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重庆忠县人长篇小说作家） 0 0
罗广斌（1924－1967），重庆忠县人。著名作家。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1948年被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跳楼自杀。-
本名: 别名: 字: 号: 所处时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重庆忠县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中文名:罗广斌 民族:汉族 籍贯:重庆忠县 代表作品:《在烈火中永生》；《红岩》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4年 去世年月:1967年 职业:作家 政党:中国共产党
生平介绍
罗广斌读中学时，为争取婚姻自主与封建家庭决裂，离家到昆明求学。在昆明他受到民主运动的影响，于1945年参加了昆明地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1947年在重庆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1948年3月在重庆加入共产党。9月1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他先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后囚禁于白公馆。在狱中，他和战友们一起同敌人展开了各式斗争。为争取活着迎接解放，白公馆党组织秘密制定了“狱中策反越狱计划”，通过陈然和罗广斌的努力，将看守杨钦典策反成功。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白公馆”开始了大屠杀，到深夜3点多钟时共9批29人被杀。此时，还有19名“犯人”关押在牢中。然而渣滓洞尚有100多人未处决，故杀手全部赶往渣滓洞。白公馆的“犯人”由看守长杨进兴全权处理。面对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杨进兴心里发慌，他命令杨钦典一人留下看守，自己带领亲信逃离了白公馆。通过做工作，杨钦典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19名难友被编成5个越狱互助小组，在黎明前的黑幕中冲出了白公馆。尽管被敌特武装发现，但是他们冒着密集的机枪扫射，冲向后坡的山林中，安全脱险。
1949年12月初，罗广斌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12月中旬，他被组织指派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收集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烈士资料。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会结束后，他和刘德彬一起，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作为幸存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宣传中。为使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受到教育，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把演讲用文字写了出来。1956年底，他们三人合作的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初稿完成；1958年，罗广斌下放到长寿湖农场；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了他们三人合写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沙汀、马识途等一批老作家，以及许多考领导、老干部和编辑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锢禁的世界》经过修改，最后定名《红岩》。1961年12月，署名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红岩》一发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罗广斌一下就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尽管他的名气如日中天，但由于当年他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在“文革”前，就反反复复地审查了四次。“文革”开始后，罗广斌首当其中地受到冲击。1967年跳楼自杀。
家庭环境
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是川东忠县的贫农兼木匠，父亲十九岁中秀才，科举制度废除后，被保送进入成都东洋学堂。罗广斌出世时，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毕业于法政学校的母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系国民党员。大哥罗广文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第七编司令，统率17万大军，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罗家声势显赫，田产富庶，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罗广斌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中，被家人溺爱，未尝过生活的愁苦滋味。
1939年2月，为躲避空袭，罗广斌随父母暂时迁居到洪雅县城，就读于洪雅县中学。他喜欢文学，爱读欧洲古典小说，少年早熟。1940年，读初中四期的罗广斌与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罗广斌异常执着，这时他还不满15岁。他被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在《秋天里的春天》中描述的纯洁爱情打动，渴求真挚的情感。单纯的罗广斌认为家人非常爱他，一定会理解他，但家人知道他与家道中落的商人女儿的恋爱关系后，坚决反对，原因不是因为他早恋，影响学业和成长，也不是嫌牟学莲的人品才貌，唯一的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家的子弟，不能作商人的女婿，就是我们不管别人也要说闲话，骂我们家教不严”。这个保守的封建家庭对追求自由的罗广斌非常严厉、专制。为切断罗广斌与牟学莲的关系，父亲中断罗广斌在洪雅的学业，将他带回成都，并对他的一切行动进行严密监视。从1940年到1943年，罗广斌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徒式的封闭生活，三年的禁锢并未锁住他对生活的热情，对自由的向往，却加深了他对家庭的不满，对腐朽的愤恨。罗广斌逐渐看清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毒恶，看清封建势力对年青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恋爱遇到的巨大阻力触动了罗广斌性格中的叛逆因子，他渴望挣脱樊篱。为追求自由与平等，他与家庭抗争，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
正当罗广斌与家庭的矛盾激化，但又苦于无法找到重获自由的出路，而陷入痛苦时，他遇到了同乡马识途（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反抗精神，并真诚地告诉他：“恋爱是年青人的权利”。在马识途的帮助下，罗广斌对个人恋爱与家庭情感的矛盾冲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为追求个性解放，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有一条路：离开令人窒息的家庭，呼吸新鲜的空气，寻找新的人生坐标。
