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俄语译者

阿赫玛托娃画像

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

王嘎 《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

任晓雯 作家，其小说描写对象多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主要作品有《她们》《阳台上》《好人宋没用》等。

《蓝色笔记本》
作者：丹尼尔·哈尔姆斯
译者：张猛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12月

《理想藏书》
主编：（法）皮埃尔·蓬塞纳
译者：余中先 余宁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随着中国大环境的改变，读者看待俄罗斯文学的视角也在慢慢转变。从“五四”时期注重其思想性，到后来注重意识形态，再到如今更注重文学性。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说，现在我们对俄国文学的接受才是正常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王嘎也说，单纯以特定社会意义取代文学意义的作品，恐怕对大多数读者会失去意义。对俄罗斯文学的更趋向文学审美的态度，也许是我们更深刻认识俄罗斯文学的关键点之一。此外，俄罗斯文学依然影响着中国写作者。

　　刘文飞

　　现在我们对俄国文学的接受才是正常的

　　新京报：因意识形态、历史、地理等原因，俄罗斯文学一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情形已变，联系逐渐减弱。这种改变，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衰落了，也有人认为是“正常化”了，你怎么看？

　　刘文飞：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说到俄语文学进入中国的语境。俄语文学从“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到20世纪末，其影响一直并不完全局限在文学的范围内，其中也掺杂着很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个说法，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这就特别能说明问题。俄国文学进入中国并不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审美需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蜜月时期，文学的教育功能、社会角色被放大了，所谓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些都跟着苏联文学进来。即便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热潮，也是有非文学特征的，当时俄语文学跟其他外国语种文学一起，构成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热潮，构成改革开放时期作用于中国人的思想刺激源，当时的中国读者是想借此看到外面的天地是什么样的。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读者才开始把俄语文学当成文学来读，读托尔斯泰，不再把他当成生活导师来看，而是喜欢托尔斯泰的叙事方式，喜欢他的故事，喜欢安娜的悲剧的命运。大概十多年前，我在莫斯科的翻译家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我说：谢天谢地，俄罗斯文学在当下的中国终于回归到了文学本身。所以我觉得，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当下处境挺好的，现在我们对俄国文学的接受才是正常的。

　　新京报：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消长，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本土文学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和趋势？这一趋势是怎样的？

　　刘文飞：我不研究中国文学，因此我没有资格来判断中国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我想换个角度，谈谈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在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外国文学在本土文学史、本土文学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外国文学大批量进入中国的时候，恰好是在中国新文学初见雏形、其范式和内容开始定形的时候。换句话说，外国文学可能是中国新文学的模仿对象，这在其他国家很少有。我是指文学范式上的模仿。但与此同时，在中国读者、作家心目中，一直有一个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这样一种泾渭分明的两分法。在其他国家，文学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很少把文学分成这两大类。上述两种情况，可能是一百年来中外文学交融中一个非常悖论的现象。

　　新京报：近期你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出版。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特质有哪些？在翻译中，如何做到保留原语中的某些特质？

　　刘文飞：最近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我为他们编了一套“俄国诗人丛书”。在编辑前言中我写到，一个国家好的诗人也就是十多个（我指的不是中国，中国仅在唐朝就有上千位有名的诗人）。我还觉得，每个诗人即便他很伟大，好的诗也就五六十首。所以，我就选了十几个俄国诗人，每个人选出50首诗，用中俄文对照的方式排出来。我把原文摆上去，一是亮出我的一个态度，就是告诉别人，我是老老实实地从原文译出来的；二来我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来挑错，大家一起来完善译本。

　　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下的阅读价值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他是学哲学的，后来改写诗歌，因为他认为，通过诗歌更容易发现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秘密。他果然发现了这种秘密，也就是人在面对生活和大自然时的敬畏和感动，欣悦和幸福，他想通过诗歌把这些情感传达给读者。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蛮值得中国的诗人、读者，甚至每个中国人借鉴吸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的诗歌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组合隐喻。他的隐喻经常是组合性的，好几行诗构成一个隐喻，甚至一首诗就是一个隐喻，我还要更极端地说，他的整个创作，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最后一点是，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标准的俄国知识分子，他对时代、社会所具有的、所表达出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还没有过时，尤其是对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

　　新京报：有人说，俄语译者在年轻一代中出现了代际断层，相较而言，如今的英语、西语译者更加活跃，在你看来原因有哪些？

　　刘文飞：我倒不认为俄语译者的年轻一代有断层，可能人数比老一代的俄语译者少一些，跟英语译者比也少一些，两者叠加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比如，我就不认为俄语译者比西语译者更不活跃，我想现在俄语的译者人数恐怕还是超过西语译者的。现在英语是话语霸权，英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的当代作品，自然更受重视。西语文学在中国当下比较受欢迎，主要还是因为拉美文学爆炸的余波作用。仅就俄语文学的汉语译者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我觉得并不亚于其他语种的译者。

