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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格式是欧阳修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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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格式是欧阳修创立的

家谱格式是欧阳修创立的

本报记者 商 越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部分)

欧阳修画像。

明朝宋濂跋文。

《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中后人所写的跋文。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自撰的两份手札文稿。从圈圈点点的手迹中,我们能窥见欧阳修不仅引领平实的文风,还在重编族谱中创立了中国家谱的基本范例。

小他119岁的南宋名臣周必大将收藏的两份欧阳修手稿联为一卷,将南宋九叠官印“中书省印”盖在了这份私人藏品上,这在收藏史上绝无仅有,可见他对欧阳修的敬慕之情。

史记

“醉翁”是个伯乐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写下的不朽名篇《醉翁亭记》,许多人能朗朗上口。作为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喜好喝酒的“醉翁”欧阳修,其实还是一位善于识人、乐于荐才的伯乐。

《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他推荐的人才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原来都是“布衣屏处,未为人知”,在他的培养下,相继成长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曾巩出于欧阳修门下,他12岁即能写文章,擅长古文策论,但对科举时文并不看重,因而屡试不第。于是,曾巩便给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抒发政见。欧阳修读罢,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送曾巩秀才序》,热烈赞扬他的才学和不怨天尤人、矢志求学的精神,对当时刻板的考试标准表示了不满。后来爱才心切的欧阳修将曾巩收为自己的学生,以便时时加以训导。十多年后,曾巩不负厚望,考中进士,欧阳修保举他担任馆阁校勘。在欧阳修的提携下,曾巩成长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发现苏轼,也有一段佳话。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选拔进士的主考官。批阅试卷时,他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应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这场考试,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可能是曾巩所写,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文章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一篇《春秋对义》取为第一。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除了素不相识的布衣贤才,就是有个人恩怨的政敌,欧阳修也能为了国家利益摒弃前嫌,大力扶植。史料记载,欧阳修曾在一份公文中,向皇帝推荐三人可以为宰相,把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力荐给皇帝。吕公著,是当年排斥范仲淹之党,并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的主要参与者,宰相吕夷简之子。司马光和欧阳修政见不合,也曾在朝中力排过欧阳修。王安石认为欧阳修并非知己,意见常有不合,王安石主张变法,欧阳修则反对新法,然而欧阳修却能做到唯才是举,不计前嫌。因此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称颂欧阳修:“于晦叔(吕公著)则忘其嫌,于摄公(司马光)则忘其议论,于荆公(王安石)则忘其学术,世服其能知人。”

欧阳氏族谱首次用图表呈现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包括两部分内容,即《欧阳氏谱图序》手稿和一首《夜宿中书东阁》七律诗,卷后有南宋名臣周必大、元代词曲家张雨、元代文学家欧阳玄、明代史学家宋濂等人的题跋。

“《欧阳氏谱图序》是欧阳修重新编写欧阳氏家谱时所做的序言原稿,但仅残存后边一页。”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欧阳修编写的《欧阳氏谱图序》开中国私家修谱的先例。他修家谱的体例完整而系统,包括谱图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为后世修家谱提供了参考,成为元代以后中国家谱的范例。

《欧阳氏谱图序》手稿中讲到家谱的格式:“上自高祖,下止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则子孙虽多而不乱,世传虽远而无穷。此谱图之法也。”董宝厚介绍,欧阳修创立的欧阳氏家谱,特点是以表格图式呈现,每五世一图,第二图五世至九世,第三图九世至十三世,以此类推;每张图表由右向左排列,每个人名左侧记述生平功绩等,层次清晰、一目了然。欧阳玄在卷后题跋中也称赞道:欧阳修先写《诗本义》和《诗谱图》两书,考订极精,后来以此图表方法为基础,作其家谱,“今大夫士家谱,无能踰其法者”。

欧阳修是在哪一年编修家谱的呢?明初史学家、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卷后跋文中写下了自己的考证:“欧阳文忠公《谱图序》,作于至和二年乙未”,即1055年,因此可以推知,当时欧阳修(1007年—1072年)48岁。辽博专家曾将这一手写本与公开发行的刊本《欧阳文忠公全集》对照,发现手稿中有大段文字不一样。“这说明手稿后来有过较大的修改。”董宝厚说。

细看欧阳修本人的序言手迹,上边有多处圈圈点点、删改增补,从中可以揣摩欧阳修写作和订正时的想法,也能窥见欧阳修对文章的推敲打磨。后人评价说,欧阳修是“以文章冠天下”的文学家,此诗文手稿,受颜真卿的影响最为明显,通篇随意轻松,流畅自由,毫无故作之意。朱熹曾评价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诗稿背面竟然是一段公文

