡原因仍是一个谜，“1938年秋天，是在重庆江津白沙镇生下与萧军的孩子。产后三天萧红对前来看望的白朗平静地说孩子头晚抽风死亡。而前一天，她曾向白朗索要过去痛片。说是自己牙痛。白朗给了她药片。孩子的真正死因至今不明。”
萧红在重庆期间患上了肺结核。同期也写下了很多关于回忆鲁迅的文章后，又于1940年初与端木蕻良来到香港，这也是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萧红在香港期间静养身体，但当时战火蔓延到香港，萧红的病情也变得严重。对于萧红的死因，叶君做出解释是死于误诊：“养和医院的医生，认为患有肺结核的萧红咳嗽是由喉管结瘤引起，需要开刀。端木向他说明，结核病人不能手术，但对方一意孤行。手术虽然成功，但并没有发现结瘤。战时缺医少药，萧红的病情迅速恶化。如果不是手术，萧红应该不至于死在香港。”
在很多撰写萧红的故事中，骆宾基是最后陪伴在萧红身边的人，甚至二人之间有爱情。但叶君给出解释是：“骆宾基最后陪伴了萧红44天，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爱情发生，因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仅凭骆宾基的说法不可靠。端木蕻良要为医药费而奔走，萧红躺在病床上因担心端木会抛弃自己，而端木确实有八天左右不在萧红身边。让萧红对他心生不满和失望。萧红死时陪在身边的是端木蕻良。骆宾基那天回宿舍了。”
萧红在死时留下遗言：“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对于“白眼”和“半部红楼”，叶君认为，白眼不是一个具体所指。是泛指萧红所遭受到的苦难。“半部红楼”历来有多种解释。一说，是冯雪峰想写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但没完成，萧红跟友人想合作续完。我觉得此说比较牵强。“在我看来，‘半部红楼’是泛指萧红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临终时她也说过，我所有的不幸就因为我是个女人，从东京回来之后，萧红身上的女性意识极大唤醒。”

石评梅

简介
石评梅（1902——1928），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有时她没有认熟，虽是深夜，也不许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读《四书》、《诗经》等。所以评梅童年时代在父亲严正的教育下，就打下了国文根底，为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评梅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由于石评梅天资聪颖，再加上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在女师读书期间已经显露了石评梅的反抗思想和组织才能。一次女师闹风潮，她为组织者之一。风潮过后，校方要开除她，后因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学籍。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迈出这一步，是对石评梅思想和意志的考验。因为在当时社会里，一般人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可以了，何必费劲的深造呢！”然而她却不断求学、奋斗着。她在父亲支持下，走出山西，到北京求学。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使改考体育系。
从闭塞的娘子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这在石评梅是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就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这是石评梅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同乡会交谈中，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二人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1921年4月15日，石评梅曾致信高君宇，倾吐了她思想的悲哀。
高君宇次日去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之所以普遍感到烦闷，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信中鼓励石评梅“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奋斗的人”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
1924年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腊库胡同十六号化装脱险，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到石评梅住处告别。石评梅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杏坛已捕去了数人，他的住处观尚有游击队在等候着他。今夜是他冒了大险特别化装来告别我。”他劝石评梅“不要怕”，“没要紧”，“就是被捕去坐牢狱他也是不怕的，假如他怕就不做这项事业。”这件事对石评梅教育和印象颇深。
1923年5月下旬到6月下旬，石评梅与体育系12人、博物系14人组成“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南下旅游，她们沿京汉铁路，经保定、武汉、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石评梅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4日到10月7日。
同年，石评梅完成学业，走出女高师“红楼”。她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从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在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顽固的当时，敢于冲破旧礼教，实在是一件大事。至于如何管理、如何施教这都是新的问题。
1923年石评梅担任女子部主任后，在管理上她采取理智指导、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接受规则约束。她的教育管理浸透一个“爱”字。她曾说过；“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我最近读着一本小说，叫做《爱的教育》，读完之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我爱她们。我明白了我从前的错误。”所以在教学上她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尽方法，使学生有所受益。她平时担任的教学课时很多，但是她无论怎样忙碌，从来没有对学生的课程敷衍过，常常在深夜里为学生批改作业，第二天一早又到学校上课去，由此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同人的尊敬。

