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就在北京，有一位记者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平原》的意义是延续，不是开拓。
我同意。虽然拥有了比《玉米》更为开阔的空间，更为专心的关注，但是，《平原》的延续性还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作家，这里的干净不是清洁，而是彻底。在我写完“三玉”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玉米》的家门口还 有一块更加广袤、更加肥沃的土地，我要刨开它。这是一颗标准的农民心，而不是一颗艺术心。
要是认真地考察一番的话，我是有一颗艺术心的。艺术心的标志是开拓，开拓，开拓。说得好一点，那叫创造，说得差一点，那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说得更差一点就不妙了，简直就是熊瞎子掰棒子。必须承认，我，乃至于一批中国的小说家，在“创造”面前是有些神经质的，我们是多么地渴望自己成为文学的爱迪生，依靠不停的发明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
问题是，文学不是科学发明。文学自身有它的延续性，创作自身也有它的延续性。有时候，打开一扇门之后，你会发现，不远的地方还有另外的一扇门。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搜刮一空，然后，掉头就走，还是耐心地看一看有没有别的门，这里头是有区别的。这里头就有一个“干净”不“干净”的问题。
还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就是当时的《钟山》编辑部的范小天，他批评我的小说“不干净”，用语激烈。经过一番争论，我明白了，我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小说”。我只是把别人认为是“小说”的东西塞在了我的文字中，而真正属于我的“小说”则一笔带过了。我的小说中垃圾多，因而一“不干净”；在“小说”处不彻底，因而二“不干净”。
附带说一句，范小天也许是当时最好的编辑之一，而无疑是对年轻作家最为用心的一位编辑。我感激他。
现在，我对“干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不仅仅指涉一部作品，它也许还指涉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
所以我爱“干净”。但爱干净就得有耐心。你不能像阿Q那样高呼“同去”，等你在一间房子里搜刮一遍之后，即使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你可不能“同去”，你还得静下心来，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可能。
惟一的后果是，你会被别人说成“农民”。可是，这又有什么呢？一个艺术家被别人说成农民当然是麻烦事，可是，一个农民被人家喊成农民，和一位领导被人家喊成“领导”是一样的。相反，在我的家乡，你如果把猪圈旁边的一位小嫂子喊成“美女作家”，有种的你就试试。
现在，回到《平原》，我还有几句话想说。《平原》是延续的。在我写《玉米》的时候，老实说，我是鼓起了一番勇气的，因为那时候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都市青年在床（或沙发）上，几乎是一阵风。床（或沙发）上才有“真正的现代人”嘛，床（或沙发）上才有中华民族的“人性复苏”嘛，不上床（或沙发）就“虚伪”嘛。这个我们可以回忆得起来。写《玉米》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犹豫：这样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吗？还是我的固执帮助了我，我就是要写。
但写完了“玉米”、“玉秀”、“玉秧”，我依然觉得“不干净”，这种“不干净”缘自我对上个世纪70年代的认识。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这一代作家去再现、挖掘、总结。就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陈晓明教授语重心长地重复了西方学者的“历史终结论”，他的好意我是懂得的，他是希望我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中国作家早一点跟上西方学者的步伐，能够创造性地开拓中国文学。老实说，我想跟上西方学者的步伐，我也想创造性地开拓中国文学。可是，我是小气的，也是有私心的。我必须首先满足一下自己可怜的内心，我要把我心中最要紧的话讲完。谁让我是中国人呢？谁让我出生在1964年的呢？都让我这个没出息的人摊上了。如果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不先讲完，我的小肚鸡肠就不舒服。我要延续我的劳动，我必须说下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平原》。
伟人毛泽东教导我们：“有屎就拉出来，有屁就放出来，这样就舒服了。”写完了《平原》，我舒服多了，踏实多了，也干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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