在《夜宿中书东阁》诗中,欧阳修写道:“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欢慰病翁。白首归田空有约,黄扉论道愧无功。攀髯路断三山远,忧国心危百箭攻。今夜静听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在诗后,有周必大跋文解读:“右欧阳公嘉祐八年冬末诗。按昭陵(仁宗)以是年春晏驾,十月复土,时厚陵(英宗)再属疾,两宫情意未通,故有攀髯路断,忧国心危之句云。”

史料载,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据周必大考证,嘉祐八年这年春天,欧阳修56岁,宋仁宗驾崩,10月下葬建陵,继位的宋英宗也生病了,遂“诏请皇太后同听政”,不久太后和皇帝“左右交构,几成嫌隙”,因此欧阳修写下哀悼仁宗皇帝去世,“忧国心危百箭攻”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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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诗文后边,欧阳修还附几个小字:“攻字同韵否?”董宝厚说,我们据此推测,欧阳修可能是拿不准“攻”与“翁”“功”“中”是不是同韵,就标注这几个字,也许是让书童帮他查核,也许是打算向人询问。寥寥几字,可以窥见欧阳修写作的严谨态度。史料记载,欧阳修曾对好友、北宋诗人谢绛说过,他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好好构思。与此手迹相互印证,我们能够发现,一代文豪对待写作真是非常严谨,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正是这样的勤奋耕耘,才让他的诗文创作取得卓越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阳修两段手迹之后,长卷中还收录一段《中书所录神宗出阁旨挥》公文,上书:“子顼出阁,奉□(此处文字无法识别)入内内侍省取旨施行”。周必大随后题字解释:“右两行,元在欧阳公诗稿之阴,殆中书所录旨挥,盖神宗以是年九月封‘淮阳郡王’,改赐今名。十二月乙亥,出阁正当时事也……必大谨记。”

董宝厚解释说,这段《中书所录神宗出阁旨挥》是由后世藏家周必大截取自欧阳修诗稿的背面。“旨挥”是中书省的一种公务文本,起草的是帝王的诏敕、命令,这里提到的故事是,皇子赵顼出阁,即皇子成人后从宫中迁出独立居住,被分封以官职,赐给“顼”的名字。赵顼就是后来的宋神宗,他在这一年9月被封为淮阳郡王。

这段公文虽然不是欧阳修书写,但是将它与《夜宿中书东阁》诗放在一起,就可以确定欧阳修写诗稿的年代。

“中书省印”盖在 私人藏品上

《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卷中有后世藏家、南宋名臣周必大写的三篇题跋,且每篇题跋的下方都盖上了南宋九叠朱文官印“中书省印”。“将公章盖在私人珍爱的藏品之上,且足足盖了三方,只有南宋权臣才有这种特例。”董宝厚点评。

史料记载,南宋名臣周必大(1126年—1204年)官至吏部尚书、枢密使、左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他与北宋欧阳修同为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两人相差119岁,还有着同样的谥号“文忠”。周必大留诗600多首,其书法浑厚刚劲,自成一体。因敬慕欧阳修的为人,周必大主持整理出版了欧阳修的文集《欧阳文忠公集》,使欧阳修文体自此以后有了定本。

在卷后跋文中,明代史学家宋濂对此长卷作了详细研究。欧阳修作《欧阳氏谱图序》后131年,周必大得到“检稿一段”和《夜宿中书东阁》诗八句,他把两个文稿“联为一卷”。另外,诗背面“有中书所录裕陵出阁旨挥两行”。在这三段内容后面,周必大各题有三段解释性跋文,还“识以中书省印者三”,此外卷首还印上自己的“益国公”章,“其慎重之意,可谓至矣。”

宋濂认为,周必大“与公皆庐陵人,故平生所敬慕者,于公于尤切,文学政事,皆欲并之,非止宝其字画而已也。其后奉常质行定名,特与公同谥文忠,可谓能遂其志者矣。”也就是说,周必大敬慕欧阳修的为人,在文学、政治上都想与他并驾齐驱,死后也与欧阳修有同样的谥号“文忠”,应该说是实现了他的愿望。

据宋濂考证,周必大在此卷上题跋的时间是淳熙十二年(1185年),两年之后,他担任中书省令。史料记载,宋代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而中书省之权特重,掌握行政大权,与掌管军事大权的枢密院,合称“二府”。

因此推断,周必大应该在任中书省令期间,借用南宋中央政府发号施令的公章,在三段书法之间接纸骑缝处,盖上三方“中书省印”。宋濂认为,“盖宋世虽得以官印识私藏,若非亲莅其官,则亦不敢僭用之也。”

1189年,周必大被封为“益国公”,又在卷首盖上自己的“益国公”章,不过如今已经看不到这枚印章了。董宝厚推测,可能是后来因破损,被后世藏家重新装裱时裁掉了。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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