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那年，我家分得一幢东西厢包天井的大瓦房，临街是一面阔大平整的砖墙。墙面风剥雨蚀斑斑驳驳，但曾经重重叠叠地书写过各种各样的标语。这些标语记载着历史，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村民的生活休戚相关。

最初的一条标语，是伴随着人民公社宣告成立的锣鼓声出现在墙上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石灰水，魏碑体，繁体字，是村里唯一的私塾林老先生的得意手笔。

大队党支部李书记气宇轩昂地站在大墙跟前，对既喜且奇的人们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南京啦，马上就到我们这块。到那时，吃的是油，穿的是绸。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想出门，汽车一扒。加油干吧！”

村里人自是高兴得不得了。那时，虽然还没阔到吃油穿绸的档次，但天堂景象突降人间。生产队办起了集体食堂，各家不用做饭，天天吃食堂的大米饭、红烧肉、豆腐干、酸菜汤······队里隔三差五就杀猪宰羊，社员从田间回来，8人一桌，放开肚皮尽管吃。吃罢喝罢，嘴一抺就走，让饮事员收拾碗筷。五保老人进了敬老院，哺乳的孩子进了托管所，这些都印证了李书记的话：共产主义的确不远了！村头用松柏枝、彩纸花扎了彩门，喜气洋洋。年轻姑娘组成宣传队，腰扎彩绸，手舞红花，扭秧歌、打腰鼓，齐唱“共产主义像天堂，幸福日子万年长······”

在地里刨食的农民，祖祖辈辈渴望着幸福，年年除夕祈祷着幸福，而千百年来，却是代代伤心，辈辈失望，只能把人间的“幸福”描绘成缥缈的“天堂”，寄托于九霄之上。突然间，“幸福”声势浩大的来了，震天动地的来了！

于是兵分几路，“跑步迎接共产主义”：到田里把上面的活土铲掉，将几尺下的板土翻上来，据说只要“深翻一丈五”，就能“亩产一万五”；又回到家里挖地三尺，把“千脚土”倒腾到田里去；再把铁锅、汤罐、香炉、烛台直至饭铲子等一应劳什子统统砸烂，送到“小高炉”里去炼钢煮铁；在荒山坡上创办了洋砂厂，挖卵石烧水泥；大队组织一班老头，手持铁锤，用铁丝“制造”板车辐条、滚珠；田野上红旗飘飘，口号阵阵······

然而，“共产主义”好像故意跟人们开玩笑，一直“赖”在南京。“幸福”像一个花言巧语的媒婆，从不轻易兑现自己的诺言。半年之后，村里粮食吃光了，猪羊宰尽了，食堂解散，饥饿便到来了。那个严寒的冬天，风雪肆虐，糠皮、野菜成为充饥之物，榆树皮被剥光，蕨根被挖尽······

“幸福”来过了，却又走远了。

仿佛窥透了大家的疑惑，大墙上的标语又换了新的内容：“拳打右倾主义，脚踢保守思想，持续大跃进！”

村里人明白了：怪不得亩产不能超万斤，“钢铁之星”上不了天，原来是“右倾”、“保守”在作怪哩！于是继续到地里去拼命，无奈肚子实在不争气，挑一担泥，拉两泡屎，浑身就没劲了。然而上面催得急如星火，上工的哨子一阵紧似一阵。打夜工的人们，等到队长一走，马上找个避风的土坎坎，倒头便睡。“穆桂英队”的姑娘媳妇也“狡猾”起来，将田中的石头涂上稀泥，整地成了“猫盖屎”。上头发现了，让他们齐刷刷地跪在田头，李书记脚一跺：“这个样子还能进入共产主义？！”

不久，大墙又被粉刷了一遍，用朱红的广告颜料写上了一条新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每个字都有一扇门板那么大，感叹号也像根粗木棍子，怪吓人的。

在“自然灾害”中充分享受“共产”，变得相当富态的李书记，叉开两腿站在大墙前说：“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就是拖共产主义的后腿，这回要把这些坏家伙挖出来斗倒批臭！”

