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左派闻之自然是义愤填膺，向来是少数派的活动家决心有所行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无法容忍石原言论之京都市民协会”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宣传册，里面收录了石原对社会舆论批评的回应，他的态度有所软化。石原写道，的确，有些台湾人和朝鲜人在被迫赴日劳役后死于原爆，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他认为没必要对涉及南京的言论作出修改。日本人理应从自身的视角看待历史，因为“如果我们依赖那些把历史用作政治宣传的外国人和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就会处在丧失自我历史观的危险当中”。这又是通过身份认同审视历史这一论点的翻版。

石原慎太郎的言论是我选择在1991年之夏造访南京的一个原因。我下榻的宾馆客房十分闷热，宾馆坐落在一条繁忙的林荫路旁， 周围一片区域曾是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医院所在地—1937年，这里是“安全区”。说是“安全区”，其实根本就不安全。日军时不时会牢记在心论坛”的代表—站起身，用日语发言，再由人译成中文。“我们希望指出，”他说道，“过去不能仅仅归咎于军国主义。如今， 我们自己也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决定每年8月15日造访南京的原因。因为我们感到，只有在得到受害者在天之灵的鼓舞后，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和平。听了你们的讲述，我们感到，中日两国人民可以建立起友谊。听了你们的故事，我们能够一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一位来自南京的医生闭上双眼，唱起歌来，边唱还边和着节奏拍手。见到此举，幸存者们笑了，别的中国人也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老歌，纪念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自那时起开始吞并东北。一曲唱罢，人们的演讲更富激情。一位中国律师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之余，不忘宣示自己热爱和平。他说，政客石原慎太郎冒犯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我们希望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能支持我们，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这个寒酸的房间又热又挤，空气中缭绕着香烟味儿。幸存者迫不及待地想把伤疤露出来给人看，可我对看伤疤兴趣索然。另外， 尽管我也认同日本政府有责任正视过去，也认为其在赔偿方面不够大方，但我很反感自以为是的套话。这次会议的基调所传递的信息是，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不但依旧存在，或许还是日本先天性的痼疾。

我问一位幸存者，他是何时开始公开讲述战时经历的，他回答说是1982年。为什么那时才开始讲？他说是因为日本教科书风波。198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改教科书，否认日本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政府挑选了南京大屠杀的生还者， 让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之前，官方并未关注过他们。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但生还者并未提起：南京曾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也许吧，”老头儿说，“也许是有这么层政治因素，但我们不会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报纸的报道中，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缘于“侵略”（中国） 一词被修改为“挺进”，另外，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也被删去了。这则报道其实是失实的。修改几年前就有了，当时在日本就引发了争议，但1982年教科书修改一事则完全是无中生有。保守派的《产经新闻》为此向读者致歉，《朝日新闻》则没有表示。

教科书问题为公开南京大屠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中国政府决定专门建造一座博物馆来纪念大屠杀。这是个充满伤感的地方，位于一片贫穷的郊区，缺乏维护。博物馆周边的村庄自当年日军踏足该地后，并未经历太大的变化：用砖头和泥土搭成的低矮平房，狭窄的小巷里，到处是在泥地上玩耍的小孩；人们骑着自行车去赶集，车龙头下吊着被绳子拴住脖子的鸡，不时发出咯咯的叫声。据说这里曾发生过屠杀。有人告诉我，尘土飞扬的地下还埋着 死人骨头。

博物馆是一栋混凝土建筑，外围是一片巨大的假山园林。假山形状各异，大小不同，上面刻着屠杀地点以及死难者人数。博物馆正门上方用中英文刻着一行大字：“遇难人数：三十万。”踏进室内， 映入眼帘的是走道两旁长长的沙盘，外头罩着玻璃。砂砾中散落着一些人骨和骷髅头，据说是中国死难者的骸骨。从潮湿的天花板垂下的窗帘沾着灰尘和蜘蛛网。大厅里，一块告示牌解释说，建造该馆的目的是“纪念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教育并鼓励人们加倍努力，振兴祖国；支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最有意思的展品当属日军官方文件，多为屠杀现场指挥官寄出的急件。上面的文字比模糊不清的暴行照片更能说明问题。日军对大开杀戒最普遍的一种表述是“清扫”和“收拾”，好比对犹太人的“特别处置”。馆方播放了一段纪录片，我之前曾经看过：尸体被扔进深坑，女人被开膛破肚，刽子手哈哈大笑。片子结束时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南京经历了深重的灾难，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走出博物馆，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日本教师，他已经换上一身袈裟，正捻着佛珠，为死难者念经祈福。另一位老师在给他拍照。与他俩同行的一位女青年递给我一本小册子。这是份挺有意思的资料， 里面摘录了该团体其他成员过去造访南京后的感言。我又一次发现， 日本人流露出的情感与“耻文化”和“罪文化”之分往往并不吻合。即便使用的是“耻ずかしい（耻辱、羞耻）这个词，含义和西方人的“罪责”（guilt）其实大同小异。

“我知道这么做很难，”某位日本参观者写道，“但当我们置身此地，我能感到中国人的悲伤和愤怒萦绕在心头，他们经历了如此难以名状的暴行。一想到我是那些日本人的后代，就觉得心情压抑。我很彷徨，但还是坚持认为，逝者是能说话的 ！南京的遇害者应该站起来，谴责我们日本人 ！因为我们在战后没有坦白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以也就无法在不自惭形秽的情况下构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站是雨花台，那里见证过三天三夜的激战， 曾经是某起最野蛮屠杀的发生地，如今屹立着一座外形丑陋的纪念碑。这是一根形似男性生殖器的巨塔，远处是中华民族无产阶级英雄儿女抗击法西斯的雕塑群，当中用树木作屏障。另外，因“百人斩” 竞赛而在中国战争罪法庭受审的M中尉和N中尉也是在这里被处决的。

M中尉的女儿在某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类杂志从未中断过对东京审判历史观的攻讦。她认为，本多胜一无耻至极，败坏了父亲的名声。他难道对遗属们毫无怜悯之心么？她父亲一心只期盼中日两国能和平和谐地相处。现在谎言满天飞，他在九泉之下怎能安宁？在和父亲的灵魂“对话”后，导游招呼M小姐该出发了，大巴还在等着呢，是时候去往下一站了。“于是，”她写道， “我挖了些红土，包在手帕里叠好。我感到这泥土似乎吸收了父亲1985 至1990 年期间，也就是教科书风波之后至裕仁天皇病逝之前，日本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小批日本帝国陆军的老兵开始公开谈论各自的战争经历。他们的供述被人录像后在私人举办的展览上播放，比方说在东京，一座天主教堂内就举办过名为“纪念战争， 守望和平”的展览。这些老头儿都已是古稀或耄耋之年，多数军衔是二等兵或低级军官。也许是因为时日无多了，让他们产生了一吐为快的念头。抑或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长官都已不在人世，保持沉默的压力变小了，也无需过多考虑保存颜面的问题。同样的事发生在裕仁天皇去世后，仿佛昔日的禁忌话题突然可以打开话匣子， 畅所欲言了。正如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所告诉我的，天皇是所有人的最高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