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

早年历程

陈晓卿天生聪慧，属“神童级”少年，父母对他“开发”较早，据他自己说，他是“上学之前就可以直接进三年级的那种”。可能那时候陈晓卿就已经具备了恃才自傲的“美好品德”，他很少认真学习，更少完成作业，除一年级外，他从来没有做完过老师布置的寒暑假作业，他对学习成绩也不太在乎，升不上级也不怕，他有个校长爸爸。

也许从那时候他就学会了一点“走后门”的门道，可是后来工作中却又全忘了。稀里糊涂念完初中，转眼就该考高中了，陈晓卿似乎第一次感到人生的磨难，他没考上，自信心受到打击。这时他的校长爸爸挺身而出，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估计肯定谈到了人生理想、学习的重要性之类，从那以后陈晓卿开始认真学习。

陈晓卿自言受父亲影响很大，性格有点孤僻，自我封闭，但人缘很好，也非常有自信，对文学很有兴趣，初中时虽然功课不好，可作文还是被选入中学生作文选。那次父亲的长谈成为陈晓卿的转折点，聪明的脑袋瓜开动以后就像脚下生风的鸵鸟，三年高中，没有几个人能赶上他，高考时成绩不错，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

陈晓卿在广院学的是摄影，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功课不错，老师喜欢，属于乖学生，有没有什么“浪漫史”不得而知，反正他自己说他那时“很不开化”，由于脸比较黑，可能也不太容易引起女同学的好感。

四年大学念完，陈晓卿被推荐直接念研究生，投奔朱羽君老师门下，专业是摄影美学，多好听的名字，让人羡慕。更让人羡慕的是陈晓卿念完研究生就顺风顺水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了他的纪录片生涯。

创作经历

处女作遭遇伊文思

1986年，本科快要念完的时候，陈晓卿获准到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实习。

当时军事部带陈晓卿实习的是纪录片界有名的两位大人物韩金度和刘效礼，他们对这个闷声不响的小伙子非常照顾，经常安排他出差。

出差对任何一个实习生来拍了七天，拍了很多素材，回来后编了一条新闻，只用了很少一点儿素材。陈晓卿心疼自己拍摄的东西，不忍心就那么扔了，于是一个人偷偷地在机房里编着玩，今天这样编，明天那样编，反正也没人管他，编来编去竟编出15分钟，刘效礼偶然看了一眼，觉得不错，就对陈晓卿说这是个好东西，给它起个名字叫《战士从这里起步》吧，再好好改改，润色一下，可以在《人民子弟兵》栏目里播出。

陈晓卿高兴坏了，很快请来播音员铁成和《西游记》的音乐编辑王文华，他们可都是圈内的大腕，他们看了片子以后都很喜欢，于是答应做解说和配乐。就这样，《战士从这里起步》成片了，很快作为建军节献礼片播出了。这对于一个未毕业的实习生来说够可以了，陈晓卿也有点飘飘然了，可是不久他便领教了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实习结束，陈晓卿回到广院念研究生。适逢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到广院讲课，陈晓卿作为惟一的一个学生参加了听课，他的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也被学校作为学生作品推荐给伊文思看了。老家伙厉害得很，盯着一个战士哭的画面问陈晓卿：“你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这一问震动了陈晓卿。

当时他所受的教育里就没有“不关机”这样的概念，广院的老师教他的是“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那个画面是近景，陈晓卿以为拍得已经够长了，可在伊文思看来，还是短了。伊文思的批判让陈晓卿明白了一个道理：纪录片不只是按照编导的意图寻找什么，还要表现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本身。

捧几个大奖回来

陈晓卿进中央台后先到《地方台30分》，与地方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可是当时他却没有片子拍，熬了一两年才有机会摸摄像机，把海南某个地区的十几个县差不多拍了个遍，可拍出来的东西又让一个二把刀给编坏了，从那时起，陈晓卿下决心自己做编导。

机会来了。1991年南方发大水，淮河流域的水把村子围成许多小岛。陈晓卿奉命拍摄一个与洪水抗战的片子，片子取名《孤岛纪事》，他和摄制组在一个村子里呆了20多天，扛着摄像机把村子里的许多生活场面完整地拍了下来，不光有与洪水抗争的场面，不拘泥于表现主流意识形态，还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水村的真实生活。

台领导很快审看了片子，评价不错，在台里播出后引起一定反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示要把《孤岛纪事》送法国戛纳电视节参评，接着让陈晓卿做英语版，陈晓卿在安徽做英语版的过程中，又与安徽台的同事开始策划一个新的片子———《远在北京的家》。

