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到涂坊，我才11岁，跟着大人上街看热闹。红军在涂坊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在赖屋坪的台子上讲话，叫大家不要害怕，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有东西就卖给红军吃。那时候家里穷，听说红军要买东西吃，刚好村里前几天扛菩萨，家里还有簸箕粄。我提了一香篮粄子上街卖，一会儿就卖完了。又冲回家再提了一篮，也很快卖完了，得了100多个铜片，父亲好开心。我看红军很和善，就说我也要当红军。红军说我太小了，长大了再说。红军给群众发了很多硬纸壳的‘名片’，我当时年纪太小不知道是宣传单，带回家后来被国民党搜走烧掉了。

“1929年底，红军再次从涂坊经过，前往连城新泉。红军前面走，后面就有国民党的中央军部队追来。听驻在涂坊的国民党兵对我说，国军的指挥官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后来才没有追击红军，我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我只知道红军第一次来到涂坊，就给穷人撑腰，号召穷人起来闹革命，后来才会有涂坊农民起来暴动。1929年6月19日，张赤男、罗化成领导涂坊暴动。暴动后罗化成在涂家祠宣布成立涂坊乡农民协会，张景威当主席。还成立了赤卫队，由涂凤初当队长。

“1929年10月19日，涂坊举行第二次暴动，成立了涂坊乡苏维埃政府，乡苏设在涂氏满房的老祖屋，涂文政当乡苏主席。后来又成立了涂坊区苏维埃政府，设在涂坊的老路下，现在房子都还在。第二次暴动不到一个月，长汀反动民团黄月波、俞志的武装几百人进入涂坊，到处杀人、烧屋、抢财物。张赤男在宣成接到报信后，派人到上杭蛟洋联系傅柏翠的地方红军，分三路包围涂坊，把造孽的民团赶走了。后来我们吸取教训，扩大了几百人的武装，开展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保卫家乡红色政权。

“可惜后来误杀‘社会民主党’，涂坊很多最早起来革命的骨干都被冤杀，损失太大。涂坊黄竹坑有一对在福州读大学毕业的夫妻，最先被杀，罪名是‘社会民主党’是他们带来的。涂步嵩的儿子涂国琛（时任青年团书记）、涂太英、涂荣珍等人是在涂坊周边山区被杀害的。赖坊的土楼岗有一次杀害了七、八十人，参加红军的团、营、连、排、班各级骨干几乎杀光了。我有个堂哥叫涂华英，是涂坊少先队的书记，因为‘自由恋爱’结了婚，也被杀了，那个场面太可怕太残忍了。后来中央派李明光带部队到涂坊来，才制止了继续‘杀社党’。”

补充团年龄最小的新兵

“1929年底至1930年6月，涂坊是长汀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我年龄小，只能参加儿童团，经常带着一伙同龄孩子在土楼山上出操。县苏军事科的干部看我比较灵活，让我当涂坊乡（后改称红坊）的儿童团队长。队长必须会带操、叫口令，打马刀花、刺枪也要比别人好。我们涂坊革命活动开展早，是‘老苏区’，因为我儿童团队长当得好，所以很快被上级选拔到新区宁化去开展工作。那时候我才12岁。

“开赴新区的工作团有20多个人。在宁化淮土乡，因为反动民团祸害群众，很多偏僻村庄的群众都不敢在家里生活耕作，大量田地都荒掉了。我们工作团的同志开展宣传，动员藏在山上的群众下山回家。挨家挨户上门去询问谁家穷谁家富，划分阶级。帮助当地成立苏维埃政府，选举出乡苏主席等干部，带领贫苦群众分田地。选出乡苏主席后，我们还在淮土住了两夜，过后就回涂坊了。

“1931年，各级苏维埃政府宣传扩大红军，我已经13岁。家里非常穷，我天天闹着当红军，父亲拿我没办法，最后说也好，到部队磨练一下‘更会大’。父亲找到涂坊区苏的裁判部长涂步元，我就这样‘走后门’自愿参加了红军。那一天，我们涂坊参加红军的有50多个人，在乡苏政府集中，沿街上走，没有人送。大家步行经过凹下、三洲往长汀城走，到河龙头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走到新桥，走了两天才走到新桥往宁化方向十里路的新兵连驻地报到。新兵连设在一座坐西向东有门楼的大屋，连长是一个湖北人，我是连里最小的新兵。

