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克刀登（曾为红军军事部部长）

家族来历

在德格第十八代土司泽多吉朗加（1817—1878年）统治时，属下沙呷头人的阿德玛与喂马家的家奴私通，生下一个叫白玛伦珠的小男孩，阿德玛因此被赶出家门，流落到雀儿山下的日伯头人单增彭措家为奴。日伯头人缺嗣，看到白玛伦珠少年英俊，将他认为义子，待其稍长，又把独女许配给他。日伯头人去世，白玛伦珠袭任头人，在一块老鹰状的岩峰下兴建新庄房。房建好后，根据地形的特点取房名为“夏克”——老鹰之意。从此，日伯头人变成了夏克头人，夏克·白玛伦珠就是夏克刀登的爷爷。

白玛伦珠有勇有谋，在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时代，由于新龙贡布郎加派兵侵扰德格兵将土司全家劫住新龙。在保卫土司的战斗中，白玛伦珠徒手撞死二名新龙兵，反而受到新龙带兵长官鲁乌马的赏识，将他收为护卫亲兵。他利用亲兵的身份，暗中保护德格土司，和藏军理应外合，解救德格土司并使他重返德格。白玛伦珠因此受到土司信任，升任为土司衙门的“聂钦”（大管家），为土司处理日常公务。他自恃攻高，干涉担任摄政的土司母亲与另一头任私通的事，被暗中下毒杀害。

白玛伦珠留有一儿一女。儿子夏克·扎西朗加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他联合其它头人将土司和其母亲逼往成都。土司和母亲双双病死成都后，土司的儿子八巴和阿甲被迎回德格，兄弟俩为土司职位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夺。因夏克·扎西朗加支持八巴，被支持阿甲的另一头人毒死。

夏克·扎西朗加死后，留下四子三女七个孩子，最大的十多岁，小的刚断奶。夏克刀登1898年出生排行老六（以后夏克刀登的三个姐姐出嫁为尼，两个哥哥也早逝，只留下他与哥哥夏克泽朗）。支撑全家的担子落在了能干的母亲泽旺志玛身上。

当时泽旺志玛，与甘孜第七代土司拥金堪珠、新龙上占土千户甲日其麦志玛同被称为“康区三大魔女”。她承袭了丈夫的头人职位，指挥夏克家族的人支持八巴。当八巴被阿甲借清军赵尔丰部打败逃离德格时，泽旺志玛又将孩子们用背筐驮在牛背上，追随八巴逃住他乡。

流落西藏

由于甘肃拉卜楞寺的降央协巴活佛引见和托付，从内地返藏的十三世在藏北那曲草原划了一块草场，拔给八巴、夏克、赠伯三家。夏克刀登的童年就是在藏北那广袤而寒冷的原野上伴着离乡的凄苦度过的。

后来八巴被噶厦政府赐予四品爵位，从那曲迁到拉萨定居，夏克与赠伯两家也得到两个庄园和几时户差民。夏克刀登和哥哥一起进了西藏贵族学校读书。

返回德格

1922年夏克刀登从拉萨贵族学校毕业，与泽朗一起返回金沙江边的汪布顶，此时德格已完全被藏军控制。新上台的二十一代土司泽旺邓登的衣食住行也受到藏军代本的控制。夏克刀登投奔当时的代本穷朗，穷朗不喜欢他，碍于昌都总管的引荐，让他当了一个“邓果”，也就是一般的小头人。1929年穷朗代本返藏，新来德格的克墨代本常委派他处理一些公务，夏克刀登办事干练，引起克墨的重视，三十二岁时，升任为聂钦，执掌处理德格日常公务的大权，夏克东山再起的梦想成真。

入赘玉隆

夏克刀登能言善辩，能与各种人物巧妙周旋，深受藏军和德格土司头人的喜爱，地位逐步巩固。1932年，川藏地区因“大白事件”再度爆发战争，藏军被击败，刘文辉在德格建立县政府。刘注意利用土司头人势力，夏克刀登当上土司的军事涅巴。他善处理人际关系，汉藏官吏他都“能悉得其欢心”。

1933年，藏军被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感到金沙江西，不受羁勒的夏克刀登开始在德格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1933年，夏克刀登娶玉隆头人拉日伯的大女儿四郎群措为妻，不久拉日伯格的独子骑马摔死，夏克刀登又以入赘的身份到玉隆为媚，并很快获取了玉隆头人的全部权力，拥有一千多户差民，玉隆也成了他日后发展的大本营。

康人治康

由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混乱，康区一些藏族上层萌发了一种康人治康的民族情绪。1935年，国民党中央派诺那活佛来康，与刘文辉争夺权利，他在康定召集康区各地实力人物开会，串联土司头人赶走刘文辉的军队，建立康区藏族自治政府。夏克刀登政治上本有很大的抱负，在康定接受了诺那的说教，更是如遇明灯。他将“实行地方自治，力图民族平等；废除乌拉制度；改进耕牧技术；发展文教事业”等五项，纲领和一些设想记录在笔记本上。

