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军阀（奉系军阀、直系军阀、皖系军阀）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

1896年他以院试第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着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

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着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干将。1923年1月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江浙战争中，出兵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理。1925年奉浙战争中打败奉军，占据沪、苏、皖一带，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在江西战场为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与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联合与北伐军作战。

1927年又失苏皖地盘，8月反攻南京，在龙潭兵败。1928年逃往沈阳，后避往大连、天津。1925年11月被施剑翘为报父仇击毙。童年磨砺1885年孙传芳出生于泰安下乔庄（今属于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下乔庄）。幼年丧父，家境贫寒。4岁时受其婶母虐待，随其母逃荒至历城谋生。长姊嫁商河县程姓，次姊适历城县逯姓。又随其母去商河，就食于程家，时传芳方10岁。1899年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其三姊嫁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处王英楷，于是栖身于王家，从此改变了穷困的面貌。

1902年夏，袁世凯创练常备军，设陆军练官营于保定东关外，以冯国璋任练官营总办。是年8月，孙传芳经王英楷荐入练官

营当学兵，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1902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传芳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4年夏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北京练兵处考选陆军学生派往日本留学，速成武备学堂选40人去京应试，其中就包括孙传芳、周荫人、卢香亭等人。经考试录取，并于同年8月由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各省留日生百余人，由天津转上海乘“大智丸”赴日。

抵日后，先入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1906年毕业后，派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1907年11月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1908年12月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3个月，于1909年3月回国。

回国后，孙传芳先返济南结婚，娶妻张氏。然后来天津到直隶督练公所报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锡山、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翔、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传芳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

初露头角

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天津督练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的统制为马龙标，驻保定；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的标统为王金镜。孙传芳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即对于他镇他协亦常有来往，因此颇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调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1912年，孙传芳曾随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带参加“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的战役。1913年北洋军阀势力始向长江流域伸延，袁世凯派段祺瑞兼代湖北都督；令王占元率第二师进驻湖北，兼任湖北军务帮办。王占元提升孙传芳为该师步兵第六团团长。此时孙传芳与师参谋长何佩溶成为王占元之左右手。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将军，当以何佩路为参谋长，因何常驻北京联络，王占元乃派孙传芳代行其职。

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调任孙传芳为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颇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师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之势。

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传芳率兵迎战，湘军败退，旋孙传芳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

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锟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传芳改编皖系残余部队。

1921年，湘鄂战争又起，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传芳派孟昭月及张允朋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湖北督军王占元虽系北洋旧人，但曹锟、吴佩孚见王庸懦无能，克扣自私，早有更换之意；此次抵御湘军作战不利，加以当时财政窘困，饷不以时发，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后激起兵变多起，于是便决计迫王下台。

在湘鄂战争初起时，曹、吴即发兵援鄂，由吴佩孚亲任援鄂总司令，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开赴武汉三镇，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语。援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鄂部向湘军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湘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被迫与吴佩孚议和。

由鄂援闽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

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

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1922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勋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为此孙传芳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领到约值7万元的弹药。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

福建帮办王永泉，直隶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传芳致电王占元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占元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临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了福建。

1923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以刘宗纪为参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

任闽北护军使。孙传芳与王永泉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福建军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孙传芳决计驱王。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传芳，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

1924年春，孙传芳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最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水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闽事大定。

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

胁，成为齐进攻浙江的借口。1924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传芳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允其所请。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

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传芳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浙江方面，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调布前线，杭州由陈仪、张国威之地方旅团及夏超警备队驻守，衢州、江山等后方仅留臧致平、杨化昭部及地方部队警戒，及闻孙军由闽入浙，临时急派陈仪旅及张国威炮兵团增援仙霞岭。卢永祥系山东人，本来在浙江的地位就不十分巩固，沈钧儒等浙江人士曾一再提出地方自治，江浙战争起，更促进浙人倒卢之举。

卢派陈仪、张国威抗孙传芳，但陈始终未去前方，张则白旗高挂，开门迎敌，借以驱卢。孙传芳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臧致平、杨化昭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富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亦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

