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近代名人） 0 0
吕思勉[1]，中国历史学家，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著述宏富。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本名:吕思勉 别名: 字:诚之 号: 所处时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中国江苏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884年2月27日 去世年月:1957年10月9日 职业:史学家 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史学论著》《诚之诗稿》
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
1884年2月27日(光绪甲申二月初一)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常州市)。从小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十五岁﹐考入阳湖县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以求系统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政治制度。
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
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1年﹐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大学迁川﹐乃携眷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
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
学术成就
吕思勉大半生以教书为业，主讲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达五十余载，教学之余，笔耕不辍，是一位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吕思勉在史学研究中，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八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
他所著《白话本国史》强调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为通史写作开辟了新路。《吕着中国通史》上册分门别类，系统论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叙述政治历史变革，其中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题，都是过去史书缺乏系统记载的。他所著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断代史，共三百余万字。每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采用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这四 部书对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研究有疏导开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以及史学方法方面的著作，也各具有特色。
吕思勉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为人诚朴﹐谦虚谨慎。晚年想通读《道藏》 ﹐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惜未如愿﹐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
吕思勉已刊﹑未刊论著﹐80年代末计画汇编成《吕思勉论学集》 。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种断代史、通史、专史等，已汇编成《吕思勉史学论著》。另有《诚之诗稿》问世。
一生写过两部通史、五部断代史、八部专史以及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通俗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吕思勉师法顾炎武、钱大昕、戴震和章学诚等前辈史学大师，对“二十四史”等传统典籍熟读多遍，一生写下史料札记无数。
两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1923) 《吕着中国通史》(1940﹑1945)
四部断代史：《先秦史》(1942) 《秦汉史》 (1947) 《两晋南北朝史》(1948) 《隋唐五代史》(1957) 《吕著中国近代史》
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 《经子解题》 《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
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
第一、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
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第二、融合社会学的知识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
评价
吕思勉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谭其骧称他“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
他的国学基础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现代四大史家””。
但是目前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先生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界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称的。加强对吕思勉先生学术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玉祥在《怀念吕诚之老师》文中记：吕老师的考试方式别具一格，每次考试，出一道题，或出几道题选作一道，当场完成。以勿抄讲义原文为佳。命题不强调背诵记忆事实年月，而重视内容的理解。至于评分，一般都及格，但高分难得，要能正确运用史料，分析论述好，并有创见。
钱穆先生在《回忆吕诚之老师》文中记：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吕先生教他们历史地理课，如果在答题中能正确灵活地运用史料，分析透彻，论述严谨，并有创见，即使四题中仅答一题先生也会给予高分。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张耕华先生的《吕思勉：史学大师》书中记：先生所设计的历史试题大多具有说理性、现实性和探究性等特点，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科学基本理论对某个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流行的历史观点和结论进行探究、论证和说明。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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