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军政指挥员） 0 0
傅崇碧(1916年—2003年)，四川省通江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军长，率部坚守铁原。卒于二零零三年。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
本名:傅崇碧 别名: 字: 号: 所处时代: 民族族群:汉 出生地:四川通江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指挥“铁原战役”
人物简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四川通江县区少先队长、青年团区委书记，中共通江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川陕省工作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指导员，四大队组织股长，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分校二大队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十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人物生平
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
傅崇碧同志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宣传员、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治委员、特委书记、川陕省工作团团长等职，参加了川陕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股长、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东南、晋察冀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政治委员、旅长、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绥、大同、怀来、丰镇、张家口、易县、青沧、正太、大清河、冀东、石家庄、平津、太原和进军大西北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军长，参加了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后期战斗和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回国后，他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1965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抵制和斗争，在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中，遭到诬陷、打击和迫害，离开北京失去人身自由长达6年半之久。回到北京后，他先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加强军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顺利实现全区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做出了贡献。
傅崇碧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傅崇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主要生平
记者访问
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左辗右转，才通过几道“关隘”而获准进入301医院康复楼采访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傅崇碧。尽管再三与警卫班的同志“理论”，也无法让一同专访的摄影记者进入。于是，在遗憾中，独自步入……
一位高大的老者正躺在病榻上输液，一位年长的阿姨同一位小伙子协助着给老者进辅食，房间内的电视播放着新闻节目。这位老者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傅崇碧，而那位年长的阿姨就是将军的夫人黎虹。正在接受疗养护理的老将军，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回忆
“我的家乡是四川通江县溪嘴村。爷爷是个教书先生，父亲是铁工，母亲是农村普通的劳动妇女，略识几个字，很能干。”傅崇碧的祖父辈家境还算富足，属中农偏上，爷爷在地方上也算个知识分子，于是六七岁时小崇碧就跟从爷爷学文化。
小崇碧8岁那年爷爷去世，家中境况就日见艰难。不到一年，母亲又因病撒手西去。为了把丧事办好，小崇碧的父亲把田产当了出去。谁料不到3年，照料自己的奶奶又告别了人间，家里只好又卖掉一部分地产给奶奶办丧事。于是，家庭状况由上中农降到贫农，失望中，小崇碧的父亲给他娶了个后娘。父亲在艰苦度日中送小崇碧上学，农忙时小崇碧主动帮着做些农活或放牛。
有一回，小崇碧放牛时没在意，牛跑到地主家的稻田里糟蹋了一些秧苗。地主的儿子看见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小崇碧抽打了一顿。少年气盛的小崇碧咽不下这口气，当即还手。这下可闯了大祸，地主到傅家大闹，父亲叩头道歉又赔稻籽，但地主还是不罢休，提出许多无理条件。“当时，我挨了父亲的打，又遭到地主的骂，心里不是个滋味。”这件事在傅崇碧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深深的印痕，使他从心里对剥削者充满了刻骨仇恨。
加入共青团
1932年12月那个冰雪严寒的冬季，一路浴血奋战的红四方面军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千里西征，从鄂豫皖进入陕川地区。这时，参加过“吃大户”斗争的傅崇碧跟随自己的在校老师（地下党员）离开了家乡。傅崇碧在这位老师身边感到心里踏实，只是寄望着哪一天脱离苦海，翻身做主人。后来他的表现得到地下党的认可，经几次组织上的谈话，傅崇碧被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天，年已耄耋的老人对70年前那庄严而神圣的一刻记忆犹新：“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门窗被紧紧地关上。我虽然尚不懂得宣誓的神圣意义，但我却有一种预感，觉得那一刻必将改变我的一生，让自己走上一条光明道路。我激动得热血沸腾，跟着老师举起了拳头，压低声音诵读了那永远激动人心的誓言。”
