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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口号的是是非非

  标语口号造舆论,或抨击或赞同,或呼吁或响应,简洁明白,富有鼓动性,影响大。标语在人来人往最多的高处一贴,行人不用停步一眼便明白。

  标语口号是什么时候兴起来的,没有考证过。据说最早的标语是战国时代商鞅搞的:“搬木者,定得50金,言必有信”,那是为了使百姓相信改革举措。明末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为对付依附宦官魏忠贤的阮大铖,在南京用贴标语造舆论掀起驱阮运动;近代,“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曾使“五四”青年热血沸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解放战争时期,“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要自由,反迫害”的口号,动员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合民意得民心的标语口号确有着无形的巨大力量。

  标语作为意识形态载体,总是要被时代打上烙印。

  近50年来,标语口号却留给人们过多的苦涩记忆。“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弄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1958年湖南湘乡在山坡上制作“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标语,每个字占地5亩多,飞机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一时在全国出尽风头。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批它“劳民伤财”,可不久庐山会议上就成了“彭黄张周”的一条罪状。“史无前例”时期标语口号简直是“空前绝后”,比喇叭口号的音量分贝,比标语用词的狠毒,比标语贴得高低,简直是一场标语的战争。其杀伤力也是“空前绝后”。头天还是大大的好人,一夜过来,满墙都是“打倒”“砸烂”的大标语,转眼便成为阶下囚,进炼狱。那标语给人的感觉就是恐怖。

  恶梦终于过去了。斗来斗去的标语终于不见了。但是变味的标语口号,却依旧疯长。商店在“顾客是上帝”的标语后面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某些机关在“为人民”的标语下,管、卡、压,干着权钱交易的勾当;假、大、空的标语口号风行而时髦:上面抓什么工作,下面便有什么标语热闹。河南清丰县高堡乡,竟在“重拳出击搞严打”的标语口号下,去“严打”欠款(乱摊派)的农民,标语堕落为坑害百姓的堂皇冠冕。标语成为一种装璜,成为形式主义的帮闲。

  某些标语口号的怪异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某市有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似乎和平抗税就合法;“不得袭击警车”,似乎“民车”就可以袭击。江西某地为防止偷盗光缆线,有标语“光缆没铜,偷也没用”,似乎指导小偷作案;河北某农村为提倡普及教育,有标语“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视人为畜类。这样的标语出现实在是一种悲哀。

  标语自然不该一概否定,它可以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欢乐或批评,也是政府宣传政策的工具。某商场一进门有一条醒目大标语,“生意就在服务中,做生意先学做人”,这种标语至少有一种自我激励作用,好。当然,还有那些“不准”、“严禁”、“违者罚款”之类标语,冷冰冰的面孔和居高临下的训人腔调,就令人生厌了。

  说不尽的标语口号,说不尽的尘世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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