“阶级敌人”果然“挖”出来了，是那几个在土改中划入“另册”的富农。他们被拉到大墙前的标语下，弯腰曲背地狠斗了一气。“贫协”主席发狠说，要把他们的“小肠气”（嚣张气焰）打下来！

那年，为了活命，父母让我辍学挖野菜，一个冬天，一个春天，我天天在田野里奔波，脚软无力，翻不过田塍，我拄着镰刀帮助双腿。挖野菜时我想着5岁的弟弟，他饿得走不动路，成天呆坐在小凳上晒太阳；也想着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多么艰难，为一家人活命操碎了心。

终于度过了那一劫。重回小学堂的时候，我的耳朵开始被一个粗暴的男教师扯来扯去，仿佛天天坚持不懈的训练项目——我的算术作业天天得“鸭蛋”。

村庄仍然是村庄，李书记却不再抛头露面了，这时候离那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似乎过去很久了。也许是李书记说过谎言和大话，现在羞愧了，不好意思再面对村民，引咎辞职了。人们也同样忘记了“大跃进”，心想，没那唬弄人的东西更好，日子真真实实，像地下的河流，像天上的太阳，像膝下的孩子，天天见，清清楚楚，不会妄想。

“造反有理！”这条标语，我是看着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用石灰浆刷上大墙的。那时小村虽没有人拖抢打派仗，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小村斗争得一天比一天激烈。已经告别了物物交换的社会，家里买油盐酱醋必然要花钱，因而，母亲带我到山上摘了两篮子野生猕猴桃到30多里外的墟镇上卖钱。生意还没有开张，就来了几个红卫兵将我们的“资本主义尾巴”狠狠地踩成一滩软浆。我和母亲饿着肚子赶回家，走到村头那棵古樟时，我软在了路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墙上书写的标语被勒令擦掉。林老先生只好拿来锄头，将墙壁上的标语大字一个个铲掉，换写上“深入学大寨，快步赶昔阳”。具体要求“田成块、树成排、屋成行”。全村男女老少在标语的感召下，一番“大干快上”，前后历经5年时间，弃舍了祖辈们生活了上千年的古老村落，重新在山坡下挖基挑土建起了移民新村。过去的老屋基上所有古朴的民居全部拆除，几人合抱的古树被砍断埋在了泮湖农田之中，石桥上的大块麻石被撬起垫在了兴修水利的沟渠之中。村里人敲着锣鼓铜盆，放着鞭炮，簇拥着林老先生用红油漆写上：“打倒‘四人帮’，中国有希望！”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全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有田分，户户有山林。分地的那天，林老先生换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站在大墙下，精神焕发。他指点儿子以不大老练的笔法书写7个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乎写了一辈子标语的林老先生光荣退休，小村庄与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路绕村而过，村庄变成了繁荣的城镇，全村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村小学，水泥钢筋结构，三层教学楼。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就是林老先生那个当民办教师的孙子用油漆、用尺测量、一笔一划写上去的宋体美术字，一条标语几乎用了一整天才完成。

我在大墙后边的老屋里长到18岁，不知看过多少次大墙上变换的“新套套”。再后来我告别了老宅子，到外边求学、谋生、娶妻、生子，一晃20多年。

那些年，间或传来一些故乡的音讯，知道那面大墙其后又经历了几多风雨，墙上的标语也变换了若干次。据说最后一次是村里的一位大学生用电脑打印出来，喷漆大幅标语：“建设新农村，致富奔小康。”

不久前，我出差顺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正巧赶上二弟家新房落成。在那条楼房鳞次栉比的巷子，他算是“落后分子”。小楼就建在原先的宅基上，大墙自然早被推倒，连块砖头都没有留下。我询问二弟，他哈哈笑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做什么？”

老家的大墙消失了，而那上面不断更新的标语，是岁月主题的凝聚，时代号角的谱曲，可以窥见祖国的沧桑巨变，可以反映社会的发展轨迹，联缀起来，浓缩成故乡的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