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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写作是需要纯粹的(2)

  贾平凹:我在后记中写过,《山本》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不是写战争的书。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死人就是日常。写任何作品说到底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焦虑、恐惧、怯弱、痛苦和无奈,又极力寻找一种出口。正是写着兵荒、马荒,死人的日常,才张扬着一种爱的东西。我曾说过,有着那么多灾难、杀伐,人类能绵延下来,就是有神和有爱,神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爱是人与人的关系。

  3“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启蒙性的作品,应该有些从里向外,从下到上的姿态性的写作”

  记者:整个小说的结构呈现出随物赋形的特点,不像是经过你精心设计的,而是像草木在秦岭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你作为叙述者,把读者引入秦岭之后,就让他们“跟着感觉走”了。你在小说的结构上有何考量?在你看来,结构对于小说有何特殊的重要性?

  贾平凹:我前面已经说过,确定了人物,定好了人物的关系,并找到了一个轴心点,故事就形成了,然后一切呈混沌状,让草木自然生成。秦岭之所以是秦岭,不在乎这儿多一点那儿少一点,而盆景太精巧,那只是小格局。小河流水那时浪花飞溅,禹门关下的黄泥就是大水走泥。

  记者:还有小说的视角。一开始感觉你用上帝的全知视角,后来又觉得你用了多视角的叙述,而不同视角的冲突与融合,也使得小说体现出多声部的特点。同时,我还看到有读者说,你在小说里用了没多少“政治概念”的老百姓的视角,因此才得以摹写出原生态的真实。

  贾平凹: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启蒙性的作品,应该有些从里向外,从下到上的姿态性的写作。这也是写日常的内容所决定的。不管怎么个写法,说实在话,我的体会,越是写到一定程度,越是要写作者的能量和见识,而技术类的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了,怎么写都可以,反倒是一种写法。

  记者:你是怎样做到让小说里众多人物错落有致的?小说里的许多意象,显然是有很强的隐喻性的。这样的隐喻,无疑拓展了小说的叙述空间。

  贾平凹:小说如果指向于一种大荒的境界,在写作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有着不断的隐喻、象征的东西。我在后记中说“开天窗”的话,就包含着这一类内容。

  记者:这样一种相互映照,不仅使得井宗秀与陆菊人之间,也使得小说的整体构架有了微妙的平衡,尤其是两个人物之间开始是相互吸引,到后来有了分歧,也始终是爱恋着的,这使得叙事充满了张力。要拿捏好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关系,实在是有相当的难度,要让在开放的新时代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读者信服就更难,要处理不好就很容易失真,而陆菊人在你塑造的女性人物群像里,也算得是非常特别的。你是有意给自己设置难度,还是写着写着就写成这样了?

  贾平凹:我以前的小说都是人物一出场就基本定型了,《山本》的人物,尤其井宗秀和陆菊人,他们是长成的。而井宗秀、周一山、杜鲁成其实是井宗秀一个人的几个侧面。井宗秀和陆菊人的关系,我是喜欢的,但并不是我的理想化而生编硬造的,现在的人容易把爱理解成性爱,这里的爱是大爱,是一种和谐的关系。理清了这种关系,用不着刻意设置,自自然然就成这样了。

  记者:如果说井宗秀与陆菊人相互映照,那么井宗秀与蚯蚓可以说是相互陪衬的。实际上在《古炉》里面,狗尿苔与夜霸槽之间也是相互陪衬的,这让我想到堂·吉诃德与桑丘。这样一种搭配,看似不很重要,倒也使得这部看起来特别残酷的小说,多了一些趣味,也使得小说变得张弛有度了。

  贾平凹:次要人物一定得有趣味。它是一种逗弄,一种发酵,一种节奏。

  4“小说需要多种维度,转换各种空间”

  记者:无论是如陈思和所说,《山本》存在显性和隐性两条线,显性体现在井宗秀身上,从他身上看到一部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隐性体现在陆菊人、瞎子中医、哑巴尼姑身上。还是如王春林所说,《山本》不仅对涡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具体到写作而言,引入瞎子中医、哑巴尼姑,体现了你虚实结合的叙事理想,也如有评论所说暗合了《红楼梦》里一僧一道的穿引格局。这当然是值得赞佩的,但我还是冒昧问一句,这会不会太《红楼梦》了?

  贾平凹:小说需要多种维度,转换各种空间。我爱好佛、道,喜欢易经和庄子,受它们的影响的意识,在写作时自然就渗透了。《红楼梦》在叙写日常,《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叙写大事件,如果以《红楼梦》的笔法去写《三国演义》《水浒传》会是什么样子呢?

  记者:便是《山本》的样子了。像陈先生、宽展师父这般超越性的人物形象,其实在你的小说,尤其是写历史的小说里一以贯之。比如,《古炉》里的善人、《老生》里的唱师。这既能表达良善的意愿,也能给小说增加亮色。《山本》结尾,炸弹把镇子炸了,很多人都死了,但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却都活着,他们活着,或许是如陈思和所说,他们超越了时间、空间,隐含了你“一些故意为之的神话意味”。但这样的“故意为之”,会不会多了观念化的痕迹?

  贾平凹:陈先生的眼瞎,宽展师傅的口哑,并不是观念化,当时写陈先生时只想着他将来和腿跛的剩剩能组合一起,背着剩剩走路,让剩剩在背上看路,但写到后来,把这一节删了。至于宽展师傅,我想她有尺八就可以了。我不主张观念写作,这在前边已经说过了。

  记者:刚谈到《古炉》《老生》与《山本》,我注意到好几位评论家也不约而同指出,三部小说有内在联系。以我的理解,三部小说都写的相对久远的历史,从时间上看,《老生》写到了四个时间段,其实把《古炉》和《山本》包含在里面了;三部小说都涉及民间写史、写历史记忆,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三部小说也都涉及时间的命题,但里面写到的故事,都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刻度,也都体现出了如吴义勤所说的历史空间化的特点,亦如他说的,有时是反时间的,而你写的这个历史,也仿佛是超越了历史本身,具有一种稳定性、恒常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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