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百年前美国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的专著，原来是打算在今年五四运动百年时杀青，但由于其他杂事的干扰，看来五四百年之际，这本书是无法完成了。这篇文章只是摘取一些有关资料的片段，或许给我们认识五四一个不同的视角。

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应该带有某种偶然性。多年前，我给德克萨斯A&M大学的本科生开设历史写作的必修课，主题是20世纪中国史。其中目的之一，就是要指导学生如何运用原始资料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

德克萨斯A&M大学，我教书17年的地方

但问题是，上课的美国大学生几乎都不懂中文，因此无法使用中文原始资料进行历史写作，因此我在课堂上使用的原始资料都是英文文献，包括传教士的杂志、信件、美国媒体对中国事件的报道。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是2008年度在这个写作课中使用的资料之一。

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对美国媒体怎样报道这个运动，当时美国人怎样看待这个运动，媒体怎样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府对这个运动的看法和态度，却基本没有研究，这些重要问题都需要回答。因此我打算把这些用于课堂的资料写成一本书。

但是一直由于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和写作，直到2015年到了澳门大学，这个计划才开始实施。

我的这个研究要谈美国国内对五四的认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有一系列的国际因素，虽然一战后威尔逊有很高期望，想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框架和国际秩序，但实际上在国内并没有得到许多支持，所以让他很受挫，而且为了建立国联，还得和日本妥协，并最终牺牲中国的利益。这都需要在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具体环境下研究。

当时美国媒体对五四运动乃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多大程度上它们的认识是客观的和有远见的？激进的五四学生运动到底怎样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政治走向？等等，都是我力图探索的问题，在五四运动已经百年以后，现在是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五四过后不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了《中国学生罢课》的文章，系统讲述了学生五四罢课的来龙去脉。

报道说，这次学生罢课从北京蔓延到各省，导致中国高校的教学停顿了一段时间。参与这次罢课的还包括中学生，从五月持续到七月，许多学校的学生实际上几乎已经几个月没有上课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由于日本的扩张政策，“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其他条约中便充分暴露了其野心，“是破坏世界和平”。中国学生认识到日本的危险性，但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政府太软弱，无法拒绝日本人的要求。

中国人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来改正中国所遭受的不公，但是和会不仅没有宣布《二十一条》无效，反而日本承接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政府好像没有抵抗的决心”。

“学生们一方面看到政府官员的无能，一方面是平民百姓的无知”，他们致函总统，要他下达指示让代表们拒绝毫无保留的签订条约，并免职三名被指控犯有卖国罪的官员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尽管没有绝对证据，但他们的不忠、自私、亲日政策都坐实了对他们的指控”。

然而，政府没有理会学生的要求，甚至禁止他们在公共场合演讲，不允许告诉国人现在的危机，所以他们举行了大罢课。这次运动从北京蔓延至各省，从五月底开始，学校就停课了。 “如果政府可以真诚的考虑公众的意见，这次罢课早就结束了”。相反，北京上千演讲的学生被逮捕入狱。

这次运动可以说是有效的，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签订条约。人们普遍认为，此次运动并不排外，也不是“乌合之众”。文章坚信，除非破除在中国的各国‘势力范围’，否则就不会有世界和平。”另外，文章还称，“中国的对外宣传太弱，少有西方的朋友真正了解远东的情况”。

五四运动爆发时，杜威（John Dewey）正在中国巡回演讲，为了更多地了解这场运动，他特地给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直在中国待到1921年7月才回国。他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思考，写成文章寄回美国发表。

1920年《新共和》（New Republic）发表杜威写于北京的文章，文章指出，虽然五四已经过去，但是如果认为运动已死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运动将会转向打破政治和军阀的垄断的方向发展。

学生组织已经进入更深入的理性讨论，学生的骚动“表面上看只是意外事件，但实质是他们的政治绝望”。腐败官员和实际控制各省的都督，都足以“让青年人感到失望”。

杜威其实表达了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那便是：政治革命完成之前，“需要有文化的革命”。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民族生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中国内部“推广民主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产业和减轻贫困”。

他十分关注白话文运动，认为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意味着从中世纪到现代欧洲的转变”，不要轻视“这种语言符号的变革对社会变革的意义”。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白话文运动是“比通过新宪法更重要的事件”。将白话文编入课本，可以被视为“比满清王朝的覆灭更重要的大事件”。

杜威指出，官方反对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专制统治的内部恐吓和外部的威胁燃起了人们对新想法的渴望”。政治革命的失败，使人们对“文化革命的需求则越积极”，从而使未来政治革命最终成功。学生运动表现最突出的便是其自发性，他们在启蒙运动中，“获得了意识上的觉醒，并引发他们对新秩序和信仰，新的思维方式的重视”。

同时《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责日本“讹诈得到山东”。作者T. F.米勒德（Thomas F. Millard）是上海《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Review）的主编，他指出，在青岛永久的“租借特许权”，是与日本占有青岛铁路执法权相结合的，这条铁路贯穿山东的中心，使日本完全控制了全省的经济和政治。

米勒德说，美国经济和政治有关专家进行了详细的意见和事实研究后，向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提出了书面报告。美国海军和军事方面专家也表达了对日本控制青岛的港口和铁路的担忧，指出“这将严重损害中国的防御安全，也对美国亚洲问题的整体战略地位有不利影响”。

米勒德驳斥日本对参战的原因的解释，“是因为在英日同盟的框架下，应英国的强烈要求而参战。为了使日本加入，英国向日本保证其会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米勒德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准确的”。相反的，所有事实指出，“英国政府并不希望日本参战”。日本1914年8月参战，1917年3月英法俄意政府同意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签订了秘密协议。“许多事实表明日本得到这些协议是纯粹通过威胁的方式达成”。换句话说，日本通过“敲诈盟友以确保山东密约的顺利达成”。

