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注：7月28日，华为旗下微信公众号“心声社区”发表了一篇名为《任总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面对新员工，任正非并没有讲太多关于华为业务层面的东西，而是讲了中国文字改革的故事。
从复旦大学教授周有光坚持不懈的进行汉语拼音的改革、改良，到汉字在近、现代经历的两次重大危机，以及汉字在国际化道路上遭遇的坎坷和困难，任正非的演讲涵盖了汉字在一段时间内的艰难成长。
作为在入职培训座谈会上的演讲，他希望新员工能够学习先辈们的精神，要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充分发挥。他希望基层员工能够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中高层以上的干部要学习一点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生的罗盘。
（钛媒体编辑张霖综合报道）
下为任正非演讲全文：
任总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年7月12日
大家要我讲一讲，我不知对新员工讲什么好。我一讲道理，大家就会说我说教，那我除了会说教，我还会什么呢？想来想去，讲个故事吧！就讲讲中国文字改革的故事。有些故事是我多年前听说的，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说得对的就给你们年青人做个引子，你们自己再去认识。不对的地方就算八卦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核实。
一、“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今年年初，复旦大学教授周有光先生去世，他过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就发病，第三天就去世了。我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书籍，深有感触，就从周有光的汉字改革说起。
周有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他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才转修为语言学家。抗战时他没钱，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写新闻稿来赚取稿费，稿子写多了，对语言产生了兴趣。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自学。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受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参与汉语拼音改革方案，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些人不服气，认为做出贡献的不止他一人，几千年来，数千文人都在立志改革中国文字和语音的统一，并给汉字注音。
现代人发明注音字，还用国际音标注音等，但到现在为止，汉语拼音是最简明、最方便的。大家不要嫉妒，不要把“之父”看成唯一，还可以有“汉语拼音之爷爷、叔叔、姐姐……”，很多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周有光完成了如足球的“临门一脚”。
同样，也有人对袁隆平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有意见，认为最早提出杂交水稻的是美国人Henry Beachell，而且中国研究杂交水稻不只是一支科研小组，有人还在他的前面。高产杂交水稻的关键是发现了雄性不育株，这也是他的学生发现的，为什么要称他是“杂交水稻之父”呢？因为袁隆平在研究中，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给中国产生了大量粮食。
从产粮食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杂交水稻之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混沌中摸索出来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科学家，即使没有做出太多成绩，也是伟大的。不要追求什么原创发明、自主创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出成绩才是伟大的。今天你们很聪明，因为前人的智慧结晶传授给了你们。
屠呦呦从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她的原创发明，屠呦呦说是从古书上看来的。她领导科研组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用乙醇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了青蒿素。
因此“原创发明”、“自主创新”这些名词在哲学上有局限性，希望新员工有开放的心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哪怕只前进一毫米，也是功勋。如果总说从头做起，那是耗费公司投资，应该降级。
二、汉字的两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清末民初社会现代转型时期。晚清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人们思想落后，如果有人去给农民照相，他还会拿棍子打你，认为把他的灵魂拿走了。洋务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言文的表述复杂，无法普及民众。当时欧洲的莎士比亚文学、音乐、绘画……兴起，其实对欧洲是一场哲学的洗礼，通过哲学统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所以欧洲文化素质较高，促进了工业革命取得成功。
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大量引进西方的绘画、音乐、舞蹈、哲学……，对旧文化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解放，所以俄罗斯率先工业化，比当时慈禧太后执政的清朝发展快。俄罗斯修了东西向的铁路，我们就有了瑷珲条约的耻辱。
清末维新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纪初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学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文体，为现代工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当然，我们采用白话文，并没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写实是白话文的第一优点，也比较快的能反映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名词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蓝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则，今天无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异的进步。小国、少数民族进步慢，源则语言、文字跟不上社会进步。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
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50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