1944年初，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经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锻炼，认识到“血是仇恨的种子”，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投身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在西南联大附中的学习生活，是罗广斌人生的转折点，他摆脱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道路，找到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和信念。
入狱前后
1948年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被冉益智出卖的，罗广斌脱险前一直持这种观点，因他在受审时，叛徒冉益智（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劝降罗广斌，并提及他的入党自传是用绿色稿签写的，有十几页，罗广斌联想到自传清楚地写明马识途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因此认为是敌人借用马识途的名义诱捕自己，判定被捕是因冉益智出卖同志造成。一种说法是罗广斌的母亲不谨慎，把他回家的消息告诉查户口的人，并央求保护，被特务侦察到，第二天就被捕了。一种说法是罗广斌的哥哥知道他回家，怕他闹事闯祸，因而让特务头子徐远举把他抓起来加以管教，但提出要求：必须确保罗广斌的生命安全。造成罗广斌被捕的原因确切地讲，首先出卖他的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敌人通过叛徒之口得知罗广斌的身份，但对其下落不清楚；随后，罗广文向徐远举提供弟弟罗广斌的行踪，导致罗广斌被捕。
1948年3月1日，罗广斌赴秀山前，重庆地下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由刘国志、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入党，候补期9个月，其工作关系属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的学运系统，刘国志曾将罗广斌的入党自传交给冉益智。按地下党组织的纪律，领导成员对各自领导的组织和人员的具体情况，一般是互不通报的。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心多手长，他从冉益智那里看到罗广斌的自传，知道罗广斌入党之事。
1948年4月，刘国定、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并竞相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刘国定抢先一步，供出罗广斌的身份；冉益智也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情况合盘托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得知罗广斌是国民党第七编司令罗广文之弟，于是将罗广文约到重庆城内老街慈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办公室。
徐远举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详情告知罗广文，并向其保证不伤害罗广斌的性命。罗广文怕弟弟闹事闯大祸，明确表态，同意徐远举派人逮捕罗广斌，帮助家人管教他，并告诉徐远举，家庭对弟弟太溺爱，他非常调皮，到处乱跑，家里对他已无可奈何，他现在已回家，住在成都家中。徐远举得到罗广斌在成都的消息后，立即派重庆绥靖公署侦讯科科长左志良于9月5日由渝乘飞机至蓉。左志良抵蓉后，经过几天的侦察和周密安排，决定于9月10日开始逮捕罗广斌的行动。
9月10日上午，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来到罗家找罗广斌，他声称带来一封署名为“马”的信件，需要亲自交给罗广斌。碰巧罗广斌与马识途约好9月10日左右联络，此事除他们俩人外，没有第三人知道，因此，他对署名“马”的信件深信不疑，出门取信，被捕。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被关押了十多天。他的父母到监狱看他，劝他不要再坚持，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他回归家庭，被罗广斌拒绝。9月下旬，左志良押解罗广斌，由成都坐飞机转到重庆，先后将罗广斌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
悲剧人生
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1967年2月10日就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死亡之谜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却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江青在会上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一时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很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很多”的传言广泛传播。这说明迫害罗广斌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更多的人命运在江青的一番信口开河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罗广斌的命运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杨向东感慨地说：“罗广斌悲剧是一个政治事件，他是在文革中大动乱、大夺权的激烈斗争中含冤而死。但是迫害罗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直到1973年，罗广斌的同事杨益言、刘德彬仍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小说《红岩》在北京已经再版，然而在西师图书馆还被封存。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得以昭雪。”
至今，罗广斌的家人仍坚持认为罗广斌之死有疑点，而另外一些人一般又倾向于接受他是自杀的。周孜仁认为，“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而是我个人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革的悲剧性逻辑。
贡献
1961年，罗广斌和杨益言依据亲身经历创作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人地下革命斗争和狱中斗争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效应。至今，小说《红岩》被译为多国文字，发行量高达千万册，成为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品。作为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他的人生历程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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