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议把每年5月4日定为青年节，国民政府默认了这个提议，各地纷纷举行青年节纪念。但是1942年国民政府又宣布：5月4日并非青年节，甚至连纪念日都不是。1944年，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建议，将5月4日改为了“文艺节”，国民政府则宣布黄花岗烈士殉难的3月29日成为青年节。

1944年的5月4日从“青年节”变动为“文艺节”，在知识界影响甚大，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政府不要五四运动了”，而闻一多说得更严重：“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一说是1943年——引注），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闻一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确认了5月4日为“青年节”。而在台湾，5月4日一直被当作“文艺节”纪念。一个日子，两种纪念，背后除了政治角力与意识形态分歧外，“青年”与“文艺”，也象征着对五四运动的不同视角。比如胡适认为1919年5月4日开始的街头运动，对于肇始于1917（或云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只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这就是将“文化”放在“青年”之上。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内涵里，“青年”同样是一个关键词。1915年9月，陈独秀将自己独力创办的传播新知、呼吁改革的杂志取名为《青年杂志》，这时陈独秀36岁，在当时的概念里已入中年，这份刊物当然不是针对他的同龄人，而是试图让他和他的同道者不为社会认知和接受的新思想，在青年中传扬和光大。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俨然把社会对待青年的态度抬到了民族性的高度：“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由是他推论出除旧布新的使命必须由青年担任：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他几乎是用尽了全付的热情在向理想中的“青年”呼吁：“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

李大钊在发表于1916年《新青年》二卷一号的《青春》一文中，明确地将自己一代人和未来的“新青年”之间，划分了一道绝对的界限：

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

虽然他也承认“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但终归以前是“废落”，以后便是“开敷”，这种以时间先后一刀切区分先进与否的想象，实在不够“赛先生”，但在五四时期，以“青年／老年”来对应“新／旧”“优／劣”的想象，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共识，正如施瓦支描述的那样：“在中国的这方面，年龄被设想为所有智慧的源泉，选拔年轻人作为社会创造力最宝贵的后备，实际是把传统压在他们肩上。”（《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我导师陈平原教授曾反复说，他谈“五四”，是从晚清谈起，“甚至平视晚清与五四，将二者“混为一谈””（《“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从晚清到“五四”，如果不是刻意遮蔽，思想的延续性显而易见。同样，“五四”对青年的想象，可以追溯到晚清一代的知识分子，其根基当为晚清引入的进化论思想，可以概括为严复的表述“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天演论》），这种自工业革命以来建构的对未来的自信，从西而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日渐全球化的“常识”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具体到中国语境里，即是对“新民”的渴求。如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在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里，梁启超进一步将“国之老少”与“人之老少”相比较（列为公号体，对比感更强）：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

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

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

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

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

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

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

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

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

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

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梁启超将想象中“少年”的一切特征都看作是正面的，自然年龄的差异，也同样赋予了不同的价值意义，这种对“少年”的无条件肯定，开启了近代以来“青年崇拜”的先河。虽然梁启超的“新民”定义中也包括了“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但是他显然认为靠“老年”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必须依靠“中国少年”来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五四时期的“先生一代”，不管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是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几乎都是读着《新民丛报》和《天演论》长大，自然深受这种青年观的影响。他们也曾经试图成为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少年”，但历史好象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民元以后，先生们目睹时局的“换汤不换药”，对自己一代人大为失望，自然而然萌发出所谓“中间物”意识，认为己辈积习过深，只能自觉地扮演一个“呐喊者”的角色，而将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身上，冀图唤起“青年”来捣毁这“铁屋子”，因为只有青年才能“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他们的自我期许，正如鲁迅所说：

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 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 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青年崇拜”只是简单的以自然年龄划分并评判世代吗?正如陈平原教授指出的那样：“走上街头表达政治愿望，推进五四运动的，不仅是北大学生，还有众多师范、女学以及受过教育的外省青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以及李大钊的《青春》，并非泛泛而论，而是特指受过教育的、有可能被唤醒的、充满理想与激情的青少年。”（《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

1916年，《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直接原因固然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认为《青年杂志》与该会办的《上海青年》重名，提出了强烈抗议。另一方面，“青年”前面加上了形容词“新”，也可以读解为新文化运动对“青年”做出了“新/旧”的区分：“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精神之新旧，才是决定“青年”是否代表未来的关键。基于此，陈独秀认为：要救中国社会之必亡，“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所以他向“以此自任”的青年提出六点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敬告青年》）在这里，“青年崇拜”又转化或细化成了“新青年崇拜”，中国亡或不亡，在新文化叙事中，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新青年”。

