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刘瑞龙刚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他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来，搞好党的宣传工作，巩固工农政权。他在周边调查时，发现通江、南江、巴中山高林密石多，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经过一个多月的考量，他终于想出了办法。
一天黄昏，刘瑞龙站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通江县城文庙门口，指着对岸的石壁对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说：“你看对岸石壁那么大，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你有啥点子？”张琴秋好奇地问。“把我们党和部队的宣传标语刻在石壁上，不就是击溃敌军心理防线最好的武器吗？”刘瑞龙耐心地解释说，一条振奋人心的标语，一句鼓舞士气的口号，胜似千军万马，赛过百万雄兵，杀伤力无穷。张琴秋一听连说：“这个金点子好！这个金点子好！”两人随即把想法汇报给了根据地其他领导，大家表示支持。
当天晚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等人都在指挥部，部队里二十多名“秀才”“石匠”也被召集到场。刘瑞龙首先告诉大家：“今晚找你们来，就是成立书写队和錾字队。”他的话音刚落，下面的同志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成立书写队和錾字队究竟有什么用。此时，刘瑞龙揭开了谜底：“你们中间有的会写字，有的会打石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党的革命纲领，红军的宗旨和纪律等錾刻到石头上，‘烙到’劳苦大众的脑子里，‘插进’敌人的心窝子。”大家一听，立刻欢呼起来。随后，徐向前摆手示意大家安静，又给大家提了几点要求，意思是标语和口号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大家纷纷站起来表决心，一定要让川陕苏区的石头“开口”攻心。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书写队和錾字队的同志们纷纷奔赴川陕苏区各地，他们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街道周围等地方，把党和部队的宣传标语口号和文献錾刻在石崖、石墙、石柱、石板壁上，很快激发出广大军民的战斗热情，让敌人看了心惊胆战。
1934年3月的一天，刘瑞龙下去指导工作，正好路过沙溪乡（后改为沙溪镇）景家源村的大石崖。他看到錾字队的同志们站在吊着的箩筐里，腰上系着粗绳，正“叮叮当当”刻着“国民”两个字。
“这块石壁上刻的啥标语啊？”刘瑞龙面带微笑问大家。“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有人大声说。“嗯，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是……等一下！这条标语字数太多，读起来不上口，没气势，缺乏冲击力。”刘瑞龙沉吟片刻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大家说：“干脆改为‘赤化全川’嘛！既简洁，又醒目，还好记，对敌人也是一种震慑。”大家一听纷纷竖起大拇指，暂时停下此处的錾刻工作。
回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刘瑞龙一直在考虑，如何把“赤化全川”这个口号叫响叫亮。过了两天，有人向他举荐说，巴中县恩阳乡一个姓张的小学教员书法深得名家真传，字体遒劲有力。刘瑞龙听罢马上赶到恩阳，拜请张教员献墨送字。张教员被刘瑞龙的真诚打动了，他泼墨写下了“赤化全川”四个大字。刘瑞龙拿到标语，如获至宝，连夜赶回通江交给錾字队。
錾字队的同志们再次回到景家源村。他们坐到箩筐里，悬至石崖上，披星戴月，历时两个月时间，“赤化全川”四个大字终于錾刻而成，傲然雄踞大石崖上。为了防止敌人搞破坏，他们把每一个字的笔划都刻得很深，深到可以卧下一个人；每个字都用石灰涂成白色，三四十里开外一望，非常醒目。
1935年3月，红军队伍陆续离开通江，北上长征。景家源村的豪绅地主阎升平、阎际风等人，以一石二斗小麦为赏，命令甲长阎成文带人将“赤化全川”标语铲除。当地群众得知消息后，提前组织人手，连夜搭架爬上大石崖，用稻草灰调的米汤，将标语填平，最后谎称已把标语铲除，才使这幅红军石刻标语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将大石崖改名为红云崖，把笔划中的泥浆炭灰清理，“赤化全川”四个大字再次映入眼帘。
今天，“赤化全川”这一幅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连同遍布通江境内城乡的1700多幅红军石刻标语一道袒露在赤色大地上，恰似一座露天博物馆，见证了当年红军抱定革命必胜信念，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在此浴血奋斗的印记，成为一道红色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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