不多久，傅崇碧走进了光荣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并在第一次战斗中便缴获了两支枪、一把大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后，他就被安排到家乡做“扩红”工作。于是，这个才十五六岁的“娃娃头”走到哪里，身后总少不了跟着一帮子半大小鬼，叽叽喳喳嚷着，又缠又磨，让他替着说情加入红军。可别小瞧当年的“小不点”傅崇碧，热情高，嗓门大，在做“扩红”演讲时很有鼓动性，台下总是掌声雷动，群众情绪高涨。据了解，傅崇碧在通江任县委书记前后那段火红的岁月里，仅通江一县先后参加红军的就有近三万人。（二）深深的伤痕诉说着难忘的岁月
采访中，老将军的夫人黎虹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撩开傅崇碧身上的衣物，只见上下有七处不小的疤痕或深或浅地印在老人的肌肤之上。
1933年10月，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调集20万大军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一次战斗中，傅崇碧带领独立团坚守山头阵地。山上枪打得很急，子弹不断地从头顶呼啸而过。有一回，正当傅崇碧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只听得子弹响声不对头，便赶紧低头，但一颗子弹仍从他的后脑勺打进。他当即晕倒过去，清醒时已被送进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医院伤口才恢复。今天，后脑勺那深深的伤痕依稀可见，这伤痕承载着几多沧桑与厚重，也承载着几多英勇与荣光。
在敌人的重重围攻下，根据地内部的地主反动武装也非常猖狂。有一次，傅崇碧带着工作队与民团遭遇。因寡不敌众，只得边打边撤，最后退到一座山顶上。山上树很多，但下山的路只有一条。民团有100多人叫着往上冲，傅崇碧这边才十多个人，几支手枪。打到最后，大家只得从悬崖上往下跳。傅崇碧纵身跳下去，头朝下被挂在树藤上，离地面还有一丈多高。傅崇碧用脚使劲蹬缠在腿上的树藤，一下子头朝下掉了下去，脸被石头划开一条大口子，血流如注。于是，这明显的疤痕永远“雕塑”在老人的脸庞上。采访时，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笑言：“当时，敌人从山上往下扔了一颗‘马尾’手榴弹，被树枝挂住了，没有爆炸，不然我也就没命了喽。”
1935年初春，傅崇碧怀着难离难舍的心情，告别了父老乡亲，带着2000多名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加入了红军长征的行列，匆匆离开了生己养己的川陕革命根据地。5月前后，傅崇碧所在独立团担负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撤离转移与红一方面军汇合的任务。在一次狙击敌人的战斗中，双方距离不到百米，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突然，一颗手榴弹飞来，在距傅崇碧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傅崇碧只觉得腿一麻，便不能动弹了，鲜血涌流而出。这时，天还未明，傅崇碧躺在担架上，因流血过多而迷迷糊糊，只感到口干舌燥。天亮时，医生来换药才发现绷带已被血浸透了。在行军中，转移了二十多天的傅崇碧被安排在一个喇嘛庙内又养伤二十多天。从外表看，伤口似乎长好，但傅崇碧只觉得腿不能动，肿痛难忍。后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检查，才知腿已化脓，得动手术。手术中又取出两块不小的弹片，正是这弹片在作怪。
类似的历险经历，傅崇碧在百团大战、反“扫荡”、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诸多战斗中一次次重演，多次死里逃生。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位功勋卓越的战将，1955年傅崇碧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勋章。每每回想起战友们横尸遍野，有的同敌人尸体抱在一起无法分开这些惨烈的情景时，老人只是以泪水作答，几度泣不成声：“我向来认为，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生命、时间和岁月，并不纯属于个人。对于我们这些矢志献身革命、经历过多年革命战争的人，生与死早已被置之度外了。”的确，战地成了遗址，战友的笑容成了遗容。没有人说出究竟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战争年代，他们用生命写就一曲壮歌。
记得去年在采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时，她披露：“文革”中总理曾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周恩来的胞弟，周秉德的父亲）”。其实，周同宇就是和王光美的哥哥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案子报到江青那里，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总理找到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商量，傅崇碧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以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总理接受了傅崇碧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把“拘留”改为“拘捕”—拘留时间短，而拘捕则不同了。
此类全力保护同志或老帅，打折扣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的故事，傅崇碧今天也记不清有多少。但是，他为此埋下了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处心积虑地把自己打倒的祸根。