米勒德说，“日本从来没有在战争中给予盟军任何帮助”，即使向美国提供船只使其能向欧洲增援，这些船却在很大程度上经不住海上风浪，对最终目的于事无补。而且每次提出日本要向欧洲派一些部队，“日本不是找借口说做不到，就是要求补偿”。

另一方面，中国提供了约20万劳力，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欧洲。中国参战后，却没有从盟国得到任何帮助。

日本与英法俄意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山东密约；另一方面，凭借此密约，日本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些密约是在1919年2月泄露出来的。根据威尔逊总统的说法，他之前不知道密约的存在，他要求这些密约的文本应该放在会议的台面上进行讨论。

根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北京英美协会（Peking 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巴黎和会上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条款”。该协会是外国人在华北最有影响的代表机构，包括大量的外交人员、政府顾问、记者、商人、金融人士、传教士以及外籍教师。

协会对英美政府呼吁，对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不仅不公平，对于世界和平和建立远东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说，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和危险的。它指出这是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利益发展的严重阻碍”。

决议指出，通过秘密条约，政治侵略，通过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对新的国际秩序并无作用。关于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该协会“感到强烈的失望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

巴黎和会的决定会不可避免的“引起中日关系的破坏”，同时会更加严重阻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不能为远东创造和平，也不能使中国政治稳定，无法使商业贸易对所有人平等开放。

进一步的恶果是“颠覆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北京英美协会的会员认为，英美政府应“敦促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制定和贯彻一个不会危及中国安全及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方案”。

1919年7月《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前总统塔夫脱收到T·F·米勒德“言辞尖锐的责难信”，批评前总统发表的为山东协议的辩护。塔夫脱认为威尔逊有充分理由在巴黎和会上放弃中国，因为将会被日本威胁而有可能被卷入战争。

这被米勒德先生谴责为“荒谬而卑劣的”。他指责前总统因为“这个观点而使政府蒙羞”。指出他关于山东问题的言论“令人错愕又厌恶”。而且“缺乏事实依据”，还“充斥着是是而非论据”。

米勒德质问塔夫脱：“你曾经是总统，国际上视你的观点代表了美国政府”。你的论调为威尔逊“提供了在巴黎和会上抛弃中国的理由”，这种观念的发布和传播“都将使美国政府蒙羞”。因为“我们的懦弱，让我们在整个东方以至世界面前暴露我们在外交义务、原则、权利的妥协”。

如果你的言论“传到中国，毫无疑问的会被日本的反西方宣传所断章取义”。会煽动民众将仇恨情绪“发泄在美国人身上”，如果任何人因此“失去生命，财产被破坏，那么你无法逃脱你的责任”。

米勒德还指出，在中国的各个美国组织，包括美国协会、美国商会、传教机构、美国女子俱乐部、美国华北商会等等，通过在北京的美国使馆，“纷纷致电总统，表示对山东决议的抗议”。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塔夫脱实际上也“冒犯那些在华的美国人”。

在五四时期，中国政坛是一片混乱，南北两个政府互相争斗，各地军阀各行其是，动辄武力相向。北京政府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像走马灯式的变换。政局不稳，财政没有保障，国家不统一，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的中国外交，可以想象在世界权力的格局中，能够有多大的活动余地，能够为保障中国利益，能做多少事情，都是非常不容乐观的。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虽然首先要考虑它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也经常视中国自己的内部情况为转移。

1919年《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在讨论“怎样才能帮助中国”的时候便指出，虽然美国要竭力帮助中国，但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自己”，国际的因素的确“加重了中国的问题，但不是主要原因”。从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比当时一些政治家的论调要深刻得多。由于反帝的浪潮，当时不少国人把中国的屈辱，都归结于西方的入侵，这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统治者所希望的，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企图逃避治国不力的责任。

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了，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必须从内部开始。当清王朝覆灭以后，“中国的朋友们认为中国即将开始一个新纪元”，但是不久之后却发现，过去的问题依然存在，仍旧没有希望，于是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继续革命上”。

文章明智地看到，“总统替换皇帝不能在一天，甚至在一代人之内改变中国的传统”。在一战中，欧洲列强的势力在中国衰弱，但是“北京政府却无法利用这个间隙获利”。中国本应该运用一战之利，但是如今“却陷入内战的泥潭中”，南北两个政府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行使权力。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相当困难，并不是没有努力。当时中国内部在纷争，孙中山在南方成立政权。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团，南北势力都有，内部互相争斗。王正廷是南方代表，和北方政府代表顾维钧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等等。

当时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政府无能和腐败，外加军阀割据，所以情况非常糟糕，没有处理好自己问题的能力。所以哪怕美国对日本非常警惕，但是威尔逊的国际和平新秩序，必须得到日本的支持，所以不得不迁就日本。结果在道义上虽然站在中国一边，但在关键时刻又放弃了对中国的支持。

其实，正如当时美国的主流媒体指出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最后落到它自己的利益需要别的国家去保护和争取，本身就是可悲的一件事。

另外，我们还必须把美国政府和官方，与媒体区别开来。美国媒体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它们的言论，经常是与政府唱反调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媒体言论视为“美国的态度”，甚至也不能把官方的态度视为最终能够实施的政策。因为政府在国会的制约下，往往也无法把其政策贯彻下去。威尔逊关于国联的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还有，政府在具体实施对华政策的时候，更多地是从美国利益和国际大局势来考虑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言论，有的显示了他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但是有的则表现了对中国当局腐败的谴责，对中国命运的担忧，以及对人民无法摆脱祸国殃民政府的无可奈何。

然而，今天我们来看中国的这段历史，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其实可以学到很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原标题：百年前美国人看“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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