　　王嘎

　　俄语非虚构作品有待专业人士的发现和译介

　　新京报：上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开始引入中国时，中国处于变革时代，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如今阅读俄罗斯文学，和那时相比，着重点是否应该有不同？

　　王嘎：俄罗斯文学引入中国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化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期至今，先后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着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以及特定的社会意涵。新文化运动时期着力呈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世界，以期营造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同情共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展开大规模翻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有了对俄罗斯文学更为广泛和多元的译介，从而在汉语中构建出一个光芒四射的俄罗斯文学星体。

　　相对于文学作品传播的社会化，文学阅读是一项私人化的精神活动，其中居于首位的应当是个人兴趣、联想与审美，故而很难给当下的俄罗斯文学阅读设定某种统一标尺，或者着重点。但有一点可以断言，那种单纯以特定社会意义取代文学意义，以“boy meets tractor”（男孩遇见拖拉机）取代“boy meets girl”（男孩遇见女孩）的作品，恐怕对大多数读者都会失去吸引力。

　　新京报：作为俄语译者，你认为翻译俄语作品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嘎：关于翻译的难度，存在着许多悲观主义的论断，但对译者而言，翻译却又是近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创作。每一个俄罗斯文学译者，想必都会面对其他语种译者的共同难题，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所谓在自由与强制之间“戴着镣铐的舞蹈”等等。

　　除了普遍的难度，我个人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说来自俄罗斯诗歌。这主要是因为，从普希金开创的黄金时代以来，格律诗始终是俄罗斯诗歌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使最具现代意识的诗人往往也不例外。俄语本身词形多变，容易形成丰富的韵脚，重音音节和无重音音节按照固定规律出现在诗行中，形成韵律，通过主谓成分在句中位置的灵活变动，又可产生多重语义。所有这些语言现象，造成了俄罗斯诗歌格外突出的音乐性和民族性，令译者处于形式对应与等效对应的两难之境。拘泥于前者，难免损伤语言的自然状态，而致力于后者，却会降低形式自身所包含的难度与美感。相比之下，西方现代诗歌多为自由诗，诗歌语句趋于散文化乃至口语化，可供译者施展的空间或许也略大一些。

　　新京报：对于目前国内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有哪些想法和建议？

　　王嘎：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俄语作品译介呈现出多元局面，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直至现当代文学，均有全方位展示。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小说”、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色俄罗斯”系列、浙江文艺出版社“双头鹰经典”，为推介新作与发掘精品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持续关注。

　　对于当前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我个人也有某些未免短浅的意见。譬如公版图书的扎堆重译，未见得“刷新”那些公认重要译本的语言面貌，却有可能遮蔽现有译介工作的丰富程度，使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停留于若干经典之作，也可能使翻译批评失去客观公正的尺度。众所周知，力主重译（“复译”）的最著名人士是鲁迅先生，其本意在于“击退乱译”，提高翻译质量，反对“别人莫作非分之想”的独占。鲁迅先生当年的主张与现今的过度重译并非处在同一语境下。

　　与此同时，反映俄罗斯历史文化变迁的非虚构作品译介则略显不足，而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娜塔莎之舞》《罗曼诺夫皇朝》《耳语者》等大部头著作却受到欢迎，这表明读者及知识界对此类作品的需求未必冷淡。俄语非虚构作品有待于专业人士的发现和译介。

　　新京报：你接触到的优秀又被遮蔽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有哪些？能否推荐一下。

　　王嘎：这个话题，让我想到马克·斯洛宁所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本书几乎成为我在大学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禁书指南”。“一本好书就是一场灾难”，诚哉斯言！原作或译作“被遮蔽”的现象及成因各有不同，姑且做一粗略分类，并以一部具体作品为例：

　　1.艺术形式超前，思想内容不被文学同行及同时代人所理解，难以见容于世，多年以后才引起关注。如丹尼尔·哈尔姆斯的短篇小说（《蓝色笔记本》），作者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鬼才”，看似非理性的扭曲变形的语言碎片，折射出现世的丑态，又深藏着理应安放在逻辑之上的真实生活。

　　2.原作本身有足够的艺术表现力，已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由于相关研究和译介不到位，在汉语读者中鲜为人知，或者认知有限。如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作品。阿赫玛杜琳娜是苏联“解冻”年代的产儿，她的诗具有精致的语体、独特的调性和形象思维的深度，对周遭世界的声音和色彩极为敏感，被布罗茨基誉为“从莱蒙托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俄罗斯诗歌无可置疑的继承人”。