逝世
1925年3月，高君宇因病逝世。高的突然病逝对石评梅精神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此后她把全部感情都放在已故的高君宇身上。3月29日，北京大学、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立一中校友会召开高君宇追悼大会，石评梅送了挽联，上写：“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又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这些作品收在散文集《涛语》中。但是石评梅并没有沉沦下去，在悲痛之余，她严肃认真思考社会和人生，逐渐理解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精神开始振作起来。1926年，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的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同年，她向朋友说，“象我这样人还有什么呢？我干教员再这样下去，简直不成了！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有一次行装都整理好了，只因北京教育界同人劝阻，母亲不同意，未能成行。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石评梅与陆晶清等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激励人民革命斗志。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石评梅和陆晶清等编辑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于7月1日第二十九期发表本刊编辑部特别启事，对“沪汉惨屠”表示愤慨之情。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200O余人游行情愿。
段祺瑞执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石评梅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到执政府门前的请愿行列，但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陆晶清也负了伤。第二天，石评梅即奔医院看望负伤的朋友。3月25日，又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和杨德群召开的隆重追悼大会，并于3月2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散文《血尸》，3月25日在《京报副刊》发表《痛哭和珍》一文，悲愤地指出：“昨天的惨案，这也是放出野兽来噬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好友陆晶清等编辑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工作之余在京从事文学事业。最初以写诗歌与散文为主，当时即被称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到后期创作不少短篇小说。五四以后，革命青年因对旧制度不满，追求光明的前景，女子尤甚，但现实又是那样无情，所以她们苦闷、彷徨。石评梅前几年的大部分诗歌、散文都表现了这种情调，恋爱的挫折，离开父母的心绪都反映了出来。后期她写小说渐多起来，1927年发表的小说《匹马嘶风暴》，是这一时期石评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石评梅思想和创作的进步，除高君宇影响外，石评梅和鲁迅的交往也是应予以注意的。1924年石评梅和陆晶清合编《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时，深受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在《两地书》中许广平曾有记载；“今早打算以此还《妇周》评梅所索之债，但不见来。今请先生阅之。”1925年1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寄《妇女周刊》社信并稿。”这就是1925年12月24日《妇女周刊》上的《寡妇主义》。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曾至前门车站送行。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三时至车站，晶清、评梅来送。”鲁迅支持《妇周》及评梅事业，但也确曾批评过《妇周》“议论很少”。《妇周》和石评梅的进步不能说和鲁迅没有关系，1926年创刊的《蔷薇周刊》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开始发病，剧烈头痛，但她以为身体不舒服是常有的事，所以还是照常去附中教书，但病情日益加重。友人庐隐等送石评梅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和庐隐等均在医院守护，不久开始昏迷。23日由日本山本医院转到协和医院，诊断为脑炎。30日石评梅即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
1928年10月21日，世界日报社、女师大学生会、春明女校、蔷薇社及绿波社等在女师大礼堂开追悼会，庐隐报告石评梅生平事迹，焦菊隐代表绿波社致辞，女师大学生会写祭文，陆晶清从上海专程赶回北京，悲恸万分，写下了《我哭你唤你都不应》的祭文。
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纪念刊》，登载三十余篇悼念文章。
根据石评梅生前遗愿，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
石评梅逝世后，经庐隐、陆晶清等努力，编辑出版了石评梅生前所着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书。

