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10年9月1日，手机实名制在全国推行。史小军用的手机号都是花了100块钱借用朋友的身份证办的。他在亲戚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几年攒了两万块钱，因为办不了银行卡，他把钱存到了刚认识的女朋友的卡上。半年后，女朋友带着她的卡和他的钱，不辞而别。

　　他再次一无所有。

　　从边缘滑向深渊

　　生活是一列长长的火车，王永福觉得自己是被甩下车的人，之后，他尝试再次爬上这列火车，像普通人一样融入正常的社会轨道。可火车加速了，他们逐渐从边缘滑向深渊。

　　没有户口，缺乏教育，四处流浪，生活拮据……令万海远担忧的是，由于“黑户”群体习惯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活动轨迹不被记录，他们容易误入歧途。

　　张金宝想挣快钱，他半夜带着三个伙伴爬上二楼，卸下空调机，绑上绳子顺下来。干了半个月就被抓了。

　　释放证明书显示，张金宝因盗窃罪被判刑11年，减刑2年6个月，2014年3月18日释放。“大好时光留在了监狱，谁不后悔呢。”

　　史小军想有辆代步工具，他推走了别人的摩托车和三轮车，获刑四年半。

3月5日，河北霸州，史小军身上挂着导流袋，手拿着自己成年前经常梦到的家乡示意图。

　　杨海军因盗窃钉鞋的机器获刑六年，不过他在监狱里放牛，吃得好睡得好，反觉得比在外面舒坦。

　　王永福在火车站给人拎包的工作很快也不能干了。有一次，他假冒警察带乘客进站，乘客是暗访记者假扮的，他被称作“车耗子”写进了报道。真警察找上门了。

　　没了工作，他就帮人把风，偷钱包，钱平分。一次酒后，他在北京站对面的恒基商城偷电动车，被判拘役6个月送进了东城区看守所。在号房，他认识了因酒驾同样拘役6个月的高老师。他给高老师叠被子，讲自己的流浪往事，“高老师说，以后存钱进来就别花了，你跟我一起吃。”后来他知道，这个高老师是唱歌的大明星，名叫高晓松。

　　高晓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了被拘役的生活，说有一个小偷是个孤儿，从小就在火车站，没去过别的地儿。他看人特别准，进来的人他看一眼大概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样，他的本事就是成天看上下火车的人，他拿眼睛看就知道谁他一定能偷，谁着急，谁慌里慌张。

　　王永福向记者表示，高晓松说的就是他。

　　从看守所出来后，为了悔过，他偷偷给便衣警察报信抓小偷。王永福坦承，自己小偷小摸的积习难改，每次喝了酒，他有顺手牵羊拿人东西的习惯。“为了改掉这个毛病，每次喝酒，我就先把自己反锁起来。”

　　寻家

　　关于家，前半截的时光浓缩成模糊的碎片，他们只能从片段中找寻蛛丝马迹。

　　王永福相信自己是四川人，“达县”两个字一直刻在脑海中。2018年6月12日，他到达州电视台寻求帮助，他记得爸爸叫王长更(音)，妈妈叫赣秀名(音)，奶奶叫倪秀英(音)，“找到亲生父母就能落户啦。”他满怀期待。

　　失望而归。达州市公安局侦查大队民警告诉电视台记者，户籍信息查询发现，王永福提供的父母信息同音不同字的太多，一时难以甄别。

　　“小时候我恨我爸，他经常打我，我也因为挨打才走丢的，现在恨不起来了，挨打也比流浪好。”王永福说。

　　他讨厌过节，看到别人家的父母带着小孩逛街，买好吃的，他心烦意乱，除夕夜的烟花一个接着一个腾空，绚烂夺目，他把火红的烟头烫在手臂上，烙出血印，一个挨着一个。

　　史小军认为自己是南方人，因为多少年来，一个画面反复侵入他的梦境，脚下是溪水，两岸是郁郁葱葱的高山，他立在竹筏上，顺流而下。他使劲回想爸妈的模样，可永远都是个背影，想不起正脸。1997年他去天津电视台想登寻人启事，这是他第一次进城，有人说能带他进电视台，结果身上的700块钱被骗走。他只得从天津走回霸州，走了一天一夜，此后再也不寻亲了，“只能赖活着了，希望爸妈别埋怨我。”

