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发生的前一年2019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是6.584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6.67%。

2021年，虽然卫生总费用是在增长的，但占GDP比重却是在下降的——这一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6.5%。

整体来看，虽然抗疫增加了卫生支出，但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在八点健闻访问了多名卫生经济学专家后发现，从卫生总费用统计的角度想要精确回答抗疫卫生费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术上，卫生总费用的核算方法有三类——筹资来源法、机构流向法和实际使用法。我国对卫生总费用使用的是“筹资来源法”，也就是只统计当年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为卫生事业投入了多少资金，但并不知道这些资金的具体使用细节。

不过，精确的数字虽然无法呈现，但是仍然可以粗略估计。

2022年4月，国家医保局表示，自2021年2月始，我国已经接种32亿剂次疫苗，疫苗费用1200余亿元，主要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另一位长期关注卫生费用的卫生经济学家表示，疫苗接种有两块费用，一块是疫苗本身的费用，一块则是接种人员的人工费。据他了解，各地接种人员接种一剂次的费用不等，大概是3~10元/剂次，即便是按10元封顶计算，结合上述1200亿元，疫苗这块的费用应该在1500亿元左右。

相比疫苗接种，核酸检测背后卫生费用就复杂得多。例如，从人群上看，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两个群体的卫生费用支付方就不同，前者由财政、医保或社会承担，后者则有一部分是个人承担。

但这部分数据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出口，自然也无从统计。2021年尚未展开大范围的全员核酸，但此时的核酸检测单价较高，也是一笔不算小的费用。

实际上，除了疫苗与核酸这种能被感知到的卫生费用，还有中国几万家医疗机构们为了改建设施，采购抗疫所需设备和物资，参与抗疫工作等看不到的隐性开销。这些费用，很大一部分来自财政补贴。

一方面，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医院总收入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另一方面，疫情的确造成了全国公立医院诊疗量急剧下滑，收入理应受到极大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上文提到的业内人士表示，那是因为疫情期间财政加大了对公立医院补贴力度。疫情前，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贴比例约为10%——医院收入10%来自于财政，但是2020年这个补贴比例增至16%，即便是疫情形势相对稳定的2021年，仍比往年高不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补贴填上了诊疗量下降导致公立医院收入减少的缺口，甚至还略有溢出。但是这些补贴是用来支持医院抗疫的，并不直接转化为医生收入和医院利润，医生收入仍然与诊疗量挂钩，这就导致虽然公立医院总收入持续增加，但是疫情期间不少医生的收入反而下降了，并且医院也持续亏损。

此外，在2020年，中国发行了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今年6月，《中国卫生经济》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列支在政府性基金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卫生支出达到1286.39亿元。

也就是说，这1286.39亿元是往年没有的额外卫生费用，这一大笔钱也直接影响了2020年的卫生总费用情况。

上述业内专家强调，疫情属于不可预知的“黑天鹅事件”，所以把疫情年份的卫生总费用相关数据纵向对比的意义不大。

一位从事医改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士杜子琪（化名）将新冠疫情起始的2020年描述为“着火”的一年，所以政府层面会向卫生领域紧急倾斜更多资金用来“救火”。卫生总费用总量，特别是政府投入部分反常的迅速增加，这会导致2020年前后一年的数据对比都呈现异常。

2022年，由于全员核酸在全国范围内的铺开，这一年的卫生总费用受到的影响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