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青年时代就信奉进化论思想，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即便后来看到青年人种种性质不好的表现，也屡屡受骗上当，乃至发狠说自己“思路轰毁”了，也还是不放弃与青年的交往和合作。他的这种思想矛盾可以理解：一面同情学生，赞赏他们的爱国热情；一面又担心他们放纵情绪，耽误学业。学生的爱国热情，如果没有理性约束，也可能成为破坏力量。社会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的，需要耐心研究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鲁迅在给宋崇义信中还说：“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五四”之后的“路”

鲁迅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荣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与他毕生坚守在文学领域有关。

他曾对《新青年》少登文艺作品表示不满。在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信中说：“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

鲁迅有《题〈彷徨〉》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诗中透露出失望的情绪，但也很有独战的傲骨。他在悲观、孤独中奋力开拓文学的新疆域。他青年时代弃医从文，是因为怀抱着启迪民智、改良人生的崇高理想，一生从事文艺历经失败，仍坚持不懈。

他的文学自觉意识，到了厦门、广州，愈发强烈。离开广州前夕发表的演讲《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通过阐发他一向看重的魏晋时期的文学来印证现实。他指出，魏晋时期，连皇帝都很有文学自觉意识，曹丕虽然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却也说诗赋不必包含教训，有其独立性。所以，鲁迅认为，魏晋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获得了这种自觉，并通过他的创作实绩和教导示范，影响了很多青年。一直到晚年，他对文艺仍情有独钟：“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最平正的道路是文艺。”

大时代大事件中，人各有其立场，各有其选择，各有其修为，自然也各有其局限。1919年年底，鲁迅回故乡把母亲和家眷接到北京。几年后，他在据此经历写成的小说《故乡》的结尾就“路”的意象做了发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国家的新气象，以及对家族中兴的预期，使鲁迅觉得自己脚下的路在向无穷的远方延伸。

文学家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