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鲁迅非但不是领导者，而且他的参加还有些被动。根据《〈呐喊〉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记述，鲁迅是在《新青年》同仁反复劝说下才写稿的：“《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当然，与他进行有关“铁屋子”对话的金心异（钱玄同）也功不可没。陈独秀向鲁迅约稿之殷切，可以从他给周作人的信中看出来：“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1958年5月4日，胡适在台湾发表纪念新文化运动的演讲，特别表彰了鲁迅：“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

鲁迅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可以从北大学生、《新潮》主编傅斯年的文字中略窥一二：

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

虽然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慢半拍，但他很快获得了学界和文坛的认可。他在学生运动中一开始没有积极的表现，也不意味着他对学生的爱国热忱冷淡，对社会事务不关心。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没有积极发声，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公务员身份，另一个原因是他刚从“铁屋子”里走出来，历次革命运动失败带来的悲观失望情绪还没有消尽，对群众运动存有戒心。多年后，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过：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五四运动一周年那天，他在给宋崇义的信中谈到学生运动，说“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表达的正是这种态度。

始终寄希望于青年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有支持学生的实际行动，只是比较隐蔽，如果不是他后来写信向朋友透露，我们就不会知道。

五四运动因反对日本企图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而起，抵制日货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之一。有三四个学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来制造一种叫“万年糊”的国货产品，试图取代日货。他们邀请鲁迅做股东，“但是每瓶卖八枚铜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货色总敌不过日本品。后来，折本，闹架，关门。”结果，国货未能成功，日货遭到抵制，“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

尽管尝试失败了，鲁迅并不气馁，仍然寄希望于青年。鲁迅写于1919年的一则《随感录》中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当然，鲁迅也会提醒青年们：“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

鲁迅表面沉郁，内心热烈，私下里经常说些激烈的“疯话”。《钱玄同日记》里就记录了他们一起谈论的话题，如废除汉字、消灭旧戏、以耶教代儒教等，今天看来，也还是惊人之论。1919年1月，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

五四运动之前，鲁迅是新文化的一个突起的“异军”；五四运动之后，他对新文化运动是怀念的，对这个运动没有坚持下去感到遗憾甚至不满。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五四运动取得成功，是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斗争的结果。这一点给鲁迅很深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

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四运动发生时，鲁迅还没有到北大兼职，但他后来对北大的评价是公允的，称赞是热烈的。1925年，鲁迅在为北大校庆写的贺词《我观北大》中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不过，他后来对五四时期曾经积极奋斗的几位北大教授思想趋于保守表示不满。1933年底，他的学生台静农来信谈及北大的近况，并告知北大得到的赠语“五四精神 时代前面”，鲁迅回信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

鲁迅没有实际参加五四运动，也不一定赞成学生们采取激烈行动，但他对学生是同情和爱护的。鲁迅支持学生运动——人们得到这种印象，可能基于1926年他针对“三一八”惨案写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鲁迅本不赞成学生游行请愿罢课，但在学生遭到军阀政府屠戮后，勇敢地站在学生一边。他后来多次在著作中反思这场惨案：“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晚年所写《题未定草》一文，在肯定了青年们争取自由的努力后，特别加上一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