“我们在新兵连天天训练，走队列，开展政治学习，早上要开班务会，交代各种注意事项。平时没有枪，只有站岗的时候有配两支枪。干部特别照顾我，训练一个月，我只轮到一次夜间站岗。连长查哨时故意试探我，我耳朵有点背，但是眼力好，认得他是连长。

我远远地喊‘口令’，连长没有回令，继续走过来。我再喊‘口令’，连长才回令。连长问我如果他是敌人会不会开枪，我说会。他说对，遇上敌人就要开枪，吹紧急哨报警，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连长对我们很好，处处关心指导我们。因为斗争形势紧张，我们新兵连训练一个月就分配下部队了。

“罗化成当时在福建军区当文化科长，调我去当了7天通信员。后来上级调我到福建军区司令部特务连通信排当兵。到通信排开始有枪背了，我心里可欢喜了。福建军区那时驻扎在长汀的十里铺。我的排长是漳州人，姓张。班长姓吴，是永定人。红军队伍官长士兵自由平等，有个涂坊的新兵本来安排他去担架队，可是他不愿意去。他的哥哥在省苏当土地科长，他想和哥哥离得近一点。姓王的纵队司令心肠很好，看这人一直哭，后来就安排他到军区通信排。我那时候思想简单，只要能留在部队有吃有穿就很开心，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幼稚。”

娃娃兵的传令兵生涯

“1934年夏天，国民党中央军的部队十多万人，从龙岩、连城来进攻长汀苏区，红军主力军团在松毛岭组织防御。有一天，上级通知我和几个战友到长汀河田开设通信站。说河田距离松毛岭近，便于传递军事情报和命令信息。说走就走，我们从长汀的东街出发，走路到河田，在河田街上的一间店铺里住下来。站长是永定高梧的吴福清，成员有一个姓赖的江西于都人，一个姓俞的河田人，还有一个永定高梧人，和站长同姓吴。加上我，总共有5个人。

“因为红军缺少军装，我们大多数头上戴着五角星的红军帽子，身上穿的是便衣。背的枪有小马枪、老套筒、俄国造，花式多样。送信时再挎一个干粮袋，里面装有上级的宣传标语口号、部队的秘密口令、军事情报信、前方红军的家信等等。有时两个人同行，任务多时只能一个人单独送信。送信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随传随到随时出发。原先在军区司令部通信排时就去过不少地方。第一次是和一个老兵送信到连城朋口街上的通信站，我跟在老兵身边，一路很平静没有惊吓。从东街送信到童坊，夜里爬大山，黑乎乎的很吓人。山上经常会碰到老虎和毒蛇，有时还会遇上打劫的土匪。后来，从军区驻地送信到长汀宣成区的张屋铺街上，送到宁化安东街上的一间店铺，上级指示到哪里就去哪里。

“我虽然年小，但是脑子灵活，送信去的地方多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到河田通信站以后，我曾经一个人送信，从河田出发，经过洋坑，翻过松毛岭到上杭古田一条山坑的老屋里。有一次是夜里单独送信到宣成的苏维埃政府。一般传送秘密口令，干部就会交代一定要带上枪。如果不是很重要的物件，就不用带枪。干部和老兵会教我们各种应对突发情况的办法，强调一条：人和枪可以失去，但是情报一定不能丢。在部队我年龄小，大家把我当成子侄老弟，工作生活总是得到体贴照顾，真是托红军的福！

“红军时期部队经常整编，地方武装编入正规军团，四处打仗游击。我从涂坊离家参加红军，向南到过龙岩、上杭、筠门岭，向北到过宁化、清流、归化、武夷山、延平、邵武，还去过长沙。部队的番号也一直在变化，现在都记不起来了。我印象很深的是红军攻打赣州，涂坊有个叫狗头荣的红军回来对我说，打赣州的红军和地方工农赤卫队有好几万人。可是赣州的国民党兵太多了，赣江河宽水深，城墙高大坚固，红军渡河时，对岸白军的伏兵火力太猛，牺牲了很多红军。那个年代，脑壳系在裤头上，生死都是很平常的事。”

