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1932年12月11日,钱鸣高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新渎桥镇。
1950年至1954年,在东北工学院采矿工程系学习,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1954年至1957年,在北京矿业学院采煤专业学习,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1957年1月至1970年1月,担任北京矿业学院采矿工程系矿山压力试验室主任、助教。
1970年1月至1980年1月,担任四川矿业学院矿山压力研究室主任。
1980年1月至1984年1月,担任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系副教授。
1983年1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4年1月,担任煤炭工业部矿山压力中心站站长、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
1987年1月至1991年1月,担任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系系主任。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钱鸣高创立了以采场上覆岩层活动规律和支架-围岩系统控制为一体的实用工程理论体系,解决了中国许多矿区工作面低产和安全(防止冒顶)的关键采矿工程难题。
1962年,钱鸣高研究提出的“采场上覆岩层活动规律”通过十多年在煤矿的实测检验与验证,最终证实采场上覆岩层在受开采影响而破断成为岩块后形成的结构模式——“砌体梁”力学模型,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描绘整体岩层移动的“关键层”理论。
21世纪初,钱鸣高建立“矿山压力预测、控制和监测”等实用工程技术,而后结合煤炭安全生产和高产高效开采需求,于2003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绿色开采”体系,他领导团队研究提出“采动岩体力学”概念和以控制“关键层”为基础的煤矿“绿色开采”技术体系,涵盖煤与瓦斯共采、保水开采、控制地表沉陷、矸石减排等方面。
截至2017年11月,钱鸣高编写了《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等著作10本,发表论文140余篇。
截至2017年11月,钱鸣高获得了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7项省部级奖,《中国煤矿采场围岩控制》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人才培养
钱鸣高认为,优秀的学术带头人,本身应该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做研究要有思路,能找准方向,明确研究重点,学科带头人既要有由于学术成就和学科地位形成的“霸气”,又要不断地学习,对于自己及团队的研究能够有足够的自信,做人要大气,做事帅气洒脱,能够很好地团结更多的优秀人才,形成氛围良好的学术团队,能够站在学科的制高点自信流畅地表达研究的重点和意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不仅仅要会研究,更要能甘于寂寞,真正把做好学问、在科学领域中创新作为自己的第一快乐。
截至2017年7月,钱鸣高于1962年培养出中国煤炭系统第一位采矿工程研究生,1987年培养出煤炭系统第一位采矿工程博士,共培养了22名博士和22名硕士。
钱鸣高编写的《矿山压力及其控制》与《采煤学》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荣誉表彰
1984年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89年江苏省优秀研究生教师。
1990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江苏省劳动模范。
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能源大奖”。
1995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0年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社会任职
1984年1月中国煤炭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1984年1月至200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矿业学科召集人。
1984年1月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及国际岩层力学局成员。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矿山压力与顶板管理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
第11届岩层控制国际会议组织委员和执行主席。
国际岩石力学学会(ISRM)成员。
《煤炭学报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International J. of Geotechnical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国际编委。
西安科技大学双聘院士。
人物评价
钱鸣高为中国矿山压力及其控制学科作了大量的开拓与奠基工作。(中国工程院评)
钱鸣高是中国矿山压力及其控制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在采矿工程学科建设及矿山压力理论和实践中作出了系统、全面而具有创造性的成果和重要贡献。(《中国煤炭》评)
钱鸣高院士在采矿工程学科建设及矿山压力理论和实践中所作出的这些系统、全面而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煤炭科技产业的发展和进步,为保障煤矿在复杂困难生产地质条件下正常生产,为保障煤矿工人的生命安全和高产高效工作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钱院士八十寿辰时谢和平院士的祝辞)
钱鸣高教书育人,始终坚持言传身教、甘为人梯,在为师为范的道路上,他始终坚持包容并蓄、宽厚待人、淡薄名利,对青年教师更是倾力相助、大力提携,他不仅仅是为学生们“注满了一桶水”,更为他们在煤炭科学前行的道路上“点燃了一把火”。(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评)
个人生活
家世背景
钱鸣高的父亲是锡澄长途汽车公司的职员,全家仅靠此维持生计。
健康状况
1956年初,经医院检查,钱鸣高患了空洞型肺结核。这种病在过去是很难治愈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仍然是一种顽症。几经周折,学校送他到北京的“亚非学生疗养院”治疗(这所疗养院当时主要为印度、伊拉克、越南、朝鲜等外国学生治病疗养)。经过近半年的疗养与治疗,他的病情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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