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成为一个写字的女子，我一直在遭受追问与质疑: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作?
疑问来自朋友、来自媒体，甚至来自文坛的前辈同仁。
如果以文字变成铅字作为“开始写作”的标志，与写作的初次邂逅在十六岁。当地晚报的编辑到学校找了几名作文较好的学生，鼓励我们给报社投稿。我回到家中当即挥就两篇“作文”投进邮箱，没想到，几天之后，就在晚报上赫然刊登出来了!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学还处于比较兴盛的时期，“作家”的光环还是耀眼的。我的惊喜和自得自不待言，每篇习作十元八元的稿酬也令我感觉收入颇丰!就此写得不亦乐乎。整个高中时期，长长短短发表了几十篇习作。
十八岁那年父亲的阖然离世令我的人生裂变，从此在各种职业中辗转，时装模特、伴唱歌手、数据录入员、公交售票员……最后误打误撞考进电视台当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彼时刚刚进入九十年代，书店日渐门前冷落鞍马稀，电视却空前繁荣与兴盛。所以，我一根筋地准备一辈子跟着电视走了，至于写作，我那少年的“初恋情人”，在电视那强大而咄咄逼人的光环之下，显得那样黯淡、寒酸、和卑微，被我毫无心肝地抛诸脑后。
笔一停就是三年。
一个周末，我起床后心浮气躁，烦闷难耐。不知哪根神经发作，我翻箱倒柜找出久违的稿纸和钢笔，坐在书桌前，埋头一通奋笔疾书，一口气写出三篇散文。放下笔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本堵塞在胸口的那些芜杂的、烦闷的、乱七八糟的情绪随着文字奔泻而出，顿觉通体舒泰，心中一片澄明宁静!
此时，我才明白，写作于我，就如同面包和空气，完全是一种本能需要，离开太久就有饿死和窒息的危险。于是，白天我依然是那个风光的主持人，到了夜间，我便净衣素面，端坐于书桌之前，在文字的天地里驰骋、遨游。
那时候，我戏称电视是老公，是职业，需要全身心去投入与付出，而写作是情人，无任何契约与责任，无任何功利的色彩，纯粹因为喜欢而走近它。
1999年，我的第一本小书《紫色情怀》出版后，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在大多数人心中主持人就是个花瓶，而这本书至少证明了我不是一个花瓶。
2002年，我离开家乡去北京。当时的我正值而立之年。我决定暂时放弃电视，投身写作。那年清冷肃杀的大北京，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小屋，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我不再需要华丽的服饰，漂亮的妆容，不再需要外出、社交和任何形式的做秀。我极少外出，极少见人，极少装扮，极少应酬，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圈子，也不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我像一滴水，悄无声息地隐没在繁华喧闹
的大北京。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独立面对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独立用文字去表达。
一个习惯了被人群簇拥的人，为什么可以远离一切的繁华与喧嚣，彻底地安静下来，选择写作这样一项看起来最为清苦寂寞的工作?这个问题，我长久地被记者问道。
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体虽禁锢在一方小天地里，我的心灵却前所未有地自由和奔放!每天每天，在文字的浪尖上跳舞，我感觉自己灵动妩媚，清新飘逸，仿佛有一个新的自我从旧我里飞出!
北京的四年，我称之为“隐居时代”。就像古书里的侠客，闭关于深山老林，离群索居，独自修炼。
至此，与写作长达近二十年的“爱情长跑”似乎总算以完满的结局收场，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我还是愿意与写作做终生的情人。如果把写作当成工作，当成职业，我会否觉得自己得到太少，而付出太多?会否觉得自己名气还不够大，书的销量还不够多?会否觉得自己一定要获得某个文学大奖，获得某种名声和地位，否则就灰心沮丧，气急败坏，夜不能寐，最后彻底对写作丧失信心和兴趣……
不，我不愿这样。我提醒自己，永远记得自己写作时的“初心”——最初那一颗本真纯净透明的心。不要因为凡尘烟火，柴米油盐而让它褪色、变质。
我想，当我离开人世后，不管是否能留下声名，我的灵魂必会与写作合葬。
这是宿命。我信。
（原标题：写作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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