万般无奈离开红军队伍

“战争确实很能锻炼人，松毛岭战斗时，我在河田军区通信站工作。先后送军事信到石灰岭、水口等地，还有一次从河田送军事信经过南山坝的老鹰岽到松毛岭。那个时候虽然才16岁，可是我再也不会害怕什么了，老鹰岽很偏僻很阴森，我一个人也没当回事，好像一身是胆一身是劲。在红军队伍里，有团结的战斗集体做依靠；在苏区范围内，有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支持。我觉得能当红军，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离开红军队伍。松毛岭战斗打完后，福建军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按照中央的指示节节抵抗。但是敌人实在太多，主力军团都战略转移了，我们地方部队缺枪少弹，硬拼也拼不过，陆续都被敌人打散了。有一天，吴站长写了一封介绍信，发给我们每个人。对我们说目前形势困难，大家暂时分散活动，保存实力。等形势好转了，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我流着眼泪不愿意离开，但是大势所趋，哭也没用。我把站长开的介绍证明藏在身上，从偏僻的深山老林里找路回家。一路上又饿又冷，半走半爬，小小心心往涂坊家乡行走。

“还没到涂坊，就在半路遇到朋口池溪傅发生的民团设卡盘查，每个过路人都要被搜身。当时我只穿了一件单衣，部队的证明信一下就被民团搜出来了，我心想坏事了。没想到有个团丁把证明信撕掉扔进水沟里，抬手打了我两巴掌，就放我过关走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到底是民团看我年纪小有意放我的，还是搜身的团丁根本不识字，看不懂介绍信，不然我的命也是保不住的。

“回到家里，看到很多被打散的红军陆续都回家了，有的被关押，有的被罚交‘枪款’，也有的被反动势力杀害。在这个非常时期，红军家属都想尽办法保住亲人的生命。各个姓氏的宗族势力也出面保释红军战俘，慢慢才平静下来。我跟着父亲种地糊口，心里却是盼望红军能早点打回来。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很多失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重新参加新四军二支队的工作。我因为哥哥参加红军牺牲了，父亲年岁渐大身体多病，家庭需要有人支撑，就此离开了革命队伍。平时种地，闲时到武平岩前一带买卖旧衣物贴补家用。1943年，我年满25岁，和涂坊迳口的刘二莲结婚成家。刘二莲也是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她的前夫是福建团省委书记赖如昌烈士，红军长征后在长汀四都山区打游击时牺牲了。我俩同病相怜，结成夫妻，相依为命。

“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什么都买得有、买得起，可是不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能忘记涂坊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涂凤初烈士是涂坊的大能人，文化高，书法好，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很有经营头脑。他和罗化成烈士是亲戚，早先在涂坊街上和张世珍的父亲合伙做食盐生意。后来又租用涂义言、涂丁言兄弟的店面开了一间‘同发昌’布店，开了一年多就参加红军工作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涂凤初跟随张鼎丞北上抗日，担任新四军二支队的军需官，在一次战斗中被日本鬼抓住活埋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涂凤初的店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现在拆掉盖新屋了，没有保存下来，很可惜。”

涂龙琛11岁担任儿童团队长，12岁作为外派骨干支援新苏区工作，却直到20岁才开始在涂坊读小学。全国解放后担任过村生产小队长、涂坊乡农会委员，1958年后负责管理公社食堂，参与集体茶山、松脂的生产管理工作。中年开始自学中医，运用祖传秘方为群众服务，至今还坚持为村民看病开药方。他一生吃苦耐劳、谦和友善、性格豁达、乐于助人。采访结束后，老人诚恳地说：“我个人很平凡，没什么值得写的。你们应该多写写那些舍生忘死的革命先辈， 他们才是共产党和红军的优秀代表，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啊！”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特约记者　王坚）

探索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历史密码

吴升辉

苏区红色标语，即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文字的形式展示于公共场所，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诉求的具有宣传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红色标语宣传一直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萌芽产生到初步前进再到系统成熟，作为一种宣传形式，它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闽西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标语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传播我党政治经济主张、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启发苏区人民阶级觉悟、凝聚广泛社会力量的重要工具。具有独特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的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既为鼓舞红军斗志、瓦解敌军、胜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立下卓著功勋，也为苏区军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扩大苏维埃革命政权、发展苏区各项改革与建设事业提供舆论支持。