1968年3月22日，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篡军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3月5日夜，傅崇碧为当面汇报清理鲁迅书信手稿去处，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联系好，然后带三人分乘两辆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经允许后驱车进入，旋即落入了江青一伙预谋的政治圈套。3月22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时，一口咬定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其后甚至捏造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并进而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林彪诬陷捏造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进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接见全体到会成员，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一伙就此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残酷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人，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影响。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傅崇碧被“杨余傅事件”冤案而丧失自由7年之后终于回到北京。1974年9月30日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应邀出席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三人被“解放”后第一次重逢，面对熟悉而陌生的人民大会堂，怎能不感触万端—7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相见后，他们只能用辛酸苦涩的微妙的笑作见面礼。第二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7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二度出任卫戍司令，傅崇碧心里自然很不平静。
作为全国皆知的“杨余傅事件”的当事人，傅崇碧的一些亲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的。多年以来，傅崇碧并没有过多地对人讲这个问题，“从个人角度讲，历史上的恩怨是非不值得永远记在心上。今天，我们没有必要为个人的遭遇发出叹息和怨尤，反而应为我们能够与党的正确步伐一道前进而感到欣慰。”
1985年6月，年届古稀的傅崇碧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把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实上去，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是，傅崇碧退而不休，时时处处关心党和国家、军队的大事，还适时同在任的有关领导同志推心置腹，交流看法，提出个人建议，不少建议被中央采纳了。
“过去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退下来以后时间充裕了，就坚持读书和学习。”傅崇碧时常告诫年轻人多读书，多学习，接受新知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汲取历史的成功经验，记取失败的教训，保持党的光荣传统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把个人融入到社会的发展之中去，融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轶事典故
铁原战役
消灭美国第六军和第十七军两万五千余人。
战斗过程
过程简述：1951年春，中国志愿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消灭美韩军队四万多人，但很快美国就通过空军切断了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几十万大军陷入困境，加上朝鲜人民军临阵退缩，不战而逃，使得弹尽粮绝的中国志愿军陷入美国的反包围中，伤亡惨重．志愿军虽然艰难撤到了三八线，但美国几十万军队也追杀而来，企图一举摧毁志愿军主力，重新夺取北朝鲜。危急形势下，彭德怀元帅决定发动铁原战役，在铁原与美军进行一场决战，阻止其前进步伐。而这一重任就落到了唯一弹药充足的63军身上了。
身负重伤
年仅35岁的军长傅崇碧临危授命，率63军在铁原设伏，与美军进行了惨烈的大战，战役过程空前悲壮，因为一旦失败，志愿军就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朝鲜战争的历史也将改写。傅将军兵行险招，以攻为守，命令部队主动出击，将美军前后切断，发挥“野战，近战，肉搏战”的优势，与敌人奋力拼杀，经过四昼夜苦战，美军终于力不能支，全线撤退．而63军也损失惨重，傅将军也身受重伤昏迷。
战后手术
战斗结束后，经过四天的手术，傅将军终于苏醒过来，医院里，他看到彭德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兵”，一语既出，在场的人无不泪如雨下。彭将军也坚定的告诉他：“给你兵，我给你补两万”，一个星期后，两万新兵补充入63军，足见此战伤亡之惨重。
美军情况也差不多，伤亡一万五千人，本以因收复汉城而得到支持的美国远东总司令李奇微上将因铁原战败受到抨击。
200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将军晚年
将积蓄捐给“希望工程”
傅崇碧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01年“七一”前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老将军委托儿子傅欣专程从北京赶到成都，将自己的积蓄20万元捐献给四川省的“希望工程”，在他的家乡、革命老区通江县建一所希望小学，以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家乡人民和家乡教育事业的深情厚谊。
“将军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从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最爱吃的菜就是地瓜、土豆，尽量从工资中节省下钱来。”傅崇碧将军的秘书姚志利十分动情地向记者谈起老将军的生活。“本来，父亲那次想亲自将这笔钱送到家乡人民的手中，但因年事已高，加之身体状况欠佳，医生坚决反对才未成行。父亲十分遗憾。”将军的儿子傅欣说，“他一再叮嘱要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千万不要搞什么树碑立传。”