然后，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孙、齐连翩莅沪，执手言欢。卢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悉为孙传芳收编。

1924年9月，曹锟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授恪威上将军勋位。

称雄东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11月，段祺瑞上台执

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本来因张作霖援助浙江卢永祥引起，奉系得势后，即派张宗昌率师挟卢南下，向江苏齐燮元夺回地盘，因而孙传芳复有唇亡齿寒之危。孙传芳本系曹、吴所培植并以驱浙卢而发展起来的，现曹、吴既倒，孙传芳应如何适应新形势以谋自处，孙传芳看风使舵，决定首先应取得奉张之谅解，借以缓燃眉之急。于是，孙传芳派两浙盐运使王金钰与奉系取得联系，王与奉系将领杨宇霆系士官生同期同学，通过杨的关系往见张作霖。

张此时亦有意笼络孙传芳，遂派邢士廉向孙传芳修好，停止向浙进军。张宗昌率部攻克上海后，约孙传芳会晤，结为金兰。齐燮元被迫下台，不久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与他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1925年春，孙传芳派人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也有意拉拢他，在孙传芳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传芳表示段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贽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传芳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一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

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他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

1925年秋，奉军陈师长江，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

上海。与此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孙传芳对宁沪财富之区，本已垂涎三尺，现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不得不谋求对策。他看出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同时当地士绅如张謇、张一磨等人也反对奉军据苏。因此，孙传芳决心与奉张一决雌雄。

早在1925年3月，孙传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费，接济浙江。4月，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传芳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

同年10月，孙传芳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杨宇霆趾高气扬，对他与陈调元之密谋毫无准备，以至措手不及，急令奉军撤退。安徽姜登选身边五军队，也只好仓皇离蚌。奉系各师溃兵麇集下关一带，舟少人多，争先抢渡，乱作寻团。这时，陈调元一面将其部队布置城内下关准备截击，并联系海军驻江鱼雷艇司令甘英一致行动，一面设宴为撤退的丁喜春饯行。

席未终，下关争渡之师众已被包围缴械。陈又电饬在乌衣车站之安树珊部截击渡江奉军，因电令迟到，杨宇霆已过乌衣北去，后续渡江奉军多被截留，枪械财物，均被没收。孙传芳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传芳所俘获。

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暇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一年前孙、张还结金兰之好，曾几何时，今又兵戎相见。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在固镇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决定立即处决。当时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传芳既席卷苏皖，急欲造成一个新局面，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手下为联军总司令

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阁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省长的安排为：江苏省长陈陶遗，浙江省长夏超，安徽省长王普，福建省长萨镇冰，江西省长李定魁。

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俞志韶、章炳麟、李根源、刘之杰、张联菜、蒋方震、贾恩绂、王金钰、赵恒惕、王懋赏、丁文江、傅筱庵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

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最为命脉，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江、浙、皖赋税素丰，上海商业兴盛，皆属富庶之区。

溯自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孙传芳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孙传芳的军需李文典，字焕章。也对孙传芳有很大帮助。

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趾高气扬，睥睨一切，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退据江苏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

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手下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传芳对此甚为不满。1926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传芳作壁上观。

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他，促他出兵。孙传芳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传芳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闻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他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传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

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传芳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他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传芳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传芳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一省而已。

再次联奉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他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1926年冬，孙传芳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同年11月，孙传芳派手下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不咎既往，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传芳抵津后，立即派手下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手下迎孙传芳。人们陪同他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今，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他接济军械，孙传芳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传芳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传芳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传芳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他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1927年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朋友劝孙传芳反正，参加北伐，孙传芳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他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传芳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

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二度辞职赴沪。

孙传芳于旗开得胜之时，自恃将多兵众，贪功心切，又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桂分裂，认为有隙可乘，于是一意孤行，决计渡江。其渡江作战之部署，集中于浦口至大河口一线，背水借一，分三路挺进。8月底，首由第一路郑俊彦指挥第十师由浦口强渡，被国民党军舰开炮击退，孙传芳下令再渡。

