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中华民国理论家）

人物生平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原名良弼，字选堂，号天仇，后改名传贤、字季陶，四川广汉人。祖籍浙江吴兴，其高祖戴敏勤入川经商，定居汉州，在中西街开碗铺，世继其业。其父戴小轩兼业中医外科。中国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早年经历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来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任《天铎报》总编辑。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青年之路》、《日本论》、《学礼录》等。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学，进法政大学。

1909年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后因在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撰文抨击清王朝而受通缉，逃往南洋槟榔屿，主办《光华报》，并加入同盟会。

1911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办《民权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戴季陶回国。参加了陈其美、钮永建等人组织的上海起义。

学成归国

1912年回国，他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后任孙中山秘书，并受命进行二次革命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

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国。次年由上海去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

1916年10月6日长子蒋纬国诞生，后被蒋介石收养。（蒋纬国于自传－《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表示：其父为戴季陶，母为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长。

1920年夏，他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其后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

五四运动后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1920年5月，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后来因孙中山反对而退出共产党。

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积极从事反共煽惑活动。6、7月间，连续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等人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理论根据。

1926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及后司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1928年10月─1948年6月）。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作者。

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8年以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

服药自杀

1949年2月11日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服安眠药自杀。

人物轶事

追随中山

1905年，追随中山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

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

14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也就是蒋纬国。

1909，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谋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

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卖国条约《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哗然，群起攻击之。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专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企图压制思想解放的人，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

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年5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

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

1922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前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为蒋出谋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立场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之后，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6年，戴季陶经过相当的努力后终于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1935年，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年8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

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

此后的3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让步。1936年2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

并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此后，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

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1936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

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正气亭”。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陈诚、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卫立煌、王耀武等先后在亭子内题词，歌颂蒋介石。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彼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

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和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虽然成了国都但情况并不稳定，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身体也每况日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

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

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

1949年2月10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

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

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蒋介石12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佛教居士

戴季陶担任考试院院长后，信奉佛教，研读佛教经典，在官邸的墙壁上既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又悬挂着佛像。1931年11月，戴季陶以“国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抗战时期，1938年4月，戴季陶曾代表国民政府赴藏区甘孜等地，与宗教界的上层人士进行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又代表政府到缅甸和印度等地进行访问，拜谒不少佛教圣地，进行以佛教为内容的政治活动。

题字定鼎

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周公庙办公。

1932年1月29日，也就是"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国民政府移都洛阳。年底，鉴于形势变化，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还都时，戴季陶以蒋介石的名义重修周公庙后，于1933年的春天勒石纪念。但这个"重修洛阳周公庙碑"后来不知所终。

2001年拆除周公庙内的违章建筑时，在旧房基下发现了"重修洛阳周公庙碑"。该碑现在被立于定鼎堂前。"重修洛阳周公庙碑"说，国民政府移都洛阳，是欲效法周公东征，打败倭寇。"民国二十年九月，倭寇起，政府师公(周公)成规，以洛阳为行都，凡百执事咸景从。前国民政府主席蒋公既至洛阳，过周公庙曰：呜呼！

此吾国文化之基而四方之民观瞻所系也。因而新之，责在吾党。乃谋于考试院院长戴公、副院长钮公，重葺定鼎堂，祀公……""(周公)行天之罚以东征者，此则蒋公等重修(周)公庙，大声疾呼于国人之前，同投袂而起以赴国难之微旨也。"定鼎堂上挂的匾额，也系戴季陶所书。

纬国生父

戴季陶曾在给日本好友梅屋庄吉的信中坦承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之子，而是他的儿子。汪士淳（蒋纬国传记作者）说：“有一天，他（蒋纬国）跟宋美龄见面以后夫人说，你可以在我的书房里面看书。他有一天翻到一本书，一个美国作家写的。写的是那个就是蒋家的事情。

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其实不是蒋介石亲生的。他看见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蒋介石。于是反过来就去问他，那个一直口中一直叫的亲伯的那个——戴季陶。”

为考生改名

1931年第一届高等考试时，有几千人应考，三试发榜，仅录取了100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一一传见被录取者，以摆龙门阵的方式，作上下古今谈。当戴季陶看到有一位叫屠晋，号剑痕的同学名单时，恻然动容，自言自语地、意味深长地重复其词说：“屠晋号剑痕……”他把“屠”和“剑”字的音调读得特别重。

在谈话中，戴对他说：“老弟，你这个名字杀气太重，甚为不祥！”屠晋答：“那就请院长给我另行赐名吧！”戴说：“正是，我就想这么办，但你的名已不可改了，不过今后不宜去山西工作。我想改你的号为‘希平’，就是希望和平的意思，这样可以起到相克相生的作用。”

主要影响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

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人物作品

戴季陶是《日本论》的作者。《日本论》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概念体系，却凭着对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见识，删繁就简，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韵。当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高度评价《日本论》，认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他们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的律师审判官。

《日本论》一上来就拿日本的神权迷信开刀，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现形态：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有一种宿命性的连带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力量，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起着凝聚整个民族的作用。

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

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神权迷信，构成日本人“自信心”与“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励全民团结一致、奋发进取上，起着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日本在国际生存竞技场上争得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进取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最后终于陷于悲惨的绝境。

名言

“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

人际关系

关系

姓名

备注

妻子（首任）

钮有恒

1911年春，在上海正式结婚

妻子（续弦）

赵文淑

1922年来到戴家，1944年1月，结婚

妾

赵令仪

张静江的义女

女儿

戴家祥

生母赵文淑，1926年出生

儿子

戴安国

前“中信局”驻欧代表，生母钮有恒。

女儿

颜世芳

生母津渊美智子，交给前上海商场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易名为颜世芳。

历史评价

相关文章

姐的欢喜 » 戴季陶（中华民国理论家）
免责声明：本文由网友提供互联网分享，经供参考，不代表本网的观点和立场。

姐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