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是解密闽西中央苏区创建历程的一把钥匙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入闽，取得长岭寨战斗的胜利，建立了长汀县红色政权。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勾勒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的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蓝图。正是这一蓝图促使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中央苏区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到1934年红军长征，中央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随着中央苏区面积的扩大，纵深的扩展，政权的建立，各种工作有序的开展，红色标语宣传得到很大的发展，并日益成熟。

在我党我军的发展史上，红色标语宣传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当广大党的干部与军事人员逐渐看到红色标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的时候，红色标语宣传工作才逐渐成为我党我军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诉求，工作重心又在城市，宣传的方式主要是以散发传单、编印报刊杂志小册子为主，红色标语宣传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领导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部队经过闽西，书写有“革命者来”等标语，广泛宣传革命主张和革命任务，播撒革命的种子。1929年1月，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拉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为了规范红军宣传标语，在赣南于都以红四军政治部名义发布了134条红色标语，同时提出了书写标语的9条注意事项。

1929年12月28-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古田会议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古田会议决议》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对党的宣传工作做了全新的布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方法的形成，也标志着苏区红色标语日趋成熟。

古田会议后不久，1930年4月16日，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规定：“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 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以法规的形式对闽西苏区标语宣传提出了基本要求。自此以后，闽西苏区宣传机构及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等走上了规范化，这也使得闽西苏区红色标语宣传工作也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闽西苏区红色标语宣传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标语宣传工作逐渐成熟起来。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为使标语宣传取得对敌斗争的更大成效，特别对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和每个士兵都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动员广泛组织标语宣传。

红色标语作为党的宣传工作形式的一种，其核心是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中心政治任务就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所以红色标语的首要任务就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全面准确的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化，有针对性的向群众进行宣传，增加群众认识和接受党政治主张的主动性。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就像一颗颗红色珍珠，洒落在龙岩城乡的各个角落，富有革命战争年代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印记：

———政治类红色标语。这类标语内容丰富，主旨鲜明，是党宣传政治信仰、引领方向的一面旗帜，发挥着政治引导作用。有宣传共产党、红军、苏维埃宗旨性质的， 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红军是工农”“工农专政”“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政府罪行的，如“反对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匪党”等；有宣传反帝抗日的，如“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等。红色标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鲜明，对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引导作用

——军事类红色标语。这类标语体现了闽西中央苏区以革命为中心工作的状况。在苏区建设过程中，红色标语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成为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有宣传革命战争任务的，如“扩大革命战争！努力向外扩展！”“打倒（到）东江去”“消灭广东军阀”等；有动员扩大红军的，如“扩大铁的红军”“红军是工农”“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阶级武装”等；有瓦解敌军的，如“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红军！”“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等；有动员反“围剿”的，如“反对国民党军阀围剿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工农红军”“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富农流氓”等等。

——经济类红色标语。这类标语主要反映了苏区土地革命的政策与成果。有关土地政策的，如“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是出路”“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主”“打倒帝国主义，没收洋人财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实行土地国有，才能最后澈（应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等；有关税收方面的，如“共产党取消苛捐杂税”“商人取消苛捐杂税”等；有公平交易的，如“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等等。

———社会事业类红色标语。这类标语主要反映的是闽西苏区作为共和国建设的雏形，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政策与实践。如“童工女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实行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男女平等”“欺压贫民者杀”“非有公事，不准进来”“保护学校”等等。

红色标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构成了我党执政的重要历史资源。闽西中央苏区的红色标语，作为对闽西苏区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的真实反映，真实地见证着我党执政的历史形成过程，宣告着我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发展与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闽西地区的众多红色标语遗迹，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其涉及内容广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方针策略，承载着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为闽西苏区创建时期宣示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策略主张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夺取创建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毛泽东

