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小传


　　梁斌（1914-1996），1933年，19岁的梁斌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1937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梁斌随军南下，任湖北襄阳地委宣传部长。1952年，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梁斌担任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后更名为《长江日报》）社长。
　　当时的《新武汉报》有300多人，除了13位党员，还有很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一次报社大会上，梁斌发出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惊人”的号召：采编人员要下基层，只有到群众中去，跟群众滚在一起，才能写出好新闻。很快，报纸文风焕然一新，采访报道、文艺作品更贴近生活。
　　1953年6月，梁斌正式开笔写作小说《红旗谱》。由于真实地反映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到“九·一八”事变时期北方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1957年《红旗谱》一出版便震动了中国文坛。这部120万字的三部曲长篇小说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生活和斗争的史诗式作品，茅盾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后，这部巨著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等，影响了无数观众。


　　1952年，梁斌和夫人在武汉的留影
　　2014年梁斌诞辰百年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为时代而歌》，其中有梁斌工作过的长江日报的镜头，以及采访梁斌当年的同事陆天虹等老报人的片段。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找到2013年11月25日天津电视台来汉采访的录像，首次将这珍贵的视频资料，完整地用文字还原再现。
　　陆天虹——
　　在《新武汉报》时，梁斌就在写《红旗谱》
　　时年91岁的陆天虹，接受采访时，回忆了50多年前，与梁斌共事的难忘时刻，当时，他任《新武汉报》副社长，梁斌是社长。
　　陆天虹回忆说：“1952年春天，梁斌从襄阳地委调到武汉，任《新武汉报》社长。坐着小吉普车，一家人就来了，他夫人散帼英，也分配在报社人事科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武汉报》创刊两年不到，少数是老新闻工作者，大多是从大学新招来的，办报经验不多。梁斌来了，是老革命，大家很尊敬他，从土改的农村转到大城市，他一下子不太习惯，特别不习惯坐办公室，喜欢找编辑记者聊天，从聊天中了解干部的情况。
　　陆天虹还清楚地记得梁斌的样子：矮矮的，胖胖的，完全是个农村干部的形象。他为人很随和，虽说没有办报的经验，但可以写文章，报纸的稿件用词上的错误或者缺点，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陆天虹说：“当时报社几个领导的分工是，我管工业，曾卓管文化，梁斌管总，他的主要任务，是最后的报纸大样，他要签字。每天下半夜两点，他看看标题、社论、头条。他自己说他连广告都看，很认真。”
　　“开始，梁斌没有在大会上讲话，工作了个把月，他看出问题来了，一个多月后，在全社第一次发表演讲，他提出一个尖锐的意见：我觉得全编辑部人员，都要下到基层去，深入生活，坐办公室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这一新的观点惊动了全报社，特别是很多新来的大学生，之前从未听过这种观点，我是大学生，还去基层？他就讲道理，只有到群众中，才有新闻源泉，才有源源不断的稿件。他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提倡的深入基层，慢慢地在报社实行开来，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很多记者长期住在基层，每周的星期五星期六，才回报社写稿子。从此，报纸的内容也焕然一新。”陆天虹说。
