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德国哲学家）

人物生平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8.25 – 1803.12.18），他在德国十八世纪文学复兴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也影响了“狂飙及跃进时代”（Sturm und Drang）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赫尔德被认为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其史学思想则影响了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布列锡格、史宾格勒等人的历史观点。

赫尔德生于东普鲁士莫伦根 (Mohrungen，即波兰莫龙格Morag ) 。在穷苦的童年生活后，1762年他进入柯尼斯堡大学(Königsberg Univ.) 研读哲学、文学和神学，并受到康德(Kant)的影响极深。1764年至里加(Riga)担任中等学校教师及德国信义会牧师，并出版《当代德国文学之片稿》和《评论文集》。1769年离开里加前往法国，在旅途中完成《我在1769年的游记》。1770年，赫尔德在斯特拉斯堡会见年轻的歌德（Goethe），在艺术与文学上给予歌德深远的影响。1776年前往威玛担任宫廷牧师及掌管教育和宗教事务的总监察。1803逝世于威玛宫廷。

基本思想

在《论语言的起源》这本书中，赫尔德坚持咬字清晰的语言之兴起是出于自然，而非超自然的力量。如此，他对于现代学术性语言学之贡献良多。此外，赫尔德认为人类和自然的成长与衰颓都是依循相同的法则，因此将历史视为所有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而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其中历史观中的革命运动也是历史演变不可缺少的要素。他并主张各民族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种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对赫尔德而言，“民族精神”这种概念并不表示任何民族较其它民族更具优越性；相反的，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为平等并具有其各自的价值。

在历史哲学方面，赫尔德是维柯的主要继承者之一。赫尔德力图在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求不变的历史规律，并认为所谓的历史规律是有所处地区的状况及其需要，所处时代及其机会和人们内在特征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决定了历史的面貌。赫尔德既承认、尊重每一代人的创造，强调历史发展本质上的不可重复性、自然演化过程，又从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就中发现、肯定历史先后的继承关系，并把人类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诗歌阶段、散文阶段和哲学阶段。按照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目的是人道，历史进化的目的是人道的实现，也就是理性和正义的实现，而人道的完成正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结果。

主要影响

与欧洲民俗学的兴起

赫尔德播种的民族主义的种子，在许多国土上开花结果。只要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每个民族对人类的进步都有贡献，他的这种观点被中欧和东欧那些不发达种族群体普遍接受，它意味着“每个种族自身都有弥尔赛品质。”赫尔德尽他所能挖掘出这种情感，通过鼓励他们培养自己民族的文化来使这些群体能意识到这种情感。赫尔德的《民歌集》除了搜集德国民歌外，还搜集其他民族的民歌，为民歌的搜集树立了榜样。1803年，他打算出版一套根据民族类别来分类的民歌集，他希望这本书能推动理想人性的发展，但是，还没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他就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都坚持每个民族均有权力根据自己先天的潜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斯拉夫国家

赫尔德的着作在斯拉夫国家出版，成为斯拉夫爱国主义运动的工具。他对民歌理想化的赞美在斯拉夫发生了强烈影响，人们热衷于民间诗歌的搜集，相信沿着古老的习惯和传统，填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鸿沟是可能的，斯拉夫民族为此可能走进光荣的未来。斯拉夫知识分子不但彻底接受了赫尔德的哲学，也以搜集和出版民歌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热情，投入各自的民族运动中。

赫尔德作品在斯拉夫国家中出版，既有德语版的原文，又有译本，他的作品鼓舞了斯拉夫人的爱国热情。费舍尔（A. Fischel）说，赫尔德是“斯拉夫民族文化复兴真正的父亲”.因为“他是斯拉夫文化思想的缔造者。通过赫尔德，他们看到了历史发展到现在的进程，从他的允诺中他们坚信他们将来高贵的命运。”斯拉夫人热情地响应赫尔德的号召，搜集和整理民歌。它直接引发了文学民族主义运动。蔓延了斯拉夫全境。在斯拉夫国土上，爱国者像德国一样在他们的历史中寻找未来的理想，在他们的民俗中寻找他们的过去。

挪威

几个世纪来挪威一直在丹麦和瑞典的统治下。19世纪中期的挪威人开始对外国文化渗透造成的民族传统丢失进行了反思，他们吸收了赫尔德的观点把农民继承和保护的民间故事当做民族灵魂的最清楚的表达。为了夺回这个灵魂，把民族重新放到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他们走入农民中间去发现古老的传统，通过拯救这些传统来发展自己的民族。学者开始严肃地搜集和出版民俗作品。

芬兰

在遭受外国占据和欺压的芬兰，赫尔德的哲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指南，他们担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被俄罗斯化，于是他们从历史中为未来寻找精神和力量。这个群体中一位成员的言论，听起来好像是直接从赫尔德复制过来的，他说：“一个独立的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诗。诗是民族的结晶，是一面民族的镜子。它充满民间精神的活力，它让真正的起源破土而出。”另一位主张，假如芬兰人能搜集民间诗歌，并把它们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那结果可能是“一个新荷马，新莪相或新尼伯龙根之歌”；“颂扬芬兰的民族，用民族的发展让人们意识到，芬兰民族独一无二的光荣，唤起人们对现在和将来的热情。”

1835年，利亚斯·伦洛特实现了他的预言，从他搜集的大量民间诗歌中编成了一部作品即史诗《卡勒瓦拉》。随后，芬兰爱国主义者竭力让那些被外国统治和压迫的人民重新意识到《卡勒瓦拉》所描绘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价值。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的搜集和出版，让芬兰爱国者发现了民族的特点和文化价值，把其看做民族精神的正源。芬兰爱国者也是通过转向自己的过去，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力量。

19世纪的政治话语中，民俗直接服务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这时的民间口头传统艺术的搜集和出版，既标志着民俗学的建立，也应算作一般民族学的起源。

重要着作

1.《当代德国文学之片稿》（Fragmente 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1767）

2.《评论文集》（Kritische Wälder,1769）

3.《我在1769年的游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

4.《论语言的起源》（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

5.《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1774）

6.《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91）（附注：此书赫尔德并未完成）

姐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