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人物简介

杨承宗，1911年9月5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中国放射化学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46年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居里实验室作研究生。1951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教授、副校长，合肥联合大学校长，安徽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合著有《原子能原理及其运用》、《同位素化学》。

杨承宗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在暨南大学任教。1934年-1946年，在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1947年-195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随约里奥•居里从事放射化学研究，获博士学位。

杨承宗1951年10月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应用研究室主任。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系主任。1961年-1969年，兼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铀矿选冶研究所副所长。1970年-1983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副校长，1980年兼任安徽省合肥联合大学校长。1979年起，任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核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理事长、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杨承宗长期从事放射化学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最主要是从事放射化学及其测量的研究。他曾从大量钾盐中分离制备很强的UX1 2β放射源，发现β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量及原子序数而改变(即背散射法）。后来他从事铀的化学纯化和分析制备、天然放射性元素及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分析制备、放射性活化分析、辐射化学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众多的学科研究。

杨承宗在天然放射性元素的分离、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方面有许多重要论著。例如，他的《关于β射线的散射现象》著作成为研究β射线的散射现象及其应用的基础文献。他在国内外的期刊上发表重要论文20余篇。他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2011年5月27日上午8点45分，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中国科大建校元勋、原副校长、中国科大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杨承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出庭作证

一份法国大理院的传讯通知，送到巴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杨承宗的手里，传他出庭作证。在中国内都没有上过法庭的杨承宗，居然打起了官司，要上外国的法庭，知道一些内情的同学，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悬起担忧的心。大理院如期开庭了。杨承宗目光炯炯，一身正气，庄严地坐到证人席上。这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这是正义与邪恶、忠贞与背叛的搏斗。

新中国成立，苦难的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流落异邦的学子，谁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孟鞠如领头召开庆祝会，领事钱能欣等官员，以及华侨代表、学生代表都出席参加，宣布从此起义。这事非同一般，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国民党当局考虑驻法使馆情况的变化，便派了驻荷兰的代办陈雄飞来按管使馆工作。但原任大使未走，而使馆工作人员也有所防范，陈雄飞无法及时介入，只好躲在外边，做幕后指挥。

那天，杨承宗穿着整齐，高高兴兴，容光焕发，以巴黎中国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新中国诞生的庆祝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杨承宗开会来得早，到的人还不多，他谦虚地坐在后排房门口，进出方便。大门已被人把守，只准进，不准出。这时，杨承宗找出个理由要出去，但仍只准走指定的一条道，后面还有人偷偷跟着。杨承宗穿来穿去，终于看到，这里形势紧张，楼道里有人在搬运齐腰长的烧火木柴，显然是准备行凶打人的。形势紧张到一触即发。他把情况告诉了费老。

大厅里，庆祝新中国诞生的会照常进行，人们慷慨陈词，对会场外隐伏的暴力、杀机全然不顾。庆祝会胜利闭幕，人们鱼贯而出，杨承宗坐着未动。他在回味什么，估量什么。会场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杨承宗也跟着走出会场。这时，里边突然传来救命的喊声。果然出事了，特务终于不肯放过正直的人们。杨承宗不顾一切，顺着喊声冲去。参赞孟鞠如、领事钱能欣等四人，被一群手持烧火木柴的暴徒殴打。孟鞠如被打得最重，眼看就要发生危险。杨承宗也不管特务是不是会冲过来打他，立刻放声呼喊，叫那些尚未走散的同学赶快回来相助。特务看到人多，惊散了，孟鞠如等人得救。

杨承宗要作证的，就是那天发生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惊人的一幕。法国报纸刊登了这一事件。杨承宗用条理清楚的陈述，亲历目睹的佐证，伸张了正义，让正直的人们扬眉吐气，阴谋破坏泊人受到谴责。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也要为之欢呼，祝福远方儿子的胜利。

遭受屈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扬眉吐气，举国欢腾。杨承宗则更是积郁顿消，畅快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一提到香港，他总会想起那一幕难以忘却的“胯下之辱”。