早期革命阶段，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旧军队的为非作歹，老百姓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军队惧怕的心理，不敢和红军接触。井冈山老红军陈士榘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们已经改为工农革命军，打的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的红旗，但部队的服装与旧军队没有什么显然的区别。旧军队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是抓夫、派差给他们挑东西，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老百姓见到‘丘八’就要‘跑反’，到山上去。说明群众对军队是非常痛恨和害怕的。”因此，“部队要担负武装和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军队的特点，了解我们与旧军队有截然的区别，我们便无法接受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就无法存在。”可见，能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尽快了解红军，接受红军，已经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关系到苏区红军能否建立革命根据地并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而在当时这样一种形势和条件下，把红军的主张直观地写在墙上，让老百姓自己去理解、去思索，通过标语的宣传，再结合红军的实际行动，来使人民群众了解红军、了解共产党，是一种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宣传方法。

闽西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党和红军难以掌握广播电台等现代舆论工具，也缺乏足够的经费来出版印刷报刊图书等进行高成本宣传。面对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物质的极度匿乏，他们发挥智慧，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 凭着毛笔、墨水、石灰、铁鬃等原始简陋的宣传工具，“无论墙壁、桥板、渡船、堂屋、房间、茅厕、树木、石壁，只要可以写的地方都要写好”。遍地开花的红色标语， 节约了宣传费用， 提高了传播灵活性， 经济快捷地占据了舆论高度， 使革命宣传效益最大化。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文件，广大苏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智慧，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多种多样的标语形式。以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为例，从目前实物考证和走访知情者来看，有木刻标语、石壁标语、桥板标语、墙体标语、立柱标语、横幅标语、布告标语、渡船标语、车体标语、竹片标语等等十几大类。既有固定的标语，又有流动的标语；既有手写的标语，也有印刷的标语；还有刻制的标语等等。但是，保存下来的标语种类较少。现在看来，这一时期的标语形式简单粗糙，但在当时却灵活地创造出超强的革命舆论氛围，对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打击敌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红色标语较常见的表现形式有：

———墙体标语。墙体标语，就是用石灰水、木炭等物质写在墙壁上的标语。由于成本较小，操作方便，影响力又大，故它是苏区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标语宣传形式。时至今日，原闽西中央苏区各地保留最多也最为普遍的，就是大量内容各异的红色墙体标语，形式有竖写、有横写，字数有多有少，字号有大有小，字体有楷书、行书、隶书、宋体。据这两年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组织人员寻访，原闽西中央苏区各地尚有墙体标语千余条。如上杭县珊瑚乡梦宏居上写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共产青年团万岁”；长汀县新桥镇新桥村彭屋墙上写的“纪念列李芦，打到帝国主义”；连城县北团镇山龙村老屋墙上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等等。

———木刻标语。中央苏区时期，闽西的大部分房屋都是由黄泥和木头搭建而成，门版和墙版都是由木头构成。红军宣传员通过凿子等器具将宣传文字刻在木头上，就形成了木刻标语。这种标语由于其耐久性好，不易被破坏，得到了宣传工作者的充分重视。如上杭县珊瑚乡梦宏居的“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武平县永平镇帽村区苏旧址的“打倒国民党，共产分田地”等。

———纸质标语。纸质标语，即把宣传的文字写在纸上，张贴于公共场所的标语。这种标语通常是图文并茂，一般张贴在会场。纸质标语存在着易坏的毛病，对客观环境的要求很高，同时纸的制作也较为复杂，且成本较高，行军携带也不方便，所以这种标语保留至今的已不多见，内容大多与当时的中心工作或会议主题相关联，如古田会议期间张贴的“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流寇思想”等等。

———其它标语。在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寻访过程中，一些曾经的亲历者及其后代，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曾经有效但已经消失的标语形式。例如：闽西中央苏区地处山区，树木繁多，在行军途中，红军宣传员将大树的树皮剥去，在树干上书写标语；还有，中央苏区时期，河运是闽西的主要交通渠道之一，红军宣传员将标语写在木板上，利用河流，顺流向敌方漂去，形成独特的漂流标语；此外，还有制一孔明灯，把宣传品系在灯上任其飞去的提灯标语和把标语内容刻成条章加盖在文件上邮寄的邮政标语等等。

“红军厉害，红军标语更厉害！”