该片是反映保姆生活的，关于这个主题陈晓卿早在广院念书时就动过念头。有几次坐火车回家，与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一趟车，听见她们说话时故意卷着舌尖说北京话，陈晓卿就觉得有意思，特别想用摄像机把那种情形拍下来。看起来这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的变化，其实反映出保姆们许多心理、生理甚至生活追求上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也可看出中国社会的变化。

这一点陈晓卿自己也深有体会，他刚到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接受北京，每次从火车站出来，不管同行的有多少人，车站周围旅馆拉客的人都会直奔陈晓卿，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外地人，可是几年下来，他也被北京改变了很多，他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满口都是儿化音。

陈晓卿与摄制组一同回到安徽，到无为县，在县妇联的帮助下找到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离家的那一刻起开始跟拍，一直拍到进入北京，在某个家庭做起保姆。摄制组是临时组建的，是一个“草台班子”，经费很有限，一家冰箱企业给出了三万块，后来又找了三万，出差时只能坐火车，还常常自己往里贴钱。拍摄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为了与保姆们保持联系，有时不拍片也要去看一看她们，直到现在，她们有事还会跑到中央电视台找陈晓卿。

片子拍出来好评如潮，为了向老师汇报，陈晓卿把粗编带给朱羽君老师看过，朱老师感动得哭了；也给周传基老师看过，周老师看完兴奋地骂了一句“他妈的”。摄制组还邀请一些专家和各路记者搞了个研讨会，颇煽呼了一下，牛了一把，陈晓卿感觉良好。1993年《远在北京的家》送去参加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得纪录片大奖。市场也很好，卖出去几万美元。获奖后的陈晓卿在纪录片界名声大震，片约不断。

1993年底，他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龙脊》，经费充足，不像在拍摄《远在北京的家》时那样，把设备科的人灌醉了偷出摄像机去拍，但因为拍摄地点定在广西山区，苦、累以及山区教育的落后都超出了陈晓卿的预料。

直到几年以后在接受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访问时还忘不了那种感受：“第二天早晨开始爬山，到了下午两点才走到一个寨子。我累极了，躺在板凳上，头耷拉在地上就睡着了。后来有人叫醒了我，我坐起来，看见对面坐着四个人，是要拍摄的学校的老师，来向我介绍情况，其中一个特认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念：‘亲爱的领导同志们……’我累坏了，耷拉着脑袋听着，突然没声了，我一看，四个人都在哭，可能是这样的场合太让他们为难了，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

《龙脊》前期拍了数月，编了数月，播出后比《远在北京的家》影响还大，许多人都是哭着看完的。1995年该片获得四川国际电视节特别奖。

拍摄过程中陈晓卿与片中的那些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还与一个叫潘纪恩的学生结了对子，每年提供学费，打算供他念完大学。陈晓卿对寨子的印象非常好，几个月的拍摄，感情很深，他简直就变成了寨子里的人，拍摄完成，摄制组走的时候，全村1000多人都出来送他们，一直送到山口，哭声一片，轻易不流眼着的陈晓卿也忍不住哭了。

《龙脊》之后的陈晓卿一度陷入迷惘，又做了几个小片子，比如《大哥大、桑塔纳、破小褂》，但没有突破。这时历史进入了1996年，中国电视纪录片成为文献纪录片大联展，陈晓卿的摄像机镜头不断对准中国现代史的领潮人物，先是朱德，接着就是刘少奇。

有了这两部片子作为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的敲门砖，陈晓卿很快被一个更大的纪录片计划拖住了，那就是由文学博士肖同庆担纲主撰稿的《百年中国》。按肖博士的构想，《百年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结构，先拍300集，一集8分钟，带演播室和主持人，有史有评，做成一部客观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纪录片。

肖同庆带着几个文史方面的博士后和博士进住了中组部招待所，生孩子一样弄出了十几万字的初稿。那时陈晓卿还忙于《刘少奇》的善后事宜，等他拿到稿子的时候，他说稿子是好稿子，但不适合拍电视，他没有表态该怎么改，因为他要看一段时间的资料，重新梳理一下对中国近一百年历史的感觉。

一晃几个星期过去了，陈晓卿仍说没有感觉，但他与肖同庆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把《百年中国》拍成一部可以触摸的历史，可究竟怎么触摸，不知道。摄制组的人一边改稿，一边探索，一次次地开会，一次次请历史专家座谈，有些感觉了，方案也改到第六稿，开拍吧。找来了主持人，约定了演播室，编出试验版一看，不对，只有8分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完了。可是这时台里又来了通知，每期节目要压缩到5分钟。陈晓卿和肖同庆都有点儿傻了。怎么办，播出日期一拖再拖，如今时间又缩短了，这片子可怎么做？

有时压力的确是个好东西，不紧不忙，什么也弄不出来，一挤一压，反倒出来了。陈晓卿和肖同庆憋了两个星期，憋出了六集样片，拿到台里去审，一片叫好，台长下令原来的300期要扩充，扩到450期，播出时期定死在2000年元月1号。