　　3.原作和译作均为杰作，却从诞生之初便命运多舛，充满悲辛，俨如作者本人的命运。例如生前籍籍无名的诗人、小说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去世后以一部《科雷马故事》震惊文坛。如今，这部继承了俄罗斯散文叙事传统，闪烁着人性光辉而不失优美诗意的作品，在俄罗斯不仅读者众多，而且被搬上荧屏，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理想藏书》辑刊更是将其列为84部俄罗斯小说前十名。

　　任晓雯

　　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

　　新京报：这些年在写作的同时，你也在重读经典，写了一些解读西方经典的随笔，其中不少是关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作家。在重读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相较于从前，有哪些不同的体悟？

　　任晓雯：以前不了解《圣经》的时候，对很多基督教传统之下的经典文学会有非常严重的误读。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小时候总以为这部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妇女突破樊笼，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之类的。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否则为何开篇题记为：“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为何要安插列文这个跟安娜交集甚少的人物，而且赋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出自《圣经》。在《圣经》的秩序之下，安娜的婚外恋是罪，“罪的代价是死”。所以才有安娜的卧轨自杀，伏伦斯基的参军赴死。但托尔斯泰不是上帝，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对安娜的描述，有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怜悯。

　　在更大的秩序之中，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都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沉思。其实这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考。我们在托尔斯泰稍后写作的思想随笔《忏悔录》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问题，就是托尔斯泰的问题。《忏悔录》写了托尔斯泰对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远离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与那看不见的信仰互相角逐。《忏悔录》最后，托尔斯泰写自己悬空躺在深渊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势，这让他舒服，也让他安心。安娜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十字架，那是生命的整全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所以这是一本探讨人类道德秩序的巨著。

　　新京报：研究者经常会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两个侧面，你是如何看待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任晓雯：我认为这两位伟大作家骨子里的不同，是由他们不同的信仰状态决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再无别的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曾经接近死亡。人类灵魂在将死之时，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当被长枪瞄准，子弹即将出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审判？我认为这个时刻里，蕴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命的全部体验，也奠定了他那再也无法被人复制的写作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知道托尔斯泰有一本《忏悔录》，却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也有一本。因为在写完之后，作者将它的名字从《忏悔录》改成了《地下室手记》。虽然在当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声誉甚隆，人们为《地下室手记》追加了诸多赞美，但若一个读者诚实面对内心，便会意识到，书中过于露骨的自我披露，或多或少会激起不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是道德主义者。基督徒不过是一群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缺陷多多，但他愿意用尽毕生气力向自己灵魂的黑洞深处挖掘。在我的理解中，《地下室手记》的“地下”，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概念，还隐喻了人类的灵魂秩序，指称了人类灵魂底部，那永远不能拿来示人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把不可示人的，拿出来示人。我几乎可以说，这里面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写作方法论的基本奥秘。或许另有奥康纳之类的作家，对人类的幽暗也有深刻洞悉，但他们把自己隐藏了起来，只是通过摆布笔下的人物，来达成自己对人性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样，他对自己毫不留情。我就从没看到哪个作家，对待自己有如此之诚实，诚实到令人不适，甚至恶心。

　　而托尔斯泰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深受《四福音书》影响，把爱、无私、舍己作为自己的信念，也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想要帮助穷人和农民。可惜行动追不上信念。这导致他被一些人奉为圣人，却被另一些人大加诟病，甚至骂他“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虚伪的人道主义”。

　　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过于简单粗暴。我对这位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征途中毕生跋涉的老人，深怀体恤之怜悯，理解之同情。他的舍己爱人的努力是真诚的，他的力不从心也是真实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他的信仰。托尔斯泰愿意接受耶稣的教诲，却不愿相信永生和复活；看重人类的道德完善，却高估完善道德的能力；抓住了《福音书》中耶稣关于爱的阐述，却忽略了彼得、犹大、法利赛人的人性幽暗。他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一样，是理性主义者。他看起来像是无神论者伊万的反面，实则不乏共通之处。他们都想从理性推导出上帝之于人类灵魂和生命秩序的必要性，但却在理性的尽头停住。伊万的选择是调转头去，把上帝和人类的道德整个抛弃。托尔斯泰的做法却是，无视理性的局限，继续往前推演，试图弥合那不可见的至高者，和人类有限理性之间的沟壑。

　　从这个基础出发，托尔斯泰为自己找到了人生准则，还发展出一套社会理念。而他的理念，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最为贴切：这是一个“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别塔的问题：建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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