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四100年? | 鲁迅：“慢半拍”的新文化“主将”）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鲁迅——“慢半拍”的新文化“主将”。

姓名：鲁迅（周树人）

时年：39岁

身份：中华民国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地点：北京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鲁迅致宋崇义信，1920年5月4日

“五四”期间的鲁迅日记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多所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声讨与日本签订密约的政府官员。在向外国使馆递交有关青岛问题的说帖后，学生们到曹汝霖的住宅抗议，火烧赵家楼，打倒章宗祥，导致30多名学生被逮捕，酿成“五四事件”，由此引发全国罢课、罢市、罢工，史称“五四运动”。

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他的日记这样记载：“四日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即孙伏园，编者注）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孙伏园是他的同乡，也是他早年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孙伏园后来回忆说：

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鲁迅详细询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

鲁迅的日记一般简略记述通信、会客、银钱来往等日常活动，少有评论。5月4日的日记中，他没有表达明确意见。随后的“五七”国耻日，在他的日记里也一样云淡风轻：“七日 晴。下午董世乾来，旧中校生。晚铭伯先生贻肴二种。风一陈。”“八日 昙。上午得三弟信，四日发（三十五）。下午往留黎厂。晚微雨。”这个时期，鲁迅的著述和书信中几乎没有对当时北京和各地持续不断的游行、罢课、罢市、罢工等活动的评论。五月二十九日记载这样一件事值得注意：“下午与徐吉轩至蒋街口看屋。晚钱玄同来。”原来，鲁迅和两个弟弟开始考虑在北京购买房屋，因为绍兴的祖屋即将卖掉，母亲和家眷必须接来。这是周家1919年的大事。忙了大半年，他们终于在年底实现了这个目标，把全家十几口人安置进了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三进大宅院里。

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名家，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得多。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积极支持者；陈独秀发宣言、撒传单、写文章，冲在第一线；胡适运动前夕到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回京后看望被捕学生，并在陈独秀被捕后声援、营救；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为学生们鼓劲；正在日本探亲的周作人听到消息匆匆赶回北京，看望被捕学生的路上遭遇警察马队，受惊不小；钱玄同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一段，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刘半农也发表了同情和赞成学生运动的文章。

但是，没有实际参加，并不意味着鲁迅不赞成五四运动。研究五四运动，绕不开鲁迅。因为五四运动的前奏是新文化运动，而鲁迅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走出“铁屋”，开始文学创作

鲁迅凭借小说创作为文学革命贡献了“实绩”。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李大钊后来成为革命者，胡适、刘半农和钱玄同当了大学教授，鲁迅虽然也曾到大学任教，但始终没有离开文学写作。结果，鲁迅的名声盖过了其他人，在很长一个时期，鲁迅被认为担当了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角色。

实际上，五四运动期间，鲁迅的名气还不很大，知道教育部的周树人就是鲁迅的人很少，就连老朋友许寿裳也是在看了《狂人日记》后写信询问才被告知鲁迅和唐俟都是周树人（豫才）笔名。1922年《阿Q正传》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巴人”，也让人猜测不已。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鲁迅任职于中山大学期间，应邀到香港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如何使中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时，称赞新文化运动把原来的中国——“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鲁迅回顾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演进过程说，就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之“来尝试”了，提倡“文学革命”：“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一开始，改革还是语言层面的，随即，新文化的倡导者意识到单是语言层面的革新不够，因为腐败的思想，用古文能做，用白话文也能做，所以就有人来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引发社会革新运动，于是有了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