张爱玲

简介
张爱玲（1920.9.3-1995.9.8）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0改名张爱玲。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随后接连发表《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多发表于《天地》、《万象》等杂志。
她23岁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寓。她的创作大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这些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柢，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合于一体，形成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作品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随后，又写有中篇小说《小艾》、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怨女》和评论集《红楼梦魇》等。张爱玲的电影缘《不了情》（1947年）是张氏小说《多少恨》的电影版本，讲述了女家庭教师虞家茵与有妇之夫夏宗豫一段辛酸爱情。虽然情节上未见新意，但有张爱玲奇才异女的盛名护驾，又有大导演桑弧联手，加上刘琼和陈燕燕的人缘，仍然有许多观众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去享受这段归来泪满巾的悸动。
《太太万岁》（1947年）是40年代末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作品。张爱玲继续与桑弧合作，在电影中增添了些许酸溜溜的讽刺味道。老戏骨张伐、石挥、上官云珠配合得天衣无缝，新秀蒋天流也借此走红。怎样做一个完美的太太？作时兴打扮的民国少妇依然要履行千古不变的义务，站在传统观念的阴影里推敲答案，尽管怎样做都不能完满。
《哀乐中年》（1949年）张爱玲与桑弧的三度合作，默契和灵感的火花使编和导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这却成了这对创作绝配的最后灿烂。《金锁记》是一个搁浅的计划，也预示着张爱玲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分号。在风云突变的历史中，影迷们惟一可以做的只是寻一处幽静所在，想像一下张瑞芳扮成曹七巧的模样，顺便留意小说中欣赏月亮时的苍凉快感，对人生中“不彻底的现实，永不完满的情愫”发一番感叹。将近十年后，张爱玲才有机会重续电影不了情。
1956年起，她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陆续编写了10个剧本：1956年《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1960年《六月新娘》、《温柔乡》，1962年《南北一家亲》，1963年《小儿女》，1964年《南北喜相逢》和60年代的《一曲难忘》（又名《魂归离恨天》）。此后，张爱玲再没创作过电影剧本。如今，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许多电影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片。

语录一
1、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张爱玲对胡兰成说的话。
2、“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哀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3、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出自《张爱玲语录》
4、一个知已就好像一面镜子。
5、替别人做点事，又有点怨，活着才有意思。
6、教书很难——又要做戏。
7、书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
8、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
9、笑全世界便与你同笑。
10、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半生缘》
11、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12、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玫瑰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玫瑰就是衣服上的一粒饭渣子，红的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13、我们都是寂寞惯了的人。
14、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
15、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
16、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17、牵手是一个很伤感的过程，因为牵手过后是放手。
18、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一枝桃花。
19、人生恨事：海棠无香；鲥鱼多刺；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高鹗妄改死有余辜。
20、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21、小小的忧愁和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
22、感情这东西是很难处理的，不能往冰箱里一搁，就以为它可以保存若干时日，不会变质了。
23、人类总是害怕自己未知的东西。
24、记得绝望和希望，彼此厮杀。
25、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26、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大多数事情超出我们的理解之外。
27、我是一朵不开花的花，尚未学会绽放，就已学会凋零。
28、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29、人的一生中有大大小小的等待，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
30、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我的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31、啊，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32、最讨厌是自以为有学问的女人和自以为生得漂亮的男人。
33、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
34、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的出借口。
35、一个知己就好象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
36、书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
37、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38、很多女人因为心里不快乐，才浪费，是一种补偿作用。例如丈夫对她冷淡，就乱花钱。
狂喜的人，我还能想象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
39、即使是家中珍藏的宝物，每过一阵也得拿出来，让别人赏玩品评，然后自己才会重新发现它的价值。
40、但是，酒在肚子里，事在心里，中间总好象隔着一层，无论喝多少酒，都淹不到心上去。
41、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

年历
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
1922年迁居天津
1928年由天津搬回上海，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1930年改名张爱玲
1939年考进香港大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投入文学创作
1943年发表《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作品
1944与胡兰成结婚
1945年自编《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同年，抗战胜利
1947年与胡兰成离婚
1952年移居香港
1955年离港赴美，并拜访胡适
1956年结识剧作家赖雅，同年八月，在纽约与赖雅结婚
1967年赖雅去世
1973年定居洛杉矶；两年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95年九月逝于洛杉矶公寓，享年七十四岁

姐的欢喜

民国四大才女

民国四大才女（民国时期的四位才华横溢的女子） 0 0

四大才女
民国四大才女为：吕碧城（一说庐隐），萧红，石评梅和张爱玲。

吕碧城

萧红

石评梅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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