那是1951年秋，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杨承宗在法国学成归国。应钱三强的嘱托，他在法国购置了大批祖国建设所急需的原子能研究设备的资料，准备回国一展身手。离开巴黎后，因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导师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关照及其助手布歇兹的护送，“行李”一路免检。他带着这些“违禁品”顺利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马赛”号。由于当时法国没有直通中国的航线，只能先抵达香港才能转到大陆。而此时的香港属英国管辖，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非常敌视，港英当局不让中国人踏上这片本属于中国的土地。

杨承宗并不知道这些。当“马赛”号抵达香港后，他正准备搬运行李下船，忽然听到广播，通知他与另外几个中国留学生留在船上“听候关照”。杨承宗很担心自己携带的设备被扣，一直守着不敢离开。过了不久，来了几个英国警察，拎起他的提包命令道：“跟我们走！”，不由分说便把他和另几个中国留学生带上了一艘飘扬着“米”字旗的巡逻艇，他们被集中到甲板上，强制坐下，杨承宗刚刚好坐在最前端，此时，天空雾气蒙蒙，气氛非常的压抑、紧张。

英警绕船而立，杨承宗抬起头，正巧，一个英国警察叉开双腿站在他前面，荷枪昂立，他透过英警不可一世的皮靴恰恰望到被英国掠去的香港的画面。巡逻艇摇曳着前行，凄风苦雨中的香港像一个可怜的孩子在瑟瑟发抖，一阵屈辱感顿时袭上心头，杨承宗默默地取出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令他终生难忘的“胯下之辱”。

没想到，巡逻艇没有把他们送到警察局，而是把这些中国留学生连同携带的行李直接押上了中国轮船“石门号”，杨承宗因为有英警的特别“护送”而将设备安全顺利地带回了中国大陆。而正是在这过程中耻辱的一幕使他更加坚定了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理想！

挺身救人

抗战以前的北平协和医院，为了医疗的需要，曾由中美“庚款”资助，向美国买了507毫克镭，密封在一个玻璃系统的容器里，镭的容器外加保险柜封闭、锁牢。可恨的是，这个玻璃系统在抗战时就被日本人敲坏了。这种强烈放射性元素发生的气体，即使有很好的密封装置，尚且还担心跑掉。如果装置破裂，岂不将严重扩散？507毫克镭，它放射的氡气跑出来，污染环境，对人是有害的。日本人又把那个联接破裂玻璃管的橡皮管子通到上边放空。上边是楼，是病房，住着不知多少不知厉害的病人。

谁能伸出神奇之手，来堵住这507毫克镭产生的强烈放射性气体？谁有这种能耐，可以把那个十分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更重要的是，谁有这种勇气，敢于冒着危险，冲进这静谧而毫不声色的杀伤之地？

医院的主管人员急如燃眉。这时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杨承宗听说楼上住的是病人，便什么话也没说，带着两个学生和一位玻璃工师傅，前往协和了。他推开那间放置镭的地下室房门，一切静悄悄，无声无息。但凭他一个镭学研究者的眼光和敏锐的臭氧感觉，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污染严重，危害非常。他应该穿特制的防护服，戴特制的工作帽、手套和口罩，还应穿上胶鞋。但这一切防护用具，这儿都没有；其实，那时别的地方也都没有。需要他以一个毫无装备的身子去“肉搏”。

这是肉搏。是与比上刺刀的敌人还要可怕而危险的镭肉搏。杨承宗没有让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女学生去接触最危险的那个贮藏镭的保险柜，他考虑到她们未来的长久的工作和生活。在最后关头，他打开保险柜，代替玻璃工的吹气工作。他思维敏捷，动作迅疾，处理里断得当，加水密封，做好要做的一切，一举成功。那复杂的玻璃系统修复好了，镭的魔力被牢固地封闭。协和医院的病房安全了，住在楼上的病人安全了。杨承宗似乎也是好好地离去。但是，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右眼已受到超剂量的照射，坏了，10年以后，白内障网膜剥离，失明了。他似乎没有过多的抱怨、苦恼。

那眼睛的代价，是许多人的安全和健康。

传递口信

1951年6月21日，杨承宗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就接到了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托人给他带去了一笔钱，请他代购一些仪器设备。对此，杨承宗兴奋得夜不能寐。