傅崇碧自1935年初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生长养育了自己的乡土。60年代初期，他因公到重庆，成都军区的领导同志中有不少自己的老战友，他们热情地欢迎傅崇碧到家乡看一看，走一走，傅崇碧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地政府为欢迎他回去，还特地为他准备了医生和车子。这时，有人告诉傅崇碧，通江县政府门口等他的人成百上千，想向他打听同他一起参军的亲人的下落，其中有些还是多年翘盼儿孙胜利归来的孤寡老人。那一刻，傅崇碧的心情非常沉重—“多少优秀儿女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告别父母，离别家乡，从此一去不还，永远地长眠他乡，而带他们上火线的我却活下来了。我该如何面对成千上万死者的亲属父老？”傅崇碧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复杂的感情，因此尽管非常想念故乡的父老乡亲，但还是没有成行。
小傅崇碧6岁的黎虹，自老伴进医院康复楼来，一直陪伴照顾。二人自延安“抗大”相识，相濡以沫六十余年。傅崇碧笑言，自己是先结婚后才懂得恋爱。“我们是经组织介绍认识的，那时候不会谈恋爱，也没时间谈感情上的事，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当时，‘抗大’总校分开，我要分到二分校，如果不结婚黎虹就不能到前方去。”就这样，临走之前，他们在组织的催促下结婚了。“婚礼只请几位领导吃了个便饭，喝了杯喜酒。在晋东南农村，两床被子往一块一抱，就算结婚了。”
一儿三女都事业有成，没有因出身名门而高高在上或借势谋利，相反在“文革”中一同无辜地受到牵连，家被抄，当兵的被清出部队，上学的被勒令退学，都改名换姓，下放农村，连北京户口也被吊销了。值得欣慰的是，而今子女们不断弘扬父辈的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岗位做贡献。1978年，女儿黎燕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事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学历低、起步晚等客观现实，使她更为发奋努力，进取向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得到了国家、社会的认可，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三项，还被评为“中国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并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傅崇碧的晚年生活很平民化，散步、看报、收听新闻、接受按摩、休息，最大的爱好是钓鱼，多次获过北京市老年协会组织的钓鱼大赛一等奖。“扪心自问，我的一生无愧无悔，更无他求。现在，尽管时有病痛，但我的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精神愉快。应该说这是革命生涯对我个人生命的馈赠。”（来源：2003年第3期《人物》杂志）
编者补充：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傅崇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新闻报道
1966年5月，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文革”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傅崇碧保护了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及专家、学者。但傅崇碧也由此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人的不满。
保护叶帅和小平的子女
“文革”初期，林彪听说叶剑英的两个孩子和邓小平的一个孩子在北京卫戍区部队当兵，要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傅崇碧闻讯后，马上先派人通知他们离开了。1968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要谢富治去抓叶剑英、邓小平的孩子。但谢富治这个人很滑，自己不愿去，而是让傅崇碧去执行。傅崇碧表示，这需要先给叶帅打个电话，报告他老人家。谢富治坚决不同意。傅崇碧坚持说：“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谢富治嘱托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最后还是谢富治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
奉周恩来之命秘密转移一批老干部
“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及时地将一批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们之中有谭启龙、江华、杨尚奎、刘俊秀、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渭清、欧阳钦、黄火青、曾希圣、程子华等。他们被分别安排在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住下，周恩来专门指派有关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他们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但中央文革一伙人故意将他们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使他们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他住在京西宾馆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与警卫部队纠缠。造反派冲进宋任穷的房间后揪着他就往阳台上拖，个别人还在混乱中对宋任穷拳打脚踢。他们拿出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强行揪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傅崇碧立即指挥警卫部队夺回了宋任穷。