找对了感觉，速度不成问题，陈晓卿把他的编导思路交待给每一个分集编导，兵分八路，各奔目标。几个月的奋斗，《百年中国》如期开播，虽然时段不好，可反应非常强烈，在所有反映世纪总结的片子中口碑最好，许多电视理论家撰文评论，高度赞扬。

《百年中国》刚刚播出一半，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11点左右播放，一些观众定时等候。读史明智，陈晓卿坦言他找到了重新接近中国历史的方法，做完了《百年中国》还要做许多类似的片子。

陈晓卿曾经半开玩笑似地对朋友描述他的理想：我是个摄影师，我一个人开着车，拉着设备，我最爱的女人是我的录音师和助手，我们没有固定的居所，可能今天在云南，明天在新疆拍纪录片。这，可能是最好的。

拍摄理念

“要像以前一样的话，我们都在休假了，现在有点像每周一次的裸奔，大家在旁边品头论足。”足足抻了“吃货”们两年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以下简称《舌尖2》）终于周播亮相，作为总导演的陈晓卿却更忙了。一到星期五晚上，陈晓卿就得在5个网上平台跟网友互动到深夜，不停地回答问题，再看一遍片子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

为了给弟弟上大学凑学费上山挖灵芝和天麻的藏族小伙，东奔西走为了养育两个孩子的养蜂夫妇，无法撼动机械化带来的职业末路的中国最后一批麦客，因没有办法留住外出打工的父母而黯然落泪的留守儿童……

用味道编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看到中国的急速变化，中国农业社会结束之前的最后的容颜，正是陈晓卿拍《舌尖2》的良苦用心。尽管早在开机前他就已经放话说《舌尖2》会让更多的西方观众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不全是田园牧歌式的东西，可看到片中出现的留守儿童、高考、春运、陪读、富士康时，观众的心还是沉重起来。

从拍《舌尖1》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在“八大菜系”里纠缠，他的目的很明确，“人情比美食更有嚼头”。陈晓卿说，从单纯追求收视率的角度，那就是展现吃，“如果没有美食之外的那些承载，我可以信心满满地说，这个片子特别好看特别好吃特别刺激，但这点《舌尖1》已经做到了，《舌尖2》总得往前再走一步。”

拍了20多年纪录片，给陈晓卿带来巨大荣耀的却是一部美食商业纪录片。可对他来说，《舌尖》不过是个盆景，远不是他向往的那片森林。

“《舌尖》是一个‘温和的筐’，有些东西不能说得太直白，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筐’里。”陈晓卿说，“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表现的更多是刷了绿漆、镶了金边的社会，而一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可能更接近我们本质的生活。”

1992年拍《远在北京的家》时，陈晓卿到北京已经十几年了，可还是个跟别人挤集体宿舍的“外地人”。每次室友的老婆来了，他就得满大街溜达，一路上数灯。看着街边那么多楼都亮着灯，心想怎么就没我一间呢？

那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陈晓卿还总是车站旅馆拉客人争抢的目标。正是这种对一个城市疏离和亲切交织的复杂情感，让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特殊的“北漂”群体——安徽小保姆。陈晓卿用一年半跟拍了22个第一次到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儿，作品充满情感和关怀，片子出来，他的老师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1993年底，有了些名气的陈晓卿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龙脊》，播出后比《远在北京的家》反响还大，看哭了更多的人。这两部纪录片后来分别获得了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和1995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特别奖。那几年，荧屏上到处都是对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的记录。陈晓卿以为自己会这样拍一辈子，一直关注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和隐忍。

但后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渐渐淡出主流荧屏，中国电视纪录片成为“文献纪录片大联展”。作为一个“体制内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的镜头也自然地转向了中国现代史的领潮人物，先是《朱德》，接着是《刘少奇》。

那段时间，陈晓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恶补”党史和传记，直到今天他还能告诉你哪部高级将领的传记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实和他当年采访过的当事人所讲有出入。拍完《宋庆龄》，陈晓卿的文献片生涯告一段落，借由《见证·影像志》栏目回到普通人中间，又接上了地气。

可进入21世纪，“接地气”的风格又不受待见了，荧屏上开始没完没了地娱乐，“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不是让你笑得一脸稀烂，就是教你哭得稀里哗啦。“现在的电视生态发展太畸形，电视台有个致命的东西——收视率。其实好片子太多了，比如纪实题材的片子，那些好东西没法在电视上播啊！”一说纪实题材，陈晓卿立马来了精神，他说自己常常会看完一些独立导演拍的片子晚上睡不着觉。新上映的《乡村里的中国》、《请投我一票》，他就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