1936年，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起的事端，杨承宗受严济慈先生之托，单枪匹马赴上海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为北京的研究所南迁做准备。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汪伪政权干将、大汉奸褚民谊派人来拉拢杨承宗，要他留在已经被汪伪集团“接收”的研究所工作。杨承宗却轻蔑地一笑，义无反顾地扬长而去。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向玛丽•居里的女儿、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就在回国之前，杨承宗曾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除了说明继续聘任两年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这在当年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对杨承宗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建设新中国更有吸引力的了。虽然明知回到祖国后，他的工资只是每月1000斤小米，但他仍婉言谢绝了法国研究机构的聘请。

得到钱三强托人给他带来的美元，杨承宗展开了“疯狂大采购”，恨不得把回国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仪器、图书统统买回去，为此不惜“挪用私款”，将在法国的四五年中省吃俭用积蓄的一笔钱，弥补了公款的不足。同时，通过居里夫妇的帮助，他得到了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的计数器，这些都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利器，当时不能随便购买得到的。1951年10月，杨承宗带着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经曲折，从香港回国。

他安排好工作，就去苏州接妻子和儿女。当妻子拿出一大叠欠债单放在他面前时，他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法国时，家中生活竟如此困难。怎么办？他没有向组织索要那笔被他挪用的“私款”，而是把自己心爱的蔡斯牌照相机和欧米茄手表变卖了。只是从此之后的近40年里，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竟再没有钱买一台像样的照相机。

在杨承宗踏上归国的征途之前，当时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特地约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约里奥•居里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杨承宗激动不已，当他将这番话转述给钱三强时，钱三强却收敛了笑容，郑重地对他说：“我要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我们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也不要讲。

”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的话报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中央又专门派人找杨承宗核实了约里奥•居里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这件事的保密性。杨承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可是这件事他却一直守口如瓶。后来人们知道，这个口信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积极作用。直到30多年之后，杨承宗才向原子能所的领导谈到了这件事。1988年10月，二机部老部长刘杰才正式公布了当年约里奥•居里请杨承宗向毛主席传话的事。钱三强的夫人、著名科学家何泽慧听说后惊讶地说：“啊！这个三强，真会保密，连我都不告诉。”

研制原子弹

在党中央确定研制“两弹一星”的计划后，中国科学院动员了当时几乎全部相关科研力量的精华，承担“两弹一星”的前期基础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任务。杨承宗与许多科学家一起，踏上了“秘密征程”。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当时该所的科研工作分为四个大组，第一大组的主任是赵忠尧，第三大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组的主任是彭桓武。

当时近代物理所人才济济，但精湛于放射化学研究的唯有杨承宗一人，又加之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缺乏宝贵的技术资料和实验方法，工作非常困难。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新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放射化学人才。

当近代物理所的大楼里容纳不下这支放射化学的新生大军时，杨承宗在大楼旁边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专业人才已从他回国时仅他和郭挺章及两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发展到两个研究室近30人，他则同时出任这两个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请到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

身为“洋博上”的杨承宗不仅开创了中国的放射化学研究，在危险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协和医院镭辐射源（美国人遗留下来，后遭日本人破坏）的修复中，杨承宗在当时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连续奋战，终于以他精湛的技术将其修好，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这却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下降。

1961年3月，杨承宗的人事关系从原子能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星期以后，他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借调到二机部所属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主持全所业务工作。同时，他仍要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赶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授课和处理系里的各种事务。在两副领导的重担压力下，忙得很难见到子女一面。

杨承宗刚刚到五所时，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又深受极左路线和反右倾之害的大摊子，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垃圾、加工后的废矿渣、未破碎的矿石到处堆放，整个所区像一个破旧的工地。在这个“破旧的工地”上怎么可能研究并最终提炼出核燃料来满足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需要？无怪乎二机部刘杰部长要问他：“为什么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不能大踏步地前进？”并亲自把他安排到五所主持业务工作。杨承宗只好又一切从头开始。

为了消除极左思潮对广大科技人员的影响，身为非党员业务副所长却要从鼓励科技人员勇攀高峰、为中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而努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始，还要配合所内各级领导设法改善所内员工的物质生活，让他们在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有基本的能量供应。他整顿所内的科研秩序，为五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量购买图书和增加必需的仪器设备。不久，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机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断地从五所产生。五所从一个烂摊子一跃而成全国一流的研究所，中国的铀工业也从无到有，开创了天然铀工业生产的历史。