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来，不无担心地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说：“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您看行吗？”周恩来果断地说：“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傅崇碧亲自指挥转移这些老同志，秘密地来到了东高地。造反派见这些老干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一栋灰色的小楼。这里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在，周恩来也在场。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还没坐下，陈伯达就首先发难。“哪些人？”傅崇碧故作糊涂。江青生气地拍着桌子质问道：“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傅崇碧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反问道。“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是不知道？”姚文元也在起哄。“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毛泽东的电话解了傅崇碧的围，也解了周恩来的围。傅崇碧立刻从钓鱼台来到了中南海。吃过饭后，毛泽东与傅崇碧聊起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问：“砸烂‘猪头’（指朱德）的大字报还有没有”傅崇碧说：“有。”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不能分开，没有猪（朱），哪有毛。”傅崇碧接着说：“总理讲了，现在那些省委书记、老部长被搞得没有办法了，造反派要抓他们。总理要我们把他们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总理做得好，你们也做得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这样搞不好。”傅崇碧说：“我还没有交待清楚，他们还会追问我。”毛泽东说：“不要紧，再要找你追查，你就说我叫你办的。”毛泽东这样一讲，傅崇碧就有了尚方宝剑，不怕了。毛泽东讲完后，快到凌晨4点了。告辞出来后，傅崇碧径直回家了。
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到毛主席处问傅崇碧走了没有，毛主席处说傅走了。他们又打电话到卫戍区也没找到傅，到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找到傅，最后打了傅崇碧家的电话，要他赶快来。傅崇碧马上又到钓鱼台。江青、康生都还在，周恩来也在。
江青首先问：“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傅崇碧说：“没有叫我回来嘛！”江青又问：“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还没交待清楚，你赶快交待。”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傅崇碧心里有了底，只是喝水抽烟。康生站起来了，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你为什么不交待，讲清楚？”傅崇碧火了：“你们去问毛主席。”江青、康生听到这里便说：“你怎么不早些讲。”傅崇碧说：“我说上面让这么做的，你们不让我讲话。你们去问主席去，主席叫我这么办的。”见毛泽东干预了，江青、康生再也不敢讲了，对傅崇碧态度就好了，还说：“不要讲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二度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企图拉拢傅崇碧，傅婉言拒绝，得罪了林彪。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林彪宣布了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的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的决定。其实在两天前，傅崇碧已被弄到沈阳，名义上担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实际上是被监控起来。此后，傅崇碧在沈阳、辽源被监禁长达7年之久。夫人黎虹和子女都被专案组赶到了沈阳，改了名，编了号。儿子傅欣也被解除军职勒令回家。就这样，傅崇碧一家被清理出北京，北京户口也没了。
“九·一三”事件后，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解放。1973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讲：“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1974年秋，周恩来专程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问：“杨成武和余立金都出来了，为什么傅崇碧还没有出来？”后来毛泽东从长沙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发了火，说：“傅崇碧在什么地方？你们说在北京，在北京我要见他。”这样，江青等人才派了飞机匆忙去东北接傅崇碧。
一到北京，叶剑英、聂荣臻老帅派人来看他，并给他打招呼：“只带耳朵不带嘴。”第四天下午，周恩来派人把傅崇碧接到了305医院。周恩来一见到傅崇碧，就紧紧握住他的手，使劲地摇，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1975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为陈锡联，第一政委纪登奎，第二政委秦基伟。纪登奎、秦基伟和傅崇碧3个人主持日常工作。陈锡联因为在中央军委工作，不常在军区。
被正式任命前，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找傅崇碧谈话。周恩来对傅崇碧说：“有人不欢迎你在北京工作，要你到广州或者成都、昆明去。”周恩来接着说：“你就在北京，把你的卫戍区工作再搞起来吧。”
1975年初，江青在京西宾馆接见来京开会的各省市负责人时，通知傅崇碧参加。江青和与会者一一握手。走到傅崇碧跟前时，江青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回北京是我和主席说的。”显然，江青是想让傅崇碧说些感谢她的话。但傅崇碧没有说，只是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江青一听，握着傅崇碧的手一下甩开了，很不高兴地走了。
1977年9月12日，粉碎“四人帮”一年后，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就这样，相隔11年之后，傅崇碧二度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也是建国后惟一两次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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