一部片子从最初极好的创意到折衷、让步、完成，这些年看得太多，陈晓卿不再习惯一脸严肃地谈理想。“20年前太不理性，很多欢乐都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现在太理性了，一点欢乐都没有了”。要说有一点成就感的话，那就是《舌尖》这个片子给纪录片产业带来的变化，对这个行业的推动，有自己的一点贡献在里面，“包括叙事的建立，印象风格的追求”。

一个朋友曾调侃陈晓卿：在电视台工作的，称为“政府鸡”，独立制片人，可以自由自在拍东西，称为“土匪鸡”。有没有想过当“土匪鸡”？陈晓卿的回答很是闪烁，他说自己是一个“内心很向往自由又特别懒的人”，连职业都是机缘巧合走到这一步，“我的理想是要当个作家，考大学的时候因为个头和眼睛，给收到摄影系了”。

在博客里，陈晓卿也不止一次提到“体制里的隐忍”。但他更多的还是满足，“经常想以前一起拍纪录片的人，我算很幸运的一个，对美食感兴趣我可以拍《舌尖》，同时代的人都还没我自由，他们心里想拍的东西还是很难找到资金、设备和团队。没人逼我必须去完成自己不愿做的命题作文，这是我比他们幸福得多的地方。”

“不需要用什么作品证明自己”

“刚才那眼神真好！”“利索多了，继续割肉！”机房里，陈晓卿面对显示器经常兴奋得两眼发光，哪个镜头一定要删，哪个可要可不要，一句话出去经常“尸横遍野”，可怜被“宰割”的分集导演心早就碎了一地。

把自己和分集导演们关在机房里，昏天黑地了好几个月，陈晓卿说自己得了“审片综合征”，可挥刀下去却一点不见手软。

“陈老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肉要一点一点地割。”导演陈硕被砍了60多分钟，到后来每一刀都砍在心尖上。

“能让他们把一个故事改12遍，删得编导直哭。”陈晓卿笑道，一次导演胡博打电话说已经剪到48分半，一个镜头都剪不下去了，怎么办？“我说你把硬盘和电脑都拿到我这儿来，我帮你砍。电话那边立刻急了：‘那算了，还是自己来。’”

还有更惨的，拍摄中因为某地方台干扰，一个完整的大故事最后硬是被删成30秒，“没办法，被剧透了啊。”对于自己的“暴行”，陈晓卿也很无奈。

《舌尖2》涉及300余种美食，拍摄了150多个人物故事，但所有编导都认为，在创作的所有环节里剪辑成了最虐心的一环。《脚步》导演李勇为了找片中林芝采蜜人花了20多天，拍摄花了4天，爬树采蜜那段用4个机位拍了4个小时。而在最后播出中，采蜜的镜头只有两分钟。《舌尖2》的成片比达到了1∶150，也就是说，观众看到每一分钟的画面，都是从150分钟的素材中剪出来的。

下手虽狠，在导演们看来，“人格魅力很强”的陈晓卿其实很懂管理艺术。编片子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不怒而威，气场强大；导演们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就摇身一变成了极有公信力的“居委会大妈”；剧组人困马乏“胃亏肉”的时候，他还会亲自下厨做一碗“憨厚的红烧肉”激发大家的斗志……粗犷的外表背后，陈晓卿的心很细。

可陈晓卿对自己的评价却是：逻辑思维能力差、心软、耳根子也软，不会摆谱，不善公关，“拉赞助，谈一个崩一个”，“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这个人记性特别不好，但对内容的记忆特别深刻，从我这儿立项的选题，每一个都能说出来谁做的，大概什么内容，它好的地方在哪，哪些地方让我心动。”陈晓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事务性工作，比如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每个月从纪录频道通过的200多份选题中优中选优，剩下的核准价格和周期，对每一个项目提出创作方向，然后从调研到选题，到文案到拍摄、播出对节目进行监理。

“但每次被问到这个节目多少钱，哎呦我得赶紧问一下，这个节目什么时间交片，哎呦我得赶紧问一下，最关键的两个都答不上来。”陈晓卿笑言自己对数字没概念，所有银行卡只有一个密码，所有带密码锁的行李箱都打不开。

真正黑下脸来的时候也有。《舌尖1》因为没拍鲁菜，有个山东朋友每天在陈晓卿的微博上留言，说胆敢来山东，来一次打一次。拍《舌尖2》的时候，各地美食都想来露一脸。陈晓卿的微博私信每天能接到30多个自荐的家乡美食，谈合作的人踏破门槛。“我老家安徽有种食物叫符离集烧鸡，为了上《舌尖2》两家老板都来找过我，东西也很好吃，但不符合我的主题，拍出来太刻意。”