对“新青年”的寻找，在五四运动前夕达到了高潮。北京大学学生中涌现出的新人物和新气象，让新文化的传播者们感到意外的惊喜，黄侃的得意弟子傅斯年，突然改宗新文化，连最激进的陈独秀都“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还问周作人，这些学生是不是来当卧底的。（《知堂回想录》）

正是因为“先生一代”本身就是分裂与矛盾的，“学生一代”自然也就分成立场迥异的派别。青年学生中新文化这一派，公开的言论主张，其激烈程度远远胜过老师们，对旧派阵营的批判也更加地不留情面，也就更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比如新潮社的创立动机之一，就是对领风气之先的《新青年》里的部分文章不甚满意，“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此前《新青年》已经出了五卷，社会上反响虽然也很大，却还没有遭到政治势力的打压，可是《新潮》一卷一号出来，就惹出了偌大的风波，议员张元奇拿着《新潮》和《新青年》去见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取缔这两份刊物。

当时的“青年”可不仅仅只有新潮社的“新青年”们，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就既有许德珩、段锡朋代表的国民杂志社，更加关心政治与介入社会，在五四街头运动中，比新潮社还要激进，但在文化思想方面，《国民》有很强的调和新旧的倾向。这一点，或许比提倡旧学研究国粹的《国故》月刊社，更令新文化阵营感到争夺话语权的威胁。正像汪叔潜在1915年《青年杂志》的文章《新旧问题》批评的那样：“一方面提倡维新，一方面又调护守旧，所谓折衷派是也。此派言论，对于认理不真之国民，最易投合，且彼自身处于不负责任之地位，而能周旋于二者之间，因以为利，彼之自处可谓巧矣，故养成此不新不旧之现象者，尤以此派为最有力。”

反过来，《国民》杂志社对《新潮》也没什么好感，其中原因，两社成员的主张牴牾固然是主要因素，以蔡元培陈独秀为代表的北大校方，对两家杂志社区别对待，也是导火索之一（新潮社的经费与编辑部房屋都由北大校方提供，而《国民》杂志社甚至不被允许在校内设立编辑部）。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不至于像杨晦回忆录所言，双方学生会带着小刀子去上课，但许德珩回忆录中说，本来《国民》亦提倡新文化，成员们在公共报刊上也写白话文，但因为《新潮》全用白话文，《国民》为了别苗头，就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这样的故意对立，完全可能发生。5月4日学生游行的宣言有两份，白话文起草者，新潮社罗家伦，文言文起草者，《国民》社许德珩，或许也是这种刻意对立的余绪。

还有，以匡互生、罗章龙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群体，一心想着刺杀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到照相馆去认清曹章陆的长相，打听赵家楼的地址，还准备好了火柴与煤油，也是五四运动会呈现后来面貌的重要推手。青年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正是五四运动复杂面相的清晰体现，在后来的主线叙事中，将“青年”进行简化与整体的想象，当然难于还原五四运动的全貌。

即使是“五四”主流叙事中最肯定的“新青年”们，当日的激进主张，跟《新青年》的“双簧信”，《每周评论》的“《荆生》《妖梦》批判”一样，都带有其策略性，不能完全当真。比如，新潮社的张申府在1918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表达了对《新青年》一部分成员的不满：“《新青年》第四号中，独秀、玄同都把本西学讲中学的奚落了几句，崧年弱，闻声而避，直不敢谈此事矣。……特西学虽进，未尝废旧闻，彼以毁谤古书为事者，也望他回省回省才好。”新潮社的青年人，居然反对陈独秀钱玄同“毁谤古书”?你能相信么?

新潮社主将之一罗家伦后来在回顾《新潮》的出版时，也提到：“当然我们也很勇敢地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而介绍若干近代文化中可以观摩和采取的部分，但是我们从未主张全部放弃固有的文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另一位主将傅斯年也承认《新潮》“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这种态度和当初《新潮》上公开发表的文章的姿态，相去何其太远！即使考虑到后来思想转变的因素，也足以让人怀疑当初《新潮》的激进，究竟更多的是“主义”还是“策略”?

显然，“先生一代”普遍对青年学生激进姿态中的策略性成分缺乏心理准备。五四运动的大潮过去后，青年学生出国的出国，毕业的毕业，与先生们五四后的争论和分裂不同，学生的结果是一种“流散”。而当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参与社会运作时，所持的姿态与作为学生群体发言时大不相同。这种“无声的消失”让曾经自许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先生们非常失望。同是鲁迅，站出来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进化论思路进行了否定：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

原标题：100年了，青年崇拜没变，但内核已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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