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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逝世20周年:王小波情话经典语录

  前十年:作为神话的王小波

  事实上,王小波作为中产阶级自我标榜的“接头暗号”,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消费转型下已开始萌生。如果说近几年的接受史中,大放异彩的是“写情书的王小波”;那么,若将目光拉回到世纪之交,“写杂文的王小波”则要比“写小说的王小波”风头更健。

  90年代的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文学开始丧失轰动效应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话语权逐步失落和让位的年代。奇妙的是,正是在这式微转折之下,王小波成了民间洪流所择定的文化英雄。他的杂文,被视为开辟了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他的小说亦率先流行于文学青年之间,并被《人民日报》冠名以“文坛外高手”。

  王小波传记的作者、文学学者房伟考察了王小波去世后十年的形象接受境遇,指出是媒体与知识界共同塑造了王小波三重意义上的神话:文坛受难者神话、知识分子神话与中国文化神话。王小波世纪末的“非正常死亡”,曾引发其亲友、读者与媒体十分悲怆的纪念。但在此后的几年,这种纪念活动变得过于喧嚷嘈杂。文化场域内不同的话语力量,基于各自的立场与误读,改写着王小波的形象;而媒体通过“对抗性想象”制造文学消费热点,也重塑了自身的文化形象和话语权。

王小波逝世二十年:从反叛天才到“撩妹高手”

  《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 王毅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年8月

  针对世纪之交令人着迷的王小波现象,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文化左翼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解释。1998年,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率先将王小波拉入到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王毅认为,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数”一说,是王小波面对专制时代的沉默;朱学勤则指出,王小波辞职做“自由撰稿人”,意味着“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

  这种对于权力边界的一派天真的论断,是90年代拥抱自由市场时典型的欣快话语,它同样来自于对王小波杂文的局部阅读(或说整体上的误读)。而就在同册书中,戴锦华已清醒地指出:在逃离经典权力之后,自由人的唯一选择便是步入市场的权力管制。正如本雅明所言,文人像游手好闲者那样在街道上漫步,看似在超然地观望,实则是想找一个“买主”——这一点犹如娼妓。

  至于文化研究,往往直接将王小波作为符号与流行的文化现象来对待,以之解构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催生的新意识形态。“王小波热”被认为是顺应了新生的社会结构——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然而,王小波自身及其作品又难以被这种阐释所吸收。他的部分杂文自身即透露出对于大众文化的警惕与批判,他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也并非全然拥抱。事实上,他的思想来源除了自由主义哲学家罗素,还有大名鼎鼎的左派学者福柯与马尔库塞。他同时坦言,与20世纪60、70年代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有着无法隔断的精神血缘与情感悖反。

王小波逝世二十年:从反叛天才到“撩妹高手”

  《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 房伟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7月

  文化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框架过于模式化,都没能进入王小波的作品本身。在文学学者黄平看来,遮蔽了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就无法解释王小波之所以如此流行的原因。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市场有三位神话般畅销的作家:路遥、张爱玲、王小波。他们都处在彼时文坛的边缘,单凭作品本身,直截击中了各自读者群的情感痛点:“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白领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自由”的青年。”黄平认为,面对“文革”的历史,王小波提供了一种真正的“伤痕文学”(有别于那种仅仅“宣布自身是历史的受害者”的作品),通过“历史创伤—反讽—虚无—自由”的叙事,治愈着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

  王小波的小说真正处理了文革经验,至于是否属治愈系或仍待议。不过,二十年的接受史当中,代际的差异已显而易见。在世纪之交,青年作者与青年读者共处于后革命时代的情感震荡与记忆梦魇,在追溯与遗忘之间摇摆。至于新一代的青年读者,他们与王小波的“接头暗号”是分明的断裂,以顺应当下情境而不断重建。在王小波的知青小说、历史新编以及反乌托邦故事里,他着魔地凝视并书写着具体的中国历史,乃至游戏于亘古恒今的权力轮盘。他的反乌托邦不仅指向极权专制的过去,同样也指向技术专制的未来。

王小波逝世二十年:从反叛天才到“撩妹高手”

  《王小波研究资料(上下)》 韩袁红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

  今天:重读严肃作家王小波

  据说,“王小波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回顾王小波二十年接受史,再重绘王小波“涣散得要命”的形象,就要拨开包裹其外的神话、以及前人误导性的定性与论述。

  跟王朔一样,王小波是“红旗下的蛋”,但却是另一种大院子弟,来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家庭。同许多生于50年代的中国作家一样,王小波曾是知青、工人。他大学读工科,去美国又念文科。80年代末做起大学讲师。90年代初辞职投身“文人市场”。他在当时几家最时髦的都市报刊(《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做“专栏作家”。据学者房伟考证,说是稿费颇丰,全不像早先报道中穷困潦倒的境遇。他从体制出走,并书写荒谬,也怀念70年代,感慨“天下知青是一家”的情怀。

王小波逝世二十年:从反叛天才到“撩妹高手”

  早期版本的王小波“时代三部曲”

  王小波的杂文为大众媒体所钟爱,亦为他赢得“身后之名”。虽有精彩令人拍案之文,但难免立论粗疏或流于常识,因其写稿多少是为稻粱谋。张晓舟说得好,“王小波首先并不是一个什么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而是一个小说家,一个被想象力的天使和魔鬼轮番折腾的小说家。” 王小波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定位为“严肃文学”,显然是认可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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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篇里,王小波自言严肃文学不是为“热门”而创作,因其非但不赚钱,有时反而要倒贴。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说,写严肃小说无异于“驱害避利”的反熵行为。相反,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热门货,则是熵增的选择。今天的丛林社会将熵增看成金科玉律,我们只看到“水往低处流、苹果往地下掉、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却少了“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的执拗、怪诞与不合时宜。

  相较十周年时,近年的“王小波热”有所退潮。不过,在新的互联网主导的文化工业环境下,“王小波”或可能作为大IP而召唤资本登场。2015年起,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红拂夜奔》陆续宣布将改编成电影。这或许能掀起新一轮的热卖与阅读,未可知。倘若果真如此,这算是他“反熵”的写作历史中有幸遭逢的“熵增”现象了。或许在今天,我们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文/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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