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何客观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探讨中国作家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人的生活处境，如何书写自我的经验、他者的经验，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现象亟需引起注意：在当下的文艺创作生态中，最迫近、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写，也最不受重视，不仅小说、影视界重视历史题材超过现实题材，学术界里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也一直存在。在此我想强调，没有人有权利蔑视“现在”，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无论选取何种题材，它都必须思考“现在”。有当代意识，是一个作家不可推卸的担当。

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依托新媒介而生的许多网络文学作品，骨子里的观念仍是陈旧的，甚至暮气重重。回想“五四”前后的一代杰出青年，如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他们身上洋溢的现实精神、青年意识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重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文学对普遍性的人类境遇的关怀，一定是建基于作家对“现在”的思索：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身处“现在”，如何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下经验，最为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

那么，文学该如何书写“现在”？

写作是对经验的清理和省思，也是对时间的重新理解。本雅明认为，时间不完全是线性的，它还具有空间性。因此，这四十年间的中国经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不仅是历时性的——不是一种经验死去，另外一种经验生长出来，而可能是几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叠加、并置在一起。认识到这些经验的复杂构成，作家笔下的生活才会有纵深感，才会显露出生活在多种力量的纠缠和斗争中的真实状态。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深圳速度，是一种时间，但在一些偏远农村里，农民经历的又是另外一种时间，更缓慢的、甚至一成不变的时间。生活在同一个空间的人有可能在经历不同的时间，这种时间的空间性，使作家的感受发生了断裂、错位。好的作家并不是通过一致性来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的，而恰恰是在疏离、断裂和错位中感知时代，不断为新的经验找寻新的表达方式。

再以前些年的青春写作为例。在当时涌现的大量作品中，主人公普遍过着一种奢华时尚的生活。试想，如果这一代作家都只写这一种生活，就势必会造成对另外一种、也许是更普遍更真实的生活的遮蔽，那么若干年后，以这些文学素材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人，就会误以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喝咖啡、享受奢侈品、游历世界、住高级宾馆。可事实是，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还有很多也叫“80后”和“90后”的人，从来没有住过高级宾馆，更没有出过国，他们一直在流水线上、在出租屋里，过着他们那种无声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果没有人书写和认领，就会被忽略和遮蔽。我把这种写作状况概括为“生活殖民”，一种表面上繁华、时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种无声、卑微的生活。这也是我为什么肯定一些农民工题材作品意义的原因，它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反抗“生活殖民”的作用。

从这个层面上讲，作家既是书写时间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当他意识到时间的某种空间性，当他试图书写时间中某一种被遮蔽的部分时，他就把现在的这个时间和真正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一切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建构一个有意义的“现在”： 发现很多种“现在”交织、叠加在一起，并进行多声部的对话，“现在”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这个坐标的建立，对于确证我们是谁、中国是什么，意义重大。

回过头来看当代文学中的陈旧写作，它们之所以陈旧，就是因为缺乏“现在”的视角，更没有来自“现在”的负重——我们是谁？我们面临着怎样的精神难题？我们如何在一种无意义的碎片中迷失了自己？这些问题在写作中很少能得到有效的回答。现实如此喧嚣，精神却是静默的，许多作家常常为历史而哀恸，惟独对“现在”漠不关心。在他们那里，时间似乎丧失了未来的维度，只是用来回望的，作家正在丧失面对“现在”的勇气和激情。

当代文学的一切苍老和暮气，多半由此而来。我愿意看到思考“现在”、书写“今天”的写作，渴望从“现在”的瞬间中看到中国人的过去和未来。也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时间里的写作，也是超越了时间的、永恒的写作。（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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