这期间他领导全所科技人员,在中国第一批铀水冶厂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在五所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建成一套生产性实验装置。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提前3个月准备好铀原料物质。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但由于杨承宗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属于二机部，所以尽管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与此次嘉奖晋升无缘。

他从来不对别人提起过此事，即使是其子女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什么事情都被抖落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站在学科最前沿的杨承宗马上为二机部五所的前途担忧起来。他多次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五所这样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改变单一方向，要注意应用！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可是忠言逆耳，他逐渐不被重用。这些劝诫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口实。1969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五所军管会不同意他留下来，杨承宗再一次从事业的高峰被迫离开，搬到安徽省合肥市。

创办大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建国后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这是他晚年集中一生作为教育家和科学家两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办成的最后一件大事。这创举的智慧火花来自于不经意中听到的同事之间的一段对话。1979年8月，在安徽省高教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科大参加会议的几位同事在中午休息聊天时，有几句话飘进了杨承宗的耳朵。有人问：“你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回答是：“咳！别提了，只差0.2分。”杨承宗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高考择优录取这条很好，但能精确到0.2分吗？他做了一番调查，不同的老师评卷差个几分，非常正常。

“文化大革命”后，累积了多年的中学毕业生同时进入高考场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某些好马失蹄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考生因在不同省、市而高分落榜低分被录取更比比皆是。他不由得萌发出一个设想：能不能给那些分数接近高考录取线的学生提供一个深造的机会呢？1980年3月他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时，听胡耀邦讲，全国有1600万失学青年怎么办？

这更激起他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情。1980年6月13日，方毅副总理视察安徽，并在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师生职工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实验和探讨改革的途径，创造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和办法，广开学路。”对此格外敏感的杨承宗深受鼓舞：与其抱残守缺，何不独辟蹊径？遂正式提出了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合肥地区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优势，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

1980年6月23日，《光明日报》记者胡羊首次独家报道了杨承宗关于招收自费大学生的主张。文章见报后，读者纷纷来信，更有一群教育志士积极拥护该项主张。真是“一呼百应”！同年7月，关于成立一所民办公助的自费大学的议题摆到了省领导的办公桌上。8月，省政府批准成立这所大学。但让杨承宗意想不到的是，省领导请他出任校长。他一再推辞，毕竟已是年近古稀，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他的双目几近失明，妻子从北京搬到合肥后就一直重病缠身。

但省领导以那些被高考分数拒之门外的学生之名再三诚恳邀请时，他最终被打动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校名，当时提议的校名有“安徽自立大学”、“星津大学”、“江淮大学”等等。抗战时期有个“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办而成，办学效果很好。这个也叫联大，体现联合办学的精神。

1980年8月23日，合肥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全部的家当就是从科大借来的一间20平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包括杨承宗在内的6名兼职人员。

杨承宗再一次表现出独树一帜、锐意创新的精神，实行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改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兼任董事长，这是对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一种创新；没有校园校舍，所有教学都是“联办”，插在科大、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的教学空档中完成；没有固定的师资队伍，所有的教师都是从合肥地区12所高校中择优聘用，并邀请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龚昇、杨纪珂等来校讲学，体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思想。

学生全部“走读”、自主择业，改变了当时普通大学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做法，甩掉了沉重的后勤包袱；国家部分拨款，“适当”收费，每年文科40元、理科50元，改变了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国家单一投资的体制；倡导公民享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理念，一改高等教育只注重选拔尖子、培养精英的宗旨。上述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很多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践。

合肥联合大学“联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的办学模式，在当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种创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先后多次详细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继合肥联合大学创办之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等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的大学，有些直接套用了“联大”的名字，有些名字虽然不同，但办学宗旨、教学形式基本相同，如北京联合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武汉江汉大学、上海大学等。当时全国有许多城市和教育部门的领导来合肥联合大学参观访问，杨承宗还专门抽调人员接待来访。

2002年，合肥联合大学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承宗虽然早已退休，但他对此仍是高度关注，非常高兴。

相关文章

姐的欢喜 » 杨承宗（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免责声明：本文由网友提供互联网分享，经供参考，不代表本网的观点和立场。

姐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