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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曹红蓓

　　云南，高调清剿不良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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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至6月22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3万多条不良标语从云南消失了。此前，这些标语已经在人们的视线中停留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

　　不可思议的是，让云南不良标语遭到灭顶之灾的导火索，竟是浙江绍兴的一座小镇——柯桥。

　　据云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士透露：5月初他们接到中纪委监察部办公厅的一份公文，公文中说，浙江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布匹市场，也是全国各地农民工的聚居地之一。据那里的民工们反映，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有不少“好笑”、“不像话”甚至“吓人”的标语，内容似与政策和时代精神不符。经调查，中纪委监察部办公厅将这些标语认定为“违反民本思想标语”，报经中央领导批示后，列为清剿对象。

　　云南省长徐荣凯看到了这篇公文，公文中列举了湖南、江西、广西、湖北、云南等地存留的不良标语，其中，云南有一条是：“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在徐荣凯的提议下，云南省宣传部、教育厅、计生委联合发文，针对各类不良标语，开始清剿、整治。

　　5月14日，云南省寻甸回族自治县宣传部收到了三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清除各种违反民本思想宣传标语的通知》。《通知》将清除对象规定得很明确：“计划生育进行结扎、放环、人流、超生、罚款、计划外生育收费，归还农业贷款，普及义务教育，依法纳税，退耕还林，征地拆迁，交通安全等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各种条令条例的规范要求，违反民本思想和政策，对群众带有命令式、强制性的、涉及群众利益、伤害感情的各种生硬性的宣传标语口号及户外广告。”

　　按照此标准，寻甸县出动了2000多人次，清除了3000多条不良标语。而据云南省委宣传部宣教处统计，整个云南一共清理出35242条标语，其中的14869条不良标语被清除。

　　滋生不良标语的社会温床

　　从云南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有关计划生育的不良标语，是最常见的。“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等，都是计生类不良标语中的“黑色经典”。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历时久远。这些标语成了不同时期计生政策的历史见证。

　　寻甸县这次清理最多的一条计生标语是“一胎上环，二胎结扎”，该县河口乡计生办主任周丽琼说，这条标语反映的是1993年以前强制进行计生手术时的情况。1993年以后就不允许了。全国范围内那些臭名昭著，充满了暴力甚至血腥气息的计生标语大抵都是那个年代前的产物。

　　“少生孩子多栽树”，比起“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来，语气缓和了许多，但是单纯强调孩子的“经济价值”，现在看来让人哭笑不得。这条标语曾经就刷在河口乡的乡政府大墙上。周丽琼记得这条标语是1996年计生例会上布置下来的，到现在也有8年了。

　　2003年开始，计生工作有了改变，原来的计生对象变成了服务对象，优质服务成为计生工作的诉求点。在这样的导向下，不良计生标语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除了计生标语，教育方面的标语也占到不良标语的相当比重。比如“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这一句，乍看之下，似乎很符合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习惯：人民自己办教育，何其豪迈！寻甸县金源乡宣传委员张兴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条标语是在号召群众集资建校舍时刷写的，也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下达的。这种情况在政府号召农村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巧立名目的乱收费项目后，就没再发生了。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标准。比如，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会给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条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是没完成任务。基层护林宣传员只好开动脑筋，用通俗化的语言自己编出一些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等，这和城市里常见的“严禁践踏草坪，违者罚款”一样，属于“与现行政策没有大的冲突，但表述方式不符合现在大的文化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建华博士说，在这种标语中，不良性表现在标语制作者对人的权利的漠视，“不嫁文盲夫，不娶文盲妻”、“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等，都属此类。

　　每一条标语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中人对社会价值的固守或曲解。政策不断调整，标语岂能一成不变？

　　清剿不良标语，不能一蹴而就

　　云南的清剿是高调进行的。而本刊通过随机调查得知，有关清剿不良标语的工作，江西在5月已开始，预计到7月底结束；湖南已在动员；湖北、广西、河南的宣传部门却还没听过这件事。

　　也有一些省份进行这项工作，是在中央表态之前，例如河北，在1996、1997年时，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栗战书(现为西安市委书记)曾经发起“形象整治工程”，对出现在河北境内的不良标语进行过整治。

　　“这项工作早该做了，”陆建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标语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但它的传播具有重复性、直观性和强迫性，常被用来表达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民众说的话，而说什么话，怎么说，直接关系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在民权得到加强的今天，许多标语中“违反民本思想”的不良性就更加显现出来，陆建华认为，过时的标语，明显和政府政策相背，是对标语权威性的讽刺。

　　绝大多数不良标语出自农村和城市基层单位。标语的基层异化现象表明，中国基层政策执行者的素质需要提高。否则，好政策一到具体的执行层面，就会被“歪嘴和尚”们念歪了。在农村，人们对标语已经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和抵触近些年，随着农民不断涌进城市，眼界与日俱宽，以前在家乡习以为常的不良标语越琢磨越不对劲，这才会生出柯桥民工关于标语的议论。

　　事实上，清除不良标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那种高高在上、漠视公民权利、极度自我膨胀的不良执政文化还存在，就会不断有新的标语沦为不良。在这种情况下，标语的审查和定时更新就成为必要。但据了解，不仅云南这次大规模清剿活动是属于一次性的，目前，全国各地都还没有建立省级的标语内容审查和更新机制。

　　如是，此次标语从良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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