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
“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普遍而热烈的响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辉煌历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五一口号”的起草及发布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从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一口号”发布的背景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中央主张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联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旧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判断“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期待解决国内问题。
1946年6月，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协议发动内战时，共产党也及时改变当初的乐观估计，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但是，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和平建国的主张，国共两党遂出现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局面。
解放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战争形势向着人民方面发生重大转变，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节节败退。中共中央1947年10月10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同时，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这里，蒋介石集团已经被排除在共产党号召建立的联合政府之外。
毛泽东在当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重申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过，这次会议仍然认为“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
那么，何时才算时机成熟呢？毛泽东设想，在蒋介石当选总统后，“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推测，“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并推出了建立新政权的时间表。
随着解放战争的高歌猛进，毛泽东所关注的力量、人心皆已具备。此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进一步暴露了其独裁专制的本质。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呼吁由全中国人民，包括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真正的民主宪法。
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建立新政权的步骤。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拟讨论的问题，第一项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各地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随后，毛泽东在4月27日，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要他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中共准备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以及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会议的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秋季。上述两封信勾画出了筹建新中国的路线图。
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共中央认为，建立新政权、创立新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向国内外择机发布了。
“五一口号”的起草
中国共产党有在重大节日发表口号、宣言，举行集会、游行，刊发社论、文章等惯例。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是善于利用报刊的宣传家、组织家。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共中央的主要喉舌。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一手抓全军作战，一手抓新闻宣传。每逢需要发布重要主张，他都会精心组织宣传攻势，甚至亲自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文稿，包括新闻、社论、评论、发言人谈话、广播讲话等100多篇。这些作品大都脍炙人口，充满激情和斗志，在政治、军事、宣传上发挥着振聋发聩的效果。
为适应迅速传播中央声音的需要，1946年中共中央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进行改革。改组后，廖承志调任新华社社长。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广播电台三项重任，成为党中央、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的重要工具。由于新华社担负特殊的宣传功能，“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选择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布建国主张就自然而然了。
引起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发布建国主张的缘由，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一份电报。
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马上来临了。当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山东、东北、晋南、陕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原战场告捷，直逼国民党长江防线，历史的长河很快就要在此时发生重大转折。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强烈的政治责任和高度的职业敏感，认为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央肯定有重大主张需要发布！于是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予以请示。
由于廖承志的电报与“五一口号”这一重大事件相关而多次被党史界、学术界提及，但均没有披露过电报原文。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在孙中山、宋庆龄及其父母影响下，很早就参加革命，从事统一战线和宣传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彼此熟稔。
这封重要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公之于世，研究者有三种推测：因为电文过于简短，有可能没有存档；中共中央进北平前整理档案时，时间紧、材料多，有可能遗失；出于严肃性考虑等原因不便公之于众。
1948年“五一”节前夕，中共中央组织起草文件，拟通过新华社发布政治主张。这个文件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初稿是何人执笔起草的？由于缺乏可信的文献记载，目前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胡乔木。从当时胡乔木的身份来看，此说有一定的可信度。1947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后的一年内，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负责起草大量的文稿。中央给新华社的重要社论，基本上都出自胡乔木和陆定一之手，经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审阅、修改，再向全国播发。胡乔木的这一身份，可能自然成为这段重要历史的参与者。
如果中共中央收到廖承志的电报后才决定通过新华社发布政治主张，那么，“五一口号”初稿的起草时间只剩1948年4月底的最后几天。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初稿很快完成，彰显了中共党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作了27处修改
“五一口号”初稿共25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