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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之父,开创非虚构写作典范

(原标题:新新闻之父开创虚构写作典范

每个匆匆行走在城市里的人,都有一身故事:歌星弗兰克·辛纳屈、玛丽莲·梦露的丈夫、地铁站售票员、修路架桥工人……盖伊·特立斯,捕捉故事的非虚构大师。他贴身追踪这些人的故事,用一篇篇经典特稿,开创了一种非虚构写作典范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新新闻主义”

将文学技巧引入新闻

盖伊·特立斯,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美国“新新闻主义之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写的一篇又一篇特稿惊艳了整个新闻行业,至今仍然是全世界特稿记者模仿的对象。

特立斯的雄心是“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一探虚构作家之禁脔,与同侪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一较短长”。他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做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是盖伊·特立斯一部极具影响的作品。本书大部分章节采用的都是这种“新新闻”“新闻小说”或“准新闻”的报道文学体裁。后一种名称是对这一体裁的贬义称谓。有评论家对这种体裁持怀疑态度,认为使用这种体裁报道新闻的记者是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从而歪曲事实真相。

盖伊·特立斯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 新新闻 虽然读起来像小说,但本质上不是虚构的小说。它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光靠简单罗列事实、使用直接引语及坚持传统报道的严格组织形式这三种新闻撰写手段是不能达到的。 新新闻 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

特立斯在过去的作品中曾广泛使用这种方法。在《王国与权力》中,特立斯掘地三尺深挖《纽约时报》内幕,从地方小报到世界自由主义阵营的旗帜,哪些人为它奠基、为它添砖加瓦?是一群只为新闻而活的人。这本书位列“关于新闻业,五本最好的书”。包括《邻人之妻》,这本书于1980年出版,描述的是艾滋病到来前的“性解放”时代中几对美国夫妇的私人性生活及正在变化的道德观。

在他之前

没有人如此打量城市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是盖伊·特立斯的成名作。本书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描述的是纽约城里一些不为人们所知的人物和事件,通过这些描写,作者向读者展示了纽约城的另一个侧面,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侧面。“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这里还有500个巫师、600尊雕塑或纪念碑、3万只鸽子……”特立斯之前,没有人如此打量城市。

书中第二部分《大桥》讲述的是建设纽约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及流动修桥工的生活。修桥工们都是些普通人,出了他们自己的那个小圈子根本无人知晓,可正是这些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建成了美国无数的大桥和纽约城里一座座大桥和摩天大楼。正如作者所言:“他们把一个个的地方用大桥连接起来了,可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第三部分《走向深处》,特立斯集中描写了曾经活跃在社会各个舞台上的几位名人的梦想与逝去的辉煌。这些人物包括歌坛巨星弗兰克·辛纳屈、棒球明星乔·

迪马乔、前拳王弗洛伊德·帕特森、演员彼得·奥图尔,还有《时尚》杂志上的那些封面女郎、文学人物乔治·普林顿及其纽约“东区军团”——在刻画第三部分这些人物时,特立斯使用了同一种写作风格,很接近他所喜欢的几位短篇小说家那种娴熟优美的风格。

一个比一个更难搞的

采访对象

《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是他受《时尚先生》之邀采写的特稿。

在为辛纳屈纪事搜集素材时,特立斯发现,只要能观察主人公,即便是远眺,主人公的合作或不合作也就不再重要。

“我在洛杉矶时辛纳屈并不合作,对他来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当时有许多事情让他心烦,其中一件就是他的感冒,因此我没有得到他许可的采访机会。然而,在我对他进行观察的六周多的时间里,通过看他录音、拍电影以及在拉斯维加斯赌钱,我观察到他内心更深刻的一面。我看到了他认为我走得太近时所表现的那种情绪变化、不满和怀疑,以及他在信赖的朋友中充分放松时的那种快乐、礼貌及魅力。通过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以及周围人对他的反应,我的收获远比坐下来与他谈话大得多。”

“他是辛纳屈,是老板,也是家长。”特立斯以其传神笔触和娴熟技巧,刻画了一个充满意大利西西里后裔特点的歌坛教父形象,这篇特稿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书写”。

辛纳屈的好友、棒球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前夫之一乔·迪马乔,是另一位更不情愿合作的采访对象。

这位只想平静地生活、不想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昔日体坛巨星,原本答应配合特立斯的采访,但当特立斯出现在他面前时,迪马乔直接甩给了他一张返程机票。

最初受到的冷遇给特立斯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开场。

几天后特立斯能够再次见到迪马乔,是因为他求助一位迪马乔的朋友和几个高尔夫球伴,特立斯请求跟他们一起去观看他们打球。迪马乔特别讨厌打丢球,比赛中他打丢了三次球,特立斯都为他找了回来,在这之后,迪马乔对特立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立斯被邀请去观看他们另外的几场高尔夫球比赛,还被邀请晚上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旧金山的酒吧玩,特立斯对迪马乔的了解大部分是在那儿得到的。

本书的最后一篇人物纪事《坏消息先生》,描述的是特立斯在《纽约时报》编辑部时就认识的一位专门从事悼文写作的无名记者的生活。那是他第一次把一个报业同事介绍给全国读者。

或许由于特立斯本人是意大利后裔的缘故,作者对意大利人的描写很值得一读。

(原标题:新新闻之父,开创非虚构写作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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