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诗学文选》

　　刘小枫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定价：58元

　　蓝蓝 撰文

　　在神圣的黑