　　陆天虹回忆，当时，梁斌就在写小说《红旗谱》，他翻看过手稿，梁斌的生活很丰厚，一般人没有这个经历。1957年出版后，每出版一本，就寄给他一本，编辑部传开了，大家争着看，老社长写出小说了！梁斌写的华北农村十分生动，他对这一带的生活太熟悉了。


　　1989年，梁斌（左三）和夫人散帼英（左四）及黄胄（右三）和夫人郑闻慧（右二）合影
　　老报人杨枫——
　　梁斌用的床是找我家借的
　　老报人杨枫已于2016年去世，2013年接受采访的视频中，82岁的她，讲起当年与老社长梁斌当邻居当同事的生活点滴，如数家珍，言语中流露出对老社长的敬重和怀念。
　　杨枫说：“1952年，梁斌来报社时，与我住同一个单位宿舍楼：北京路联怡里，他住一楼，我住一楼半。我跟他爱人散帼英关系很好，她比我小一点，她19岁，我20岁。”
　　杨枫说，梁斌很随和，也很谦虚，记得一个星期天休息日，杨枫的爱人、报社记者万林，以及其他几位同事受邀到他家，对正在写的《红旗谱》给点修改建议。杨枫事后听万林说，梁斌写稿子很干净很整齐，一本一本订得很规范。因为写的是华北农村生活，大家没有经历过，具体内容不能改，只能在文字上个别不恰当之处，提出修改意见。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梁斌让散帼英上楼来喊杨枫，一起吃个饭。
　　梁斌的《红旗谱》出书后，杨枫买了一本。万林说：“这小说写得很不错，很精练，没有什么废话。”
　　杨枫说着，笑了起来：“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结婚买的双人床，房子小放不下，就搁在楼梯下面。散帼英有天问我，这床用不用？我说，不用。她说，你借给我们吧，我说可以呀。那时报社经济条件不好，不可能给梁斌买个双人床，就用两个中铺拼成个大床给他们用，中间有横杆，睡着不舒服。散帼英用着我家的双人床，就把中铺床给了一个我。”
　　有件事令杨枫印象特别深刻，她说：“那时武汉夏天好热，他在全报社作报告，穿得整整齐齐的，他用大芭蕉扇垮哒垮哒地扇，热了脱个外套，再热就脱个衬衫，最后就只剩汗衫背心，用大芭蕉扇垮哒垮哒地扇，扇得汗直流呀！”
　　杨枫记得，不上班的时候，梁斌晚上经常和爱人去江边乘凉，联怡里靠江边不远，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当时，报社的学习氛围很浓，都在学习。杨枫当时在校对组，上夜班。每天下午1点到3点，也要到单位学习。
　　长江日报专访梁斌研究会会长宋安娜
　　在武汉的酷暑中，梁斌写出《红旗谱》最初章节
　　天津梁斌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从成立开始，作家宋安娜便参与其间，亲历研究会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以及在文学理论上的文本研究、作家本体研究、艺术研究和扩大社会传播等方面的每一次进程。从1997年至今，梁斌研究会先后有5部梁斌作品评论集问世，其中4部由宋安娜主编。另外，她于2004年写了专著《解读梁斌》。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梁斌研究会会长宋安娜，请她谈谈她眼中的传奇人物梁斌。
　　“梁斌在中国，是唯一以战斗者身份，参加过抗日战争所有过程的作家。” 宋安娜满怀深情地说，梁斌在很多次谈创作《红旗谱》的座谈中都表示：如果写不出这部书，“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从1927年参加革命至今，多少参加革命的仁人志士、战友、同学都为了人民的事业牺牲了，我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有幸了，我要用我的笔，把那些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写下来，留给青年一代，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
　　梁斌为写《红旗谱》三次请求调动
　　宋安娜说，梁斌因《红旗谱》载入文学史，他为创作《红旗谱》三次请求调动。


　　《红旗谱》第一卷开篇手稿
　　1952年，湖北省委下发调令，调梁斌担任当时的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社长。这个调令，是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就任前，李先念特意找梁斌谈了话，谈话结束后又诚恳地留他共进午餐，吃饭以后，梁斌走马上任。