　　张金宝拥有的只是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在炕沿儿玩耍，一对夫妇抱着孩子，冲着他笑，无比温馨，可一醒来，他对自己一无所知，“都不知道该找谁。”

　　张金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他在白山古楼乞讨时，一家名叫金星发廊的女老板给了他一口吃的，老板姓张，他给自己取名叫张金星。发廊街的女孩逗他，说你真是这一条街上的宝贝，大家就叫他张金宝。好哥们儿姓宋，他又改名宋金宝，后来又叫李天养、杨世界，“老天生养，走遍世界。”

　　因为爱吃辣椒，吃米饭，吃腊肉，杨海军坚信自己一定是四川人。1988年，他第一次从安徽蚌埠去四川寻亲，扒上拉煤的火车，走了比三天三夜还要久。

　　蚌埠山少，云高到不可捉摸。四川湿润，云脚趴在山尖上，浸湿了竹叶，起风时，竹林簌簌地响，像拖着长音的四川话。杨海军倍感亲切，好像前世来过一样。一个门前有竹林、晒坝、池塘且三面环山的地方——这是他脑海中家的样子。他见山就钻，逢人打听，家没找到，却无师自通学了一口标准的四川话。

　　“我就是四川人。”这让他更加坚定。此后，只要攒够几百元路费，他就从蚌埠到四川，前后跑了20多趟。

　　为了寻家方便，2008年夏天，他索性搬到四川定居。他带着女朋友从平顶山坐汽车到了四川江油，下车时身上只剩下2.5元。他晚上睡在火车站，白天去河滩给人装石头，一车80元，一天能装两卡车。干了仨月，他租了一栋农房，卖水果，收破烂。

　　“他所有的生活都是为了寻亲。”朋友李军(化名)记得，2009年杨海军弄了一辆三轮车，上面贴满了寻亲的照片和文字，车篷里拉着铺盖、馒头和榨菜。他白天开着三轮车在山间游弋，像一条洄游的鱼在寻找源头。

　　如今杨海军大约40岁了，他频频向外人展示，左耳朵上的疤痕，右手背上的黑痣，鼻梁上的一道斜疤，觉得总会有一个疤痕会印在父母心头，作为未来相见的标记。

　　年纪越来越大，他怕记不清以前，找画师把记忆画了下来。记忆中的家是个四合院，茅草做的房顶，门前有一簇竹林，不远有晒粮食的晒坝，边上有一口池塘，从家里出来时要经过一个石桥才到街上，桥下面有水。每到一处，他举着画，观察地形，四处打听，可世事沧桑，相似的地方太多了，他骑坏了三辆摩托车，走遍了四川、重庆200多个乡镇，却始终没有找到原来的家。

　　朋友李军觉得他找家陷入了魔怔，“我劝他攒点钱把日子过好，以后要能办下户口，生活会更容易些。”

　　希望和困境

　　史小军和养父母在霸州辛章乡策城二村生活了30多年，双方却几乎不来往。

　　3月1日，一个人生活的史小军突发急性阑尾炎，他疼了两天，从床上滚到地上。即便如此，他也没给养父母打个电话，“不想跟他们张嘴。”

　　朋友刘保奇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找关系才把他送进民营医院做手术，“医生说，再晚来一天，人就够呛了。”

　　寻亲组织志愿者刘恋发现，大部分寻亲者跟养父母的关系都不好，而双方关系破裂，成为寻亲者办户口的一个障碍。

　　3月6日，霸州辛章乡派出所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落户需要养父母和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除了跟养父母关系不好，有些孩子是拐卖的，在买拐同罪的呼声之下，有些养父母也不愿开收养证明。”刘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