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口号生命力可以理解为它自身的滥用，而人们对于它的滥用倾向急需纠正。当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红色大幅的标语口号氛围中，这个氛围也就成为他们的“人造生态”了

　　标语口号是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遗产；半个世纪前，这一遗产在“继续革命”的中国作为实用的传播工具，持续得到运用，成为新中国的“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工作中心转移了。中国大地上红色标语口号不像以往那样铺天盖地了。可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标语口号却依旧持续不断地被广泛运用着。

　　标语口号不是一成不变。以往多数标语口号都是政治性、宣传性的，是中央号召的大众化表达。如今标语口号多样化、多功能化了；除了政治性、宣传性的之外，还出现了“变种”。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时间关键点上，标语口号占据着突出位置，标志着的某种力量的汇聚，某种“动态”的展开。比如，在节庆时刻，政治化的标语口号装点着“社会的幸福表情”，它们与假日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狂欢方式”。就党政工作而言，标语口号的功能也产生了若干变异：有时服务于部门规章的大众化传播，有时服务于部门形象的塑造，有时服务于部门利益的合理化“论证”，等等。而与此同时，标语口号也渐渐与商业挂起钩来了。比较中西营销文化，可以发现，中国式促销中，标语口号传统的“建树”颇高。在农村，你能见到“要致富，开大路”等标语口号，也能见到酷似标语口号的写着广告词的大红布条（我在一些地方甚至见到这样的“标语口号”：一针根治癫痫病，电话号码……）。

　　人们可会想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这些先进文化精英的汇合地，应会比其他领域早些放弃标语口号这种“旧传统”。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恰非如此。设想一下你去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若它是一次比较隆重的盛会，那么，会议场所的设计，必定依旧是标语口号化的——连展现会议主题的横幅，都可能与写着标语口号的“红布”模样全然相同！

　　标语口号这“玩意儿”缘何能在中国获得变色龙般的强大“时代适应力”？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这个所谓的“传统”？

　　我一直以为，社会科学家若能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便可能会有重大的理论建树。

　　我在恨自己无能时，听说最近有高人反思道：标语口号这东西妨碍交通、劳民伤财。意思就是说，即便是从“以人为本”这个不知高尚程度为何的层次看，标语口号生命力可以理解为它自身的滥用，而人们对于它的滥用倾向急需纠正。我蛮理解这一反思。不过，我私下却也想到，标语口号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恰没那么严重。当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红色大幅的标语口号氛围中，这个氛围也就成为他们的“人造生态”了。记者撞见个别有怨言的“群众”，不能将这些怨言太当真；而我们这个国度，妨碍市容、妨碍交通、劳民伤财的事儿，主要的恐怕还是标语口号之外的种种有待反思的东西。

　　这是否表明我支持标语口号传统？绝对不是！

　　标语口号的出现，源于一种观念；持这一观念之人以为，若是能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为极易记忆的、接近于俗语的句子，信息传递者便有可能最深刻地影响信息接受者。从传播效率的角度看，对于标语口号的这一认识，的确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漠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当一种简单化的做法成为“传统”之时，它自身的荒诞也便会日益显露。有意以“简单化”来摧毁他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信息传播者，可能也会忘记一种被证实的可能——当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成为重复性的常规化符号实践之后，这一传播方式也便完全失去了其效力；此时，信息的传递再也不是主要的，关键的是信息传递成为空洞的符号表现，而且，本来意在通过传递来改造大众的信息传递者，久而久之也会被“反改造”（比如“俗化”）。

　　另外，我总认为，只要标语口号存在，中国政治运动传统也就没有消失。可惜的是，许多事实表明，标语口号在我们这个国度中仍然广泛存在。这使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生活还有许多方面等待着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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