后来陈晓卿发现“大义灭亲”是件特别明智的事，以后找上门的就可以轻松摆平了，“一般他们处理不了的时候，都让我来处理。因为我也没什么朋友，我也不想做官，都挡掉了，没有挡不掉的。”

陈晓卿从来不说《舌尖》拍得有多好，“舌尖肯定不是心尖”，他甚至没觉得自己有最好的作品。陈晓卿曾经是央视最年轻的高级编辑，也是中国纪录片界屈指可数的拿过多项国际大奖的导演之一。家里没有一个奖杯、获奖证书，也没有照片，没出过作品集，“那东西太浮云了，我2005年的时候就想通了，不需要用什么作品证明自己，这其实挺无聊的”。

每天被七八十个电话追着跑，作为纪录频道的节目运营部主任，组织生产占用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陈晓卿说自己“忙得没有了生活”，创作的机会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不过，从《舌尖2》剧组年轻导演们身上，能隐约看到20年前的自己，“自己很多想法可以通过他们来实现，是另外一种喜悦，也挺开心的”。

“我就是想让观众开心”

2014年年初在广州做《舌尖2》宣传，陈晓卿带一帮朋友出去吃饭，到了地方忽然发现头上冒出一个巨大的霓虹灯广告，上面闪着“舌尖上的夜宵”。街边的路灯下，陈晓卿尴尬地笑笑：“嘿嘿，早知道就不来这儿了。”

这两年，陈晓卿出去吃饭，发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舌尖”。开始是各种惊讶愤怒，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舌尖2》做后期的时候，有一天陈晓卿接到一个查问快递是否收到的电话，说是给他寄了一箱大闸蟹。没等一头雾水的他弄清怎么回事，对方就开始在电话里埋怨起剧组来：“你们要的钱太多了！”

像这样平白无故挨骂可不是头一回。“贴钱的事儿我们干了不少，要钱却从来没有过。”在陈晓卿的印象里，从第二季筹备骗子们就没消停，隔三岔五自己就得像祥林嫂一样解释一次：“你们被冒牌的骗了，先别惊动他，快去报案吧。”

当然，比起这些稀奇古怪的麻烦，“舌尖效应”带来的更多还是实惠。由于第一季的大热，第二季在立项之初就被厂商追捧，投放硬广告高达8900万元，堪比电影《私人订制》的植入广告。不少商家还通过新媒体抢搭“舌尖快车”。早在去年1月，《舌尖2》尚未开拍之时，就有一段号称“《舌尖2》预告片”的视频在微博流传。后经核实，这段视频其实是一段品牌宣传广告。更让剧组哭笑不得的是，还有“记者”追问陈晓卿：“您觉得某某品牌的产品怎么样？”

“我们都不敢说自己是《舌尖》摄制组的，就怕被饭店馆子的老板架走去拍他们的东西。”一些导演告诉记者，在前期调研和前采的时候，他们都是“匿名”状态，因为找上门来寻求“合作”的商家实在太多。

即便是对数字的反应比较“迟钝”，陈晓卿也明显感受到了《舌尖》的商业号召力，“从来没试过一个做纪录片的地位能这么主动。”陈晓卿笑道，热钱滚滚，但“靠谱的其实也不多”，有投资人点名要他拍美食片的，也有品牌要在片子里植入软广告的。“我们怎么能干那种事儿？”陈晓卿心里有数。

“美食纪录片是国际纪录片市场特别好销的一个东西，我们整个制作的模式是照着商业纪录片的套路在做，结构、影像的控制，都借鉴发达国家媒体总结的经验。”陈晓卿感触最深的是BBC的同行、《非洲》的制片人Mike Gunton谈到过的“8分钟定律”，说的是电视观众的视听忍受极限是8分钟，一个好故事要在8分钟之内讲完。开始他还只是将信将疑，直到发现《舌尖1》的第五集用11分钟讲了一个故事，播的时候看实时的收视率曲线，到了8分钟那里，“刷”就掉下来了，而且半天没起来。

“这次大家看《舌尖2》会发现，我们都是50分钟7个故事。”陈晓卿说，过去很多纪录片人有点心高气傲，很少能沉下心来仔细研究。

其实，一鸣惊人的《舌尖》并不是陈晓卿的第一部商业纪录片。早在10年前，他就接受了一次“商业”对自己“精神洁癖”的挑战。

2003年，有了笔钱，台里让做个自然类的纪录片，先请老外来做培训，接着全栏目人马分组奔向森林……4年之后，耗资1000万元、描述中国森林版图的11集《森林之歌》终于得以在2007年末一个深夜时段播出，收视率却创下同一时段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