第二路为主力，由刘士林指挥其第十四师、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第四师、段承泽第九师、崔锦桂第八师、陆殿臣第十三师在大河口一带强渡，段承泽师首渡占领龙潭车站，其他各师相继过江，但在国民党海军及南岸守军之狙击下，舟复人溺，伤亡惨重。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包围。第三路马玉仁指挥张仁奎旅由扬州渡江，袭取镇江，亦失败。在国民党军猛攻下，渡江大军死伤枕借，溃不成军，自指挥官以次，争先渡江北逃，死的、伤的、被俘的、落水的，兵败如山倒，此役损失4万余人，元气大伤。国民党军乘胜过江北进，夺回蚌埠、徐州。

孙传芳受此重创，仍不死心。张作霖亦不惜出钱输械，为其打气。孙传芳又招兵买马，力谋补充。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军阵势，置奉军主力于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置张宗昌直鲁联军于津浦铁路、置孙传芳所部于鲁西共同对抗蒋介石。1928年春，他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将所部组成三个军：孙传芳以总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以马葆珩为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兼济宁守备司令；李宝璋为第三军军长，兼守备副司令。

孙传芳亲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一带挺进，先后经过两次战役：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

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他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

国民党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1928年12月29日，张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传芳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他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

孙传芳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传芳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

张作霖

人物资料

张作霖，字雨亭。兴建铁路与日本人对抗。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依靠日本，长期统治东北。1920年把持北洋军阀政府。1922年被直系打败，退回东北。1924年再度把持北洋政府。1927年在北京组织军政府。1928年被蒋介石战败，退回东北途中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

其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城、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

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城县。据《大城县志》记载及当地老人记述，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镇冯庄，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由于族中老人反对（一说认为其年轻时当过“胡子”——山贼，有辱门风；一说担心直系失败吴佩孚迁怒族人）而未能归宗，张作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因生活无着，其先祖张永贵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其祖父张发时，从事农耕，“称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这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祖殁，父以析产徙海城之小洼，复于驾掌寺村设商肆”。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吸鸦片烟。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

其父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其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了。张作霖不能指望家里了，只有到社会上混饭吃。

混迹社会

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东北地区尤甚。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辽宁海城人（现归辽宁省鞍山市管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输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高坎镇（今营口大石桥市高坎镇高坎村），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

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

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

投身绿林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1901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1901年6月3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即冯麟阁）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接受点编

1902年左右，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有所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予遣散，团民或回家务农，或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250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500人。

其中，骑兵2哨，步兵3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巧于应对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

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计擒杜匪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危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6月6日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

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4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剿灭蒙患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蒙古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

智进省城

在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于1911年智进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笔。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省的革命党人张榕、宁武、商震等早有活动，新军中也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旅长）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蓝天蔚又是革命党人，他如果抓住机会及时策动反正，可以立见成效的。他确实也在和革命党人张榕紧密磋商，秘密酝酿起义。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抓住先机。1911年5月赵尔巽又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外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将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跑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他立刻来了精神，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即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然而，这个重要消息却被张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郑家屯）时，吴俊升等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其虚与委蛇，未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①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还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到此，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我们不难看出，张作霖关注信息，研究形势，抓住时机，闻风而动，显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处。

持枪赴会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都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①。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①。幼稚的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就可以一举夺得东北大权。

吴景濂于1911年11月12日，以他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袁金铠，奉天省辽阳人。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他是赵尔巽一党。

此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也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革命的路还很长。

挤走天蔚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878年生。1902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任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1910年任东北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此次会议本来是蓝天蔚等发起，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却让赵尔巽占了上风。

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即1911年11月13日，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①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团长）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还不止此。这个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

就这样，赵尔巽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蓝天蔚挤走了。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给蓝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了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人物评价

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面对日本军方寸土不让

张作霖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人物性格及处事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治家严谨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

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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