1936年初他与邦达刀吉、诺那、邓德吉三人秘密结成“和睦四友”，来实现他“康人治康”的政治抱负。后因诺那去世而终止。

欢迎红军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进入四川藏区，当地地方势力在道孚、炉霍二地狙击失败，退到甘孜后急令德格土司派兵增缓。夏克刀登受命率更庆寺的喇嘛敢死队和上千武装，在甘孜绒坝设三道防线狙击红军。一个晚上三道防线被红四方面军二六五团全部攻破，他本人被炮弹炸伤腿部做了红军俘虏。

朱总司令说：“十至十五年后我们还要回来的”

夏克刀登在甘孜养伤时，红军首长王维舟多次看望，讲述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政治主张。朱德总司令也来探视，同他拉家常，讲形势，使夏克刀登的认识逐步提高，态度有所转变，由敌视、怀疑红军到信服、支持红军。德格土司派乌金泽登来甘孜了解他的伤情，夏克刀登要他回去转告乡亲：“红军待我很好，伤好后就去回去”。

乌金泽登离开甘孜时，朱德总司令和王维舟等会见了夏克刀登与乌金泽登。朱德让乌金回去转告乡亲：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不是国民党诬称的土匪，夏克刀登的伤好后就回去，要乡亲们放心。并庄重地对他俩说：“红军的目的是要解放全国的穷苦百姓，我们现在不能久留，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十至十五年后，我们还会回来，那时我们共同建设美丽的康巴地区”。

1936年5月1日，康区十六个县的七百多名代表齐聚甘孜，参加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的成立大会。夏克刀登与格达活佛等当选为“博巴政府”副主席。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红军北上，除了协助安置伤病员外，还从玉隆赶来四百多头牦牛、一百多匹马送给红军，受到朱总司令的嘉奖，群众中广传“夏克刀登与朱德是好朋友”，夏克刀登的名气也更大了。

1940年，夏克刀登与德格土司的矛盾开始白热化。

夏克刀登大造舆论号召差民起来废除土司制度，废除乌拉差役，同时，他还派兵袭击麦宿头人，将逃往青海的麦宿头人结穷、索莫、雪圹三家的土地、房屋、牲畜、粮食全部分给原来的差民，将紧随三家的八十多差民强行迁到玉隆分散安插在他的辖地里。接着他又策划白玉的差民造反，赶走德格土司委派的“宗本”（相当于县长），推举一个贫苦差民白玛群培为宗本。

他还以此法在石渠、邓柯和德格本县排挤土司势力。1949年，德格土司属下的三十个大头人中，有十五个完全站在夏克刀登一边。更多的差民开始公开反抗土司的差役、赋税。正当夏克刀登与德格土司的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即将开始时，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消息传来。夏克刀登和德格土司降央伯姆闻讯后都主动派出使者去迎接解放军。

解放新生

夏克刀登得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立即派出三名代表，带着哈达、信函到北京去见朱德总司令，转达他们拥护解放军并希望解放康区的心愿。三位代表绕道阿坝进入甘肃，彭德怀副总司令用飞机将他们送到北京。朱总司令很快会见了他们，一边拉家常，一边询问康区的政治、军事、民心等情况，赞扬夏克刀登、格达活佛是卓有见识的进步人士，并要代表们转达给夏克刀登等人；当年红军回来了，红军不会忘记老朋友。还希望他们在解放康区、解放西藏的事业中作更多的工作。

1950年初，康区获得解放，夏克刀登在康定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庆祝会。在3月27日成立的“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夏克刀登被安排为副主任。不久，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又邀请夏克刀登、格达活佛等康区进步上层到重庆，听取他们对建设康区，支援解放西藏等方面的意见。任命夏克刀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7月，夏克刀登当选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任；11月，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又推举夏克刀登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副主席。以后，夏克刀登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担任了四川省政协副台席，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等职务。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使夏克刀登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彻底变化，他全力投入维护康区稳定和支援十八军解放西藏的工作，与德格土司的矛盾也彻底化解了。

新的政治环境激发起夏克刀登的工作热情，在解放西藏的日子中，夏克刀登基本上都奔忙于组织牦牛队和转运军需的繁重工作，他同降央伯姆一起组织上万头牦牛队，保障了从马尼干戈到昌都一线的军需供给。他从玉隆抽调五千头牦牛参加抢运昌都补给，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德格牦牛队的运输任务更加繁重。

1951年底，夏克刀登再次在玉隆、石渠、邓柯等地组织起一万头牦牛，由侄儿夏克郎加多吉押运，抢运一批急用军需到拉萨，及时缓解了刚进入拉萨部队的困难。有人说“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这话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也反映了藏族人民对解放西藏的态度。一些当事人回忆到：“夏克刀登等一批进步上层的热心支持，对康北的稳定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病逝医院

1960年初，夏克刀登不幸患上急性黄色肝萎缩症，政府当即将他送入四川省人民医院抢救，经多方努力但仍无效，4月2日下午7时15分，他病逝于人民医院的病床上。

4月6日，四川省党政领导廖志高、柯召、天宝、华尔切臣列、阿旺嘉措等在成都殡仪馆参加了夏克刀登的追悼会。

5月9日，夏克刀登的骨灰运回康定，康定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他逝世后，政府一如既往地关照夏克一家。1980年以后，政府安排夏克泽朗为州政协常委，刀登的女儿当秋也安排为县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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