这是陈晓卿的纪录片生涯里第一次扳着指头算钱。

“我就是想让观众开心，我不觉得观众需要培养，再说观众也不是你用片子去培养的。”现在的陈晓卿看起来很愿意放低身段去适应市场，似乎也更了解电视观众需要什么。

“在吃上一直没有禁忌，还有很强的好奇心”

《舌尖1》之后，陈晓卿的生活有了不少变化，“但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变化”，最大的痛苦就是和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老男人局’很久不能正常运转了。”说到这个，陈晓卿一脸的怀念。

陈晓卿有个著名的“老男人局”，一到饭点，他的手机上经常会收到一个问号，他回复一个感叹号，那边就回一个地点，有点儿对暗号的意思。每周至少两次，陈晓卿和朋友们吃着特别低端美味的食物，有事没事凑一块瞎聊，一聊就是好几年，彼此找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大家管这个叫“组织生活”。

“各种商业利益裹挟的圈子都不好玩，我喜欢我们‘老男人局’那样，相互之间没有诉求，大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陈晓卿说，“老男人局”阵容包括出版人、先锋戏剧导演、文化记者、主持人，见了面都互相挑毛病说狠话，不像其他的饭局，见面就互相抬举。

可现在陈晓卿却身不由己，经常碍于面子被拉到各种各样的饭馆去，“又贵又难吃，又不会说那些奉承的话。再好吃的东西，跟一帮‘大猫’一起吃，那也不好吃了”。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每一篇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陈晓卿挂在嘴边的名言，翻译过来就是，最好吃的东西肯定都是和桌上人的言谈笑语有关的，必须和聊得来的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吃出精彩。

拍《舌尖2》的时候，陈晓卿把《舌尖3》的分集都交上去了，这个自称“资深吃货”的纪录片人，一肚子都是美食故事。

陈晓卿爱吃，可平时对高大上的知名酒店却一向不怎么感冒，专爱吃胡同里别人找不到的“苍蝇馆子”。这种美食观渗透进《舌尖》，就是没有专业大厨制作的精致菜品，所有美食均出自寻常人家，特别草根。“在北京吃麦当劳的钱，在全国70%的地方都能吃得脑满肠肥了。”陈晓卿说。

1965年出生的陈晓卿把自己定位在“饥饿的一代”，成长的时候食物不够丰富，加上老家地处皖北，那里的菜谈不上什么特色，所以打小就没留下特别固定的故乡口味的烙印，“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在吃上一直没有禁忌，还有很强的好奇心”。

上世纪90年代初，陈晓卿经常去同学同事家蹭饭。“有一个杭州的同事，那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夜，他邀请我上他们家吃饭，他妈妈做的酱鸡真是特别好吃，我一个人就吃了一只。”后来陈晓卿去杭州找了很多地方，但是再也没有那个味道了。终于有一次他忍不住问同事：“阿姨最近有没有做酱鸡啊？”人家回答：“到家里太复杂了，还要洗碗什么的。你说，你挑地方，我们去哪儿吃好？”这让陈晓卿很是失落：“这两年‘吃货’多了，可选择的餐厅余地也大了，也吃得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永远都找不到了。”

2002年做了一档叫《味道中国》的节目之后，陈晓卿开始对美食正式着迷，有时候吃了不行还把它写下来。“2004、2005年我就开始写美食博客‘人老猪黄’了。我干什么事情都没长性，小时候记日记从未超过俩月，没想到博客一写就是快10年，写东西其实是件又安静又过瘾的事，跟拍片子一样”。

很多人都在博客里写吃，但陈晓卿不一样，同样写吃，他写的是氛围，写的是美食记忆，味蕾记忆。

陈晓卿写过一篇博客叫《一个人的面馆》，那是位于北京府右街的一家朝鲜冷面馆，从1982年上大学开始他吃过上千次，那时他拿着学校免费办的公共汽车月票到处拍照片，中午回不去就去吃，当年拍什刹海、恭王府、北海、辟才胡同等老照片时都是在那儿吃的冷面。一碗两毛一分钱，三两粮票，最火的时候长队能一直排到西安门大街上。

一说数字就一脸茫然的陈晓卿，说起30年前四川饭店的菜价却毫无障碍：“鱼香肉丝、宫保肉丁都是9毛钱，荔枝肉片1块1，麻婆豆腐7毛。”1982年到北京上大学，家里每个月给15块钱生活费，“一个人去吃吃不起也有点丢人，6到8个同学合资去吃，一人两块钱，准保一桌子菜，特丰盛”。

问《舌尖》里那些美食是不是都是自己吃过和喜欢吃的，回答：“不可能，我哪有那么大的胃？纪录片是我的职业，它的内容和我的兴趣爱好有非常大的差异。包括我自己在美食上的一些看法、一些理想、一些癖好，都不能够进入这个片子。”

