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户”寻亲者：像影子一样活着 

　　因自小被拐卖、遗弃，他们成为“黑户”，踏上漫漫寻亲路；公安部称，发现无户口者，将随时上报，及时解决

　　大约24岁的人生里，王永福一直都在寻找，一是找到亲生父母，二是找到他自己。

2月27日，上海，王永福拿着根据自己丢失前对家及家周边的情况而画的示意图。

　　他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幼时王永福被人从家乡拐走，后来四处流浪，变成了“黑户”。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3.39亿的户籍人口中，王永福并不存在。

　　王永福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国内一家公益寻亲组织负责收集寻亲资料的志愿者刘恋(化名)统计，2017年该公益组织有160个寻亲人登记没有户口，2018年又增加了82个。“像王永福一样的寻亲者，他们70%以上都是因为被拐卖，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被遗弃而选择流浪，最终导致没有户口。”刘恋说。

　　尽管这些人失去自己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面临的轨迹却完全一样——他们是“黑户”，没法上学，没法打工，没法买火车票，没法去银行存钱，没法办电话卡，没法去网吧上网，甚至不能合法结婚。

　　一纸户籍将他们屏蔽于时代之外，他们像隐形人一样游走在社会规则的夹缝之中，生存艰难，更容易走向犯罪。

　　在踏上寻找过去和父母的道路之前，他们首先要找回自己——我，究竟是谁？而后者的难度，甚至超过了前者。

　　丢失的孩子

　　土屋，晒坝，一簇竹林，蜿蜒的小路，起伏的坟包，还有收藏各种石头的邻居村长。这是王永福关于家最后的记忆。

　　弄丢自己的那天，王永福记忆犹新。当时他大约8岁，因为淘气，酗酒的父亲拿着棍子撵他，奶奶护着，让他出门躲一躲，他爬上一趟公交车，被拉到了县城。

　　他隐约记得县城名叫达县(今达州)，他在游乐场待了一整天，夜里蜷在火车站邮局睡觉。第二天，一个带着几个小孩的大人叫醒他问，你怎么在这睡觉，你家大人呢。没大人，我自己跑出来的。王永福对那人说。

　　那人领着王永福吃了饭，让他跟那几个小孩学，“你看他们做啥，你就做啥。”

　　有时尚女子经过，几个孩子蹦起来拽女人的耳环，或者项链，还有包，王永福也学着，刚跳起来，就被警察抓住了。因为年龄太小，他很快被放了出来。

　　那人在派出所门口等他，把他带回家，还买了新衣服，翌日吃完早饭，这个小孩忽然意识模糊，昏睡过去。等他醒过来时，人已在别人口中的深圳。

　　王永福回忆，在深圳，他和十几个孩子被锁在一栋两层楼房里。白天，两个男人带一个孩子出门，男人走左右，孩子夹中间，跟在行人后，偷偷拉开他们的背包。教着学了一天，第二天，男人让王永福上手，他总是被人发现，挨一顿骂，一顿打，最终他从别人包里拿到了一部手机。

　　王永福说，他们被要求一天偷2000元的东西，完不成的小孩会被皮带抽，扇巴掌，架蚊香的铁片烧红，在双手上烙。至今，王永福两只手上的两块伤疤仍然清晰可见，像吸进手里的水蛭。

　　挨过几次暴打，王永福计划逃跑。半夜，他捡起床底下一块砖头，破门而逃。他边哭边跑，一个好心的女人看到他浑身是伤，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做完笔录，警察让他带路，把所有的孩子解救出来。王永福没有找到把他带到深圳的那个人，警察联系不到他的家人，把他送到了深圳市民政局救助站，后来又到了深圳市金平少年儿童助养中心。

　　因为时间久远，王永福的上述经历已难以求证。国内一家大型公益寻亲组织志愿者刘恋介绍，在她接触的拐卖儿童案例中，买糖，买吃的，继而下迷药的手段非常普遍，“等小孩儿醒来，已经在去外地的火车上了。”

　　今年大约40岁的杨海军也是在公益组织平台上登记的寻亲者。他比王永福在年龄上大很多，两人却有着相同的遭遇。

1月19日，四川江油，杨海军拿着根据自己对家的记忆所画的画。

　　杨海军还记得，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他因为迷路，被一男一女带到饭馆吃炒菜，有好吃的肉皮，他同样昏睡过去，醒来后人已坐在火车上，看到窗外一个山洞接一个山洞，光影明灭，他到了后来才知道的蚌埠。

　　在养父母家，只要喊一声爸妈，杨海军便不会挨打，但刻在脑海中关于父母的记忆让他对眼前的陌生人虎视眈眈。坐着火车来的，他就沿着铁路走回去，跑了十几次，被打了十几次，柳条抽，棍子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而有些人的记忆一开始就是空白。

　　史小军被人发现时已经在天津火车站饿了一天，他大约记得父母坐着火车把他带到这里，之后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个男人用箩筐把他带到了霸州。起初刚到养父母家，他感受到了幸福，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有大人抱着，可自打养父母生了亲生儿子之后，他便不受待见，是这个家庭多余的人。有一次他跟弟弟打架，养父跟别人说，亲生儿子能打，不是亲生的这个，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

　　“他(养父)要打我一顿，我会觉得他在乎我，疼我，我会好受点，不冷不热才最痛苦。”2019年3月6日，史小军躺在病床上恹恹地说。他大约46岁了，皱纹从眼角爬开，在他的脸上结成网，眉头紧锁，皱纹更加密集。

　　朋友刘保奇(化名)说，多年来史小军一直一个人生活，“性格孤僻，不懂人情世故。”

　　“那个年代谁不想要个儿子。”史小军的养父史国强(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史小军是朋友从天津火车站捡来的，当时自己没有儿子，朋友就送给他了，“他打小养不熟，各个村子到处跑，见到男的就喊爸，见女的就喊妈，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后来我有了儿子了，我跟他说，我有儿了，你也这么大了，我不需要你了。”

　　吉林白山的张金宝对亲生父母和自己的身世几乎一无所知，他刚懂事时，只是从养母口中得知他是别人的“种”。养父去世后，养母动辄打他，挑柴火的铁钩抽，炒菜的铁勺砸，抽耳光，手撕嘴。每次挨揍，张金宝就离家出走，直到七八岁，他终于跑了出来。

　　跟王永福一样，他们都是没有户口的寻亲者。

　　边缘人

　　王永福大约16岁的这一年，2010年8月，他从深圳的助养中心悄悄溜走，要去闯荡北京，“挣了钱，就去找爸妈。”

　　王永福的闯荡，其实是在北京火车站捡瓶子，卖废品，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钱。运气好的时候，他能捡到别人没吃几口的盒饭，有肉有菜，运气不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安全套，也是在吃过的盒饭里。

　　北京站出口的天桥下，两个男人喝啤酒，他过去捡酒瓶，一个男人对他说，以后别捡瓶子了，叫声师傅，跟着我混吧。

　　火车站有头戴小红帽的服务人员，专门帮乘客把行李运上站台。王永福和他的师傅也给乘客拉行李扛包，紧跟在真正的小红帽后面，一次收取10块钱扛包费，“其实是冒充的小红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