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历时七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围剿”，武装斗争成了红色标语的中心内容，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一支笔抵得上一千支毛瑟枪”“每一个口号抵得红军一军”，红色标语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保留在闽西苏区的“士兵不打士兵”“欢迎十九路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打倒不准士兵抗日的国民党军阀，反对国民党压迫士兵做马路”“白军士兵们要想家里妻子老母有饭吃，只有拖枪过来当红军，才是你们的出路！”等， 让敌军慨叹“红军厉害，红军的标语更厉害”。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为使标语宣传取得对敌斗争的更大成效，特别对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和每个士兵都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动员广泛组织标语宣传。据参加过第一次“围剿”的敌军官兵回忆，当他们扑向苏区搜寻工农红军时，在苏区的墙体、石壁、立柱、路旁看到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句句说的都是贫苦老百姓的心里话，心理上早己畏惧三分、思退三分。等到两军交战后，敌军在工农红军集中优势兵力的围歼下，更是闻风丧胆、抱头鼠窜。所以，有敌人说道：红军厉害，红军的标语更厉害。第二次反“围剿”后，红色标语依然是发挥对敌宣传和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1931年7月，闽西苏维政府强调要在各地方墙壁上，都要写满煽动敌方士兵及威壮我方军威的标语，扩大政治影响。可以说，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红色标语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在应对敌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的六年间，红四军由刚从井冈山下山时的2000余人，发展到红军长征前夕的8.6万余人，红军在中央苏区增长四十倍。苏区儿女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和赤卫队，投身革命，红色标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上杭才溪乡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在每次的扩红运动中，红军宣传员和才溪乡苏维埃政府都组织人员书写并四处张贴大量的红色标语，广泛宣传、动员参军。1929年至1934年，全乡有88%的青壮年男子上前线参军参战，成为“苏区扩大红军模范乡”。“跑跑跑，跑到红军好”“红军是工农”“当红军去”等红色标语，引导许多闽西子弟加入红军行列。据不完全统计，闽西有近10万工农子弟兵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先后建立了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红十二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五个军，涌现了像张鼎丞、邓子恢、张赤男、罗化成、杨成武、刘亚楼等一批英杰，成为闽西人民的骄傲。

在闽西苏区的创建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或是政治运动之前，一定是宣传动员工作走在前面，起着动员、引导与教育的作用，而红色标语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次战斗战役的开展，红色标语宣传工作都贯穿着战斗的前、中、后整个过程。在战争开始前，利用红色标语煽动群众情绪，营造气势；战斗中不断鼓动士气，振奋精神；战斗后，若胜利则及时宣传战绩或者相关政策，若失败则借以提振士气，不致丧失斗志。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闽西中央苏区历经了五次大规模反“围剿”战争。这些战争集中具体展现了红色标语的宣传功能。每次反“围剿”之前，红军都发布过宣传标语，要求多做红色标语宣传工作。红四军 1930年11月发布《宣传动员令》，不仅拟定标语内容，而且还详细规定了做法。1931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告第二次反围剿的计划，要求各村各乡要写着宣传标语，并提出12条对白军宣传鼓动的标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对第三次反“围剿”进行了安排，要求各级党部多贴宣传标语传单，加紧作争取三次战争胜利的宣传鼓动。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第三次反“围剿”印制了 32条标语和12条面向白军士兵和下级长官的标语内容。1932 年7月，中革军委为第四次“围剿”发布了42条对围剿苏区的白军士兵的宣传标语，并要求兵委制定对当地驻军士兵具体的宣传标语。1933年11月2日，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剿”运动的紧急通知》，要求用各种群众团体的名义，制定标语散发到群众中去。1934年6月22日，中央白区工作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粉碎五次“围剿”决战中瓦解白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多张贴和书写简短动人的标语来鼓动宣传。红色标语对瓦解敌军、粉碎“围剿”起到了重要作用，总政治部在部署第四次反“围剿”工作时，总结前三次战争宣传效果，称“明显的看到我们的宣传鼓动的口号得到了白军士兵群众的热烈拥护”。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 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闽西苏区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先进文化，是党的历史最直接、最强烈、最醒目的文化积淀，她见证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史诗。通过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和任务以及策略，使群众起来拥护并加入革命组织；通过宣传土地革命，来团结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通过大量的反国民党与白军的标语，调动一切革命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通过宣传国共两党、红白两军区别，来瓦解国民党军队，壮大红军队伍。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蕴含的丰富革命元素， 成为推动闽西苏区革命胜利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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