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5日，著名的声乐教育家蒋英在301医院逝世，走完了她93年的精彩人生。蒋英这个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不仅因为她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中国杰出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更因为她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和钱学森相濡以沫的婚姻一直被人们称道，她的离去让人们感叹。在缅怀蒋英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钱学森这位已故科学家的深切追思……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这是小学语文教材《钱学森》一文中对半个多世纪前钱学森返国的一段描述。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笔者对钱学森的认识也是始于课堂。孩提时代听着老师讲述他冲破阻碍毅然回国的事迹，满怀钦佩之情。

长大后，涉猎书籍，对钱学森知之更多，更是肃然起敬。“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他的丰功伟绩让世人瞩目。作为科学家，钱学森感动了整个中国。这不仅仅是是因他成就斐然、贡献卓越，更是因为他的博大胸襟和爱国情愫。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用怎样的成就照亮一段历史？以怎样的力量感动一个民族？让我们走近钱学森，再次追忆一段光辉的历史，体会钱学森带给我们的感动。

赤子之心 报国情怀

时间定格在1955年9月17日，洛杉矶港口，一艘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正在启航，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站在甲板上的一个人长长地出了口气，他终于带着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归途。而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

他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而在中国，很多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他的归来，牵动着中国政府，也让整个中国欣喜异常。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他的离开为什么能让美国紧张、中国欣喜、世界瞩目？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1950年。这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

此时，钱学森已经是美国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已经成为颇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因此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回国。于是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钱学森被捕入狱，度过了14天炼狱般的生活。

后来，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当局不得不将钱学森释放，但仍对其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出狱后的钱学森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面对美方的蓄意阻挠，钱学森不仅没有削弱回国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了报国的信念。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回到祖国。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一夕三惊，经常搬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也就在这期间，钱学森完成了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工程控制论开山鼻祖的历史地位。

1955年9月17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这一天钱学森心情很好，他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投身科学　弘扬学术

投身科学选择航天事业与钱学森年轻时的经历有关。钱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的。起初他的愿望是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外侵。因此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他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铁道门）。但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日寇优势的空军和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这时的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因而他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钱学森获得赴美“庚款留学”的机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一次，一个美国同学在聊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还有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着去了教授的办公室。当他们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无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走近一看是钱学森的，同学们顿时安静下来，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

1936年，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钱学森说到做到。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经过3年的潜心研究，他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而在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给恩师卡门送上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教学上也独具风格。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在教学中，钱学森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在中国科技大学，他亲自编著了《火箭技术概论》。当年的学生刘济生回忆说：“它（这门课）涵盖了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钱老将这些领域深奥的理论和技术融化在讲义中，讲课注重深入浅出。”

钱学森教学要求非常严格。米博恩同学说：“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钱学森出的考题也很绝，有一次竟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解”。这次考试让钱学森感到这一届学生数理基础还不够扎实，于是特别为他们延长了半年的学习。

钱学森曾在黑板上给学生们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这既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学术精神的体现。

“为中国人争气”，这是钱学森的追求。为国争光，则是钱学森的信念。当年，陈赓将军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当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宣布“要搞人造卫星”时，被西方讥笑为“妄想一步登天”。但是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一位老科学家说：“在新中国科学界，钱学森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没有他，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会延迟若干年。”

在钱学森的科学生涯中，还有一门学科成就了他非凡卓越的一生，那就是艺术。

钱学森年轻时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还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有极大的兴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等，也很欣赏他的“不务正业”，认为这些才华很重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有帮助，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钱学森常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翻开钱学森的履历表，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官”越当越小。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初建时，钱学森就是院长，后来，他主动要求当副院长。他曾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钱学森姓钱却不爱钱，他数次将国家奖励的巨额款项捐献出去。可以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的他，几十年如一日住在破旧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几十年不换的相机，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用了50多年的破提包……他却把稿费和奖金上缴组织，捐给贫困学生，捐给西部地区的治沙事业。

提及自己的贡献，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以诚恳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美国准备授予钱学森院士称号，被他拒绝。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在淡泊名利的同时，钱学森始终以高标准坚守科学道德。1964年，他收到一位年轻教师写来的信，指出了他新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他随即给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回信表示感谢，并建议年轻人把纠正意见写成一篇文章，由他推荐到《力学学报》刊登。钱学森宽广的胸怀可见一斑。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在钱学森眼中，最好的礼物是一尊“神舟”航天飞船的模型。那展翅翱翔的“神舟”，真切地诠释了他关注祖国腾飞的热切心情……

如今，钱学森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贡献，已载入史册、写入永恒。每每念及他的名字，仍能勾起整个民族对一段光辉历程的深情追忆，唤起亿万国人对未来岁月的凝重思考。（记者　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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