每次出差回来，陈晓卿还是觉着能跑府右街去吃碗朝鲜冷面就特别满足。可这种让他陶醉了几十年的食物，别人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一次兴致勃勃带个四川朋友去吃，没想到人家奋力吃了几筷子，皱着眉问：这得是犯了多大的错才给吃这个啊！

陈晓卿还爱吃卤煮火烧，曾经一个月把北京所有好吃的卤煮火烧全都扫荡了一遍，但高脂肪高胆固醇也让他爱恨交加，规定自己每月只能吃一次，“我爱吃是我自己的事情，是非常私人的体验。这种私人化的记忆我会用文字表达，对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更适合去表现那些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大家对我的评价是‘扫街嘴’，所以不管是大饭店还是街边小店，我都能找到。喜欢一个东西，就会研究，就会不停地去这儿吃去那儿吃，吃得多了就知道了。”陈晓卿的手机里最多时存着京城几千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很多还被他编写成了短信，朋友需要时可以一键搞定。

如今的陈晓卿经常会被粉丝“围攻”。衣着随意，满眼笑意，面对他经常对准别人的镜头，反而有些局促。生活的节奏被打乱了，可只要有时间，陈晓卿还是会带儿子到处去吃。一旦被认出来要求拍照，他总是习惯性地赶紧把嘴擦擦，让自己的吃相尽量好点。

作品后记

制作过程

这里结集的是大家制作的三十集纪录片《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的文案，也就是电视节目的初稿。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因此，国内各种媒体都把抗战作为当年的报道重点，我所在的电视台也是这样。在年初的选题会上，许多栏目根据自身特点申报了有关抗战的选题，大家《见证·影像志》也不例外。这个片子的想法是几年前就有了。这之前，我已经做过《百年中国》等一批历史题材纪录片，对历史资料的熟稔程度已经足以向我的同行炫耀。

但是在制作过去那些片子的时候，每次总有遗憾——大量的编余资料静静地躺在边上——并不是说这些资料不够珍贵，而是由于主题和节目长度的原因，许多观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历史镜头无法在屏幕上显现。那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大家能把这些资料作为节目的主干来呈现给观众，而不强加于它大家主观的解释和评说，这对于中国观众更加真实地认识和了解自己先辈曾经走过的路程的确善莫大焉。

于是从2004年春节开始，大家以纪录片《申年记忆》开始了大家的实验。在节目中，没有个体的口述和采访，没有事先设定的主题，而是以年度为时间框架，把大家能够搜集到的当年的所有影像素材进行类型化梳理。实验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观众的认可程度，该片的收视率和音像制品的销售量都出乎大家的意料；二是对大家熟知而观众相对陌生的影像素材进行了有效地挽救。这次实验显然增强了大家的信心，所以大家在选择抗战题材纪录片制作的时候，决定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这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显然无需论证，大家选择这个时间段作为大家的叙事出发点，抗日战争肯定是贯穿于始终的主旋律。但《一个时代的侧影》不是单纯的抗战史，大家给它的定位是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生活史和民间史。因为关于抗战的更多的文本记忆在宏大叙事、重大事件、精英人物和悲情述说方面，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展示，大家不必重复。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侧影》是对上述这些主流电视节目的有效旁证和补充。

感想

中国和战争已经有五十多年的距离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可能很难体会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大家最大程度选择了百姓生活作为大家叙述的核心，目的也是为如今的人们找到体验战争的参照物。所以，在节目中，经常见到的是战争背景下的婚丧嫁娶、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意义的内容，大家要求编导在构成影像时一定要选择当时的歌曲，电影，戏剧，小说，照片，海报，家居、娱乐、饮食之类的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民俗的，有质感的东西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准确地说，这个片子应该是在战争天空下中国百姓的生活图景，这其实也是大家反复端详这些素材之后得出的感受，从那一时期的影像中，大家看到了一个民族命运的波折和表情的改变，而这些改变都是在百姓身上切肤地体现出来的，正像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的那样：“山河表里潼关路。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大家很快就感到了素材的枯竭。毕竟900分钟的容量，对于大家大脑的库存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时候，大家得到了两位先生的帮助：一位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马英魁先生，他是与我合作多年的资料顾问，对新影厂片库的资料如数家珍。

年初他新近发现的一批汪伪政权拍摄的纪录片为大家节目提供了有效的素材支持。另一位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王天竞先生，他与前一年新发现了由中国最早的纪录片摄影师孙明经拍摄的多达90盒赛璐珞胶片，为大家认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全貌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

有人说，和西方相比，中国人缺少影像历史记录的习惯。的确，保存到如今的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资料并不多，因此大家使用了由英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等国家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大量历史影像。必须说明的是，大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当年影像的完整，这既包括纪录影片的完整性和它所负载的声音信息的完整性，包括大量的国外制作的影片也都保留了其语言的原始状态，目的是让观众更真切地体会那个年代给大家提供的所有信息。