　　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修养条令，每个局级干部一年有两个月的假期。梁斌立刻请假北上，到北京碧云寺里正式开笔写作《红旗谱》。早在1935年，梁斌就开始酝酿《红旗谱》。假期两个月，他拿出了提纲。休假期满，梁斌回到武汉，但他仍记挂着《红旗谱》的写作。他找到领导，正式向组织提出“我要回到北方去”的要求。就在这时，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田间来了一封信。他与梁斌是老朋友，听说梁斌想去北京，就希望他能到文学研究所工作。梁斌见信如获至宝，立刻回答：“我同意，请即刻发调令。”由此，梁斌从《新武汉报》社长任上，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
　　在研究所，梁斌再次提出请辞，理由是“为了《红旗谱》这部书”。他说：“我要回到河北去，因为这部书的时代背景，都是在河北省。”
　　梁斌找到在华北局组织部担任领导职务的陈鹏，陈鹏说，到天津去吧，去当副市长。此时的梁斌，一心记挂着《红旗谱》的写作，他找了另外几位领导，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河北省文联，专心致志地写起《红旗谱》来。
　　前前后后，《红旗谱》写了近50年
　　宋安娜说，《红旗谱》三部曲，从出版的时间可以看出，第一部《红旗谱》，初版于1957年； 第二部《播火记》，初版于1963年；第三部《烽烟图》，初版于1983年，这前后整整花费了梁斌近50年的心血，其中，第一部《红旗谱》，从筹备、写作到修改，用了20多年时间。
　　为写《解读梁斌》，宋安娜收集了梁斌生前近200帧照片，坐着汽车，沿津保公路到达梁斌生活过的地方蠡县、梁庄等，无数遍阅读梁斌的《红旗谱》《一个小说家自述》，和梁斌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她说，“越走近他，越能感受他的存在，感受他的脉搏、呼吸和脚步。”“读着，一个为人豁达，为文严谨，淡泊名利，乡情昵深，敢歌哭，敢笑怒，有燕赵风骨，又有个性的梁斌，跃然于前。”
　　宋安娜在书中讲了两件梁斌创作《红旗谱》的真事。
　　梁斌写《红旗谱》，似乎是在打一场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北京碧云寺休假拉出《红旗谱》的大致轮廓，回到武汉，在粘稠的酷暑中，写出最初的章节。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他写作速度出奇的迅猛，一天要写十来个钟头。“游击战”打了约一年左右，到了1954年末，《红旗谱》第一部草稿完成。
　　民间有“梁斌挥泪写书”的传说，此言不虚。《红旗谱》中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有生活原型，许多是梁斌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学、战友和农民兄弟，想着他们，写着他们，梁斌常常潸然泪下。有一次，写到朱老忠济南探监，隔着铁窗见到运涛的情节，梁斌禁不住失声痛哭。
　　数度遗失终幸存，手稿是梁斌身上的肉
　　宋安娜说，梁斌一生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颠簸辗转，五进白洋淀，三上太行山，七次“过路”往返封锁线，加上十年动乱，与他的手稿数度分合，曾为手稿的丢失郁病十年，也曾为手稿的复归欣喜之至，簌簌落泪。
　　抗战期间，二十五六万字的手稿，因与日寇打游击战，就把手稿辗转交给他人藏起来，本以为从此再见不到了，没想后来竟出乎意料地几经转手，回到他手中。十年动乱，梁斌受到冲击，他的夫人散帼英用塑料布裹着，把梁斌视为命根的手稿，藏在楼梯的夹缝中，好不容易幸免于难。
　　1976年唐山大地震，自然灾难又袭来，那天梁斌从梦中惊醒，在楼要倒塌，天地都剧烈摇晃中，他不逃命，却跑向书柜喊着：我的手稿，我的手稿。宋安娜说，“手稿是梁斌身上的肉”。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国外的收藏家，看中梁斌的手稿，找上门来，出十万美金的高价，被梁斌挥手拒绝。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梁斌将全部手稿无偿地捐献出来。宋安娜感概地说：那撂起来，比他身高还高的手稿，是他用泪、用血写出来，用命、用人格保存下来的。
　　宋安娜在《解读梁斌》一书中写道：“关于红旗，关于播火，关于烽烟，读着梁斌的书，其实就是在读着我们民族的历史。”（长江日报记者戴红兵）
　　【编辑：叶子】
　　（作者：戴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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