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准确地说，“用工荒”和“就业难”并不是同时存在的两种分割现象，而是同一个现象的两种表现，目前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常态。企业有用工需求，劳动者有就业愿望，而中间有两个因素阻断了供求双方，使其匹配起来有困难。一是结构性因素。劳动力市场虽然存在空缺，但求职者的技能与岗位需求不适应，劳动者需经培训才能实现人岗匹配，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二是摩擦性因素。由于信息传递不畅通和市场功能的局限，劳动者与岗位之间的衔接有时间上的滞后，这些人则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提高供求双方匹配程度的原因。

从时间角度看，可以预计有些岗位会逐渐消失，另一些岗位会被创造出来。着眼于长远，综合性、通识性的人力资本更具韧性和持久性。因此，要鼓励潜在的劳动者接受更多通识教育，以获得适应就业形势的技能。

莫荣：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技术进步加速的转型阵痛期，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高层次研发人员、高技能工人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不足，部分新成长劳动力的实践能力还难以跟上市场变化。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局面，稳岗压力或进一步加大。

曾湘泉：“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是我国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劳动力供给“滞后效应”的影响，就业市场总体供求发生较大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减少了2600余万人。二是高等教育招生人数扩张，并且一些学生的技能难以适应就业要求，“就业难”的压力持续上升。

4.“促改革”与“稳就业”需保持平衡

光明智库：去产能、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有优胜劣汰，人员会有转岗分流。有网友担忧，这是否会引起大规模失业？如何有效化解这种冲击？

蔡昉：去产能、降杠杆和处置僵尸企业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冲击，形成典型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现象。如果宏观经济不发生大的周期性波动的话，这种现象不会是大规模的。同时，转岗人员会在多长时间里处于失业状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功能和公共就业服务效率，他们在失业期间的生活会受多大影响，则取决于社会政策托底功能的完善程度。

总体而言，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达到稳定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效果；另一方面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避免造成大规模就业冲击。推进改革与稳定就业之间需保持平衡。具体来说，要按照以下原则，利用改革红利把风险降到最低：防范化解风险的改革措施应尽早出台；改革红利最明显的领域率先推进；在改革红利显露出来的情况下，及时推进相关领域的其他改革。此外，还要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托底功能，提前做好兜底保障，确保民生链条正常运转。

莫荣：要强化对劳动者的培训和再培训，提升他们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建议把职业精神课程纳入政府职业培训补贴目录，政府补贴的职业培训资源要更多向劳动者职业精神和基本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倾斜。

曾湘泉：我认为今后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鼓励更多的人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成为重要任务。这对再就业困难群体有利好之处；另一方面，随着增加总需求的宏观政策不断推出，就业市场的用人需求会持续扩大。特别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若能切实落实减税降费的力度，人力成本就会下降，这必然有利于企业增加效益，也会遏制企业减员势头，并不断创造更多用人需求。

数据说

2018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8%，降至近年来低位。2018年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4.9%，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1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