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背景下，流行语作为一种与当今社会紧密互动的语言现象，成为多学科不可回避的一项新兴课题。但以往研究往往只基于结构主义视角，寻找语言学意义上流行语的演变机制。但流行语不能仅仅看成具有语言学意义的特殊语言现象，而应将其定位于体现社会变迁的透镜，结合其产生的语境，从解构主义视角来考察流行语生产、使用及再生产机制。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威廉·布赖特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词语内含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具有共存关系。费斯克认为，话语是“一种被社会化发展出来的语言或再现系统，有赋予和传播一整套有关某一重要话题的含义”。福柯也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我国各个年代的流行语充分证明了其和社会发展的共变关系。20世纪50年代，随着“大跃进”运动和困难时期的来临，流行语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放卫星”等；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流行语包括“打倒”、“横扫”、“炮轰”等。自80年代改革开放始，国民视野大开，一些港台流行语和新鲜事物大量出现，如大哥大、老板、生猛、打工仔等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用语。

　　进入21世纪，网络成为流行语制造厂，“躲猫猫”、“俯卧撑”、“犀利哥”、“被……”等词语大量出现。以往的“共变”理论已不足以解释日益复杂的流行语现象。薄泽提出的语言“斜眼论”则更有解释力。

　　语言“斜眼论”是指初看是一种含义，但是实际却指完全不同含义的表达。就像斜眼的人看似在望向一个方向，实际却是在看别的地方。该理论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语言单位是形式化后的概念，也是言说者的眼睛，即语言在对世界区别化、概念化、情绪化的同时，也给了言说这种语言的人一双洞察又带着屈光的眼睛。透过这双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在语言认知框架限制下的世界。第二，语言单位虽然可以影响言说者的认知，但言说者也决定着语言单位的意义。每种词语都可能有无穷种语义义项——不同的语境可能赋予该词语不同的义项，而言说者则可以根据自己认同的语境选择这个词语的义项，即言语博弈中的双方或者多方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语，但是由于彼此认同的语境不同，可能对此词语的理解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显然，薄泽的“斜眼论”和流行语密切相关，从第一层意义上看，新词语的出现与流行其实意味着言说者重新认识、区分、概念化世界，而这种重新认识可能是为了顺应并促进社会变迁的需要。从第二层意义上看，流行语“再生产”的过程必然伴随言说者的“斜视”，即使用者最初用它看此处的时候，接受者重新解读它，并将其看向他处。而接受者重新解读该流行语的时候，他在告诉使用者，他不仅是使用者，还是生产者，或者说在现实力量强弱悬殊的话语博弈中，虽然作为弱者的接受者可能并不具备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但其可以通过生产流行语取得话语上的优势，从而成功地影响舆论，影响政策的执行和制定。

　　纵观网络时代的流行语，它在意义再生产过程中同样具有“斜视”的功能。媒介技术的创新解构了原有单向文化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个体化和多元化，直接影响了网络文化的形成和呈现。在网状信息结构空间中，每个网民都成为信息节点，传统大众传媒的“把关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随着微博的出现，嵌套性的传播途径更是进一步瓦解了中心。总之，“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技术成为网络流行语意义再生产的新土壤，为流行语“斜眼论”的未来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长空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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