对中国的历史，鲁迅以为“从来不缺真话，而是缺少一张西方式样的，摆放真话的圆桌”。《一个时代的侧影》尝试着寻找先生首肯的这张“圆桌”，在选择历史影像的时候大家最大限度地保障资料的严谨和准确，对于那些经常被使用的似是而非的“史料镜头”尽可能找到它的准确拍摄时间地点，做到“无一字无出处”。

说实话，对于历史，大家是一群没有经过历史学系统理论培训的后生晚辈，因此大家从南京请来了李继峰博士。李博士是大家长期合作的一位历史学学者，多年来从事民国史研究，治学严谨，此前，他已经出版了多部历史学专着。他的到来对大家这些显然缺乏“历史免疫力”的菜鸟给予了有效的匡正。

六年前，杨天石先生曾经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史学研究，大家也谨以此书表达对前辈们的敬意吧。参与这次纪录片制作的岁数最大的编导不过三十来岁，很难得在如今这样浮躁的大环境下，有这样一批人夜以继日地研读他们的祖辈曾经经历的场景。中央电视台《第一线》制片人肖同庆博士为此片的前期策划贡献了才智，中国传媒大学的何苏六教授、刘红梅博士等带领十几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这项工程，广西师大出版社刘瑞琳女士、曹凌志先生为此书的出版多次催促于我，在此一并谢过。

按照天干地支的规律，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当年的那场战争距离大家整整六十年了，我相信，有心的观众会从这部纪录片中读出某种宿命的东西。我想，只有从全景的角度认识前一天和如今的社会，中国人才能在战争之前避免战争的发生，才能在战争发生后赢得战争。

简介

陈晓卿，1965年生于安徽灵壁。1986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主修摄影，同年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摄影美学，1989年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地方台30分钟》编导。现为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见证•影像志》栏目的制片人。

成就荣誉

1991年开始拍摄纪录片:

《孤岛记事》（1991年）任编导、摄影，获电视“星光奖”二等奖

《远在北京的家》（1993年）任编导，93四川国际电视节纪录片大奖

《龙脊》（1994年）任编导、摄影，95四川国际电视节妇女儿童题材特别奖

《大哥大桑塔纳破小褂》（1998年）任编导

1996年开始制作文献纪录片

《朱德》（50分钟×6集）任总编导，获全国社教节目评比一等奖

《刘少奇》（25分钟×12集）任总编导，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百年中国》（35分钟×52集）任总编导

《宋庆龄》（50分钟×6集）任总编导

《一个时代的侧影》（30分钟×30集）任总编导

《甲子》（30分钟×120集）任总编导

《森林之歌》（50分钟×12集）任总编导

人物评价

两季《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都是陈晓卿，这位生于60年代、成名于90年代、至今获奖无数的央视纪录片导演有着一张黝黑的脸，因为常年皱眉的习惯，即便是在开口大笑的时候，眉间依然留存着两道清晰的纹路。他想给这部纪录片打上自己的烙印，却很难讲出这种烙印究竟是什么。“你要是站得跟老百姓一样你，只是他们受的苦，我们也都是一样的，都是苦命人，用片子里的话说都是下苦人，做片子也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评）

争议事件

《舌尖2》第四集《家常》的播出也给《舌尖》带来了开播以来的最大争议，不仅因为展现美食的桥段太少，上海红烧肉做法不正宗，更因为片中表现的河南母亲为了女儿学琴一心在上海陪读的故事也让很多人表示不理解。甚至有网友猜测，本集的分集导演邓洁的丈夫陈磊负责了这名女孩的商演，其中也牵扯到双方的利益纠葛。

对此，《家常》的分集导演邓洁和丈夫陈磊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俩人在拍摄该片之前完全不认识这个女孩，并且两人目前都是上海电视台的正式员工，2013年以正式手续借调到央视拍摄《舌尖》，自己也根本没有公司。

对于片中主人公的选择，《舌尖》总导演陈晓卿则表示，在分集导演拍摄之前，导演都会以邮件形式向他汇报拍摄此人的原因，“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人选得不对，那是我的问题。”而对于《家常》中故事大于美食的质疑，陈晓卿则表示，《家常》中故事占多大比重是之前做过广泛调研的，播出之前，摄制组在几个城市，找了不下一百人看过片，播出之前也在北大试映过，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有这么多争议，我们也愿意结合大多数观众意见进行调整，重播时增加美食过程。”

美食雷达

陈晓卿善写美食专栏文章，被读者誉为美食家，人称“美食雷达”。他笔下的美食小文让人垂涎欲滴，令无数人竞相坚定做个“吃货”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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