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驻留没多久，东史郎病了，后被遣送回国。他设法把日记藏在身边，尽管类似的日记通常会被宪兵没收。在日本休整期间， 他把所记之事用更通畅的文字重新誊录了一遍，想着将来有一天把笔记留给自己的子女。他那时依然坚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不过，他想留存一份档案，以证明普通人也能“极尽凶残之能事”。

这份资料被包了起来，存放在碗柜里，就这样一直封存着，一晃已是1987 年。东史郎后来共养育了五个子女，但没有一个对父亲的战争经历表现过半点兴趣。“家里从来不聊这个。”东史郎告诉我。他有个兄弟，也在中国服役，为人嗜酒，在我见到东史郎的前一天因酒驾死于车祸。他兄弟也从来不谈论战争。那老战友呢？我问道。他们是如何探讨战争的呢？

“哦，”东史郎应了一声，“我们不大谈及战争。就算谈，也是为其正名。因为中国人抵抗，所以我们不得不那么做，诸如此类。我们没人感到心中有愧，这也包括我自己。”

东史郎给我看了几张退伍老兵联谊会的照片。老兵们历年都会外出郊游，去不同的乡村旅馆度假，他们所站或所坐的位置严格遵循军衔的高低。个头矮小、看着弱不禁风的森坐在第一排中间。历史最久远的一张摄于1940 年代初期，那时这些人还很年轻，外表都不修边幅，留着板寸头，一脸严肃的军容，看着怪凶相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摄于1984 年，已经不见了一些人的脸庞，剩下还健在的看着像是退休的银行经理。

倘若不是因为京都府计划建造一座新的战争博物馆的话，东史郎的记忆、日记和一切有关他过去的事情无疑都将被遗忘。新博物馆位于立命馆大学内，馆内工作人员在四处搜罗战时日记，然后听说了东史郎其人其事。尘封在碗柜里的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并在拂去覆盖在表面的灰尘后，被寄往立命馆大学。这份史料的内容让工作人员大开眼界，他们恳请东史郎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同意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发布会选在他家召开，形式并非某种忏悔—没有证据显示东史郎害怕自己会下地狱；也并未传递任何政治讯息—东史郎不是反战主义者，他只是讲述自己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做过的坏事。

很快就传来了反馈。东史郎被控有损昔日联队的荣誉，他所在的老兵联谊会甚至威胁要“惩治”他。邮箱里寄来了恐吓信—都是匿名信，要么在署名栏写着“一位爱国的日本人”—扬言要宰了他。但也有一些民众写信实名表达对东史郎的支持。支持者让他信心倍增，可人身威胁也让他怒不可遏。“我一直相信这是场正义之战。但这么多威胁、骚扰电话、恐吓信让我非常愤怒。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可他们却要制止我。我要是连实话都说不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

东史郎开始玩命似的就战争、军事教育、天皇责任、东京军事法庭审判等话题著书立说。他说，审判是件好事，但是日本人应该获准设立自己的军事法庭。天皇是个胆小鬼，最大的胆小鬼，因为他逃避罪责，东史郎如是说。令他尤其愤怒的是，一份名为《天皇的独白》—记录于1946 年—的资料于1991 年方才出版。书中显示，天皇不仅对局势一清二楚，好战，还自私自利。东史郎说：“我们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为他战死，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天色不早了，我俩在榻榻米地板上席地而坐，享用晚餐。屋外的风景—松树、稻田、远山—都被笼罩在夜色下。东史郎给我倒了杯烫过的清酒，他越说情绪越激动。“他们把天皇变成了活神仙， 一个虚假的偶像，就好比伊朗的阿亚图拉*。因为我们对神圣的天皇笃信不疑，所以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不管是杀人还是强奸，任何事。但是我知道他每天晚上也会操他的老婆，跟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他顿了顿，压低了嗓音。“但你知道在日本我们不能这么说， 就算今天也不能。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法说实话。”

他又一次讲起朋友樋口的事来，完全忘记自己方才讲过一遍。他描述唯一的好友是如何战死的，脑浆如何溅了他一身，他当时又是何种心情。说到动情处，东史郎还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杀千刀的天皇……！”他骂道。

我们结伴返回我下榻的民宿，这是家典型的乡间客栈，毗邻小小的码头。我俩都喝高了，跌跌撞撞地走进去。民宿老板是个面容忧郁的大块头，他引着我俩去我的房间。但在这之前他想先给我们看样东西。他的小舅子刚在屏风上作了幅画，我们可真得看看。于是， 我俩晃晃悠悠地站在一间宽敞的日式房间里，周围都是用墨汁绘制的当地风景画，有码头，有群山，也有海湾里的乱石，上面长着松树。

“下面给你们看点有意思的，”老板说道，“看到那块石头了么？” 我们点点头。“看着很大，是吧？”我们又点点头。“现在走到房间的对角处—接着走……”我们照办了。“一下子就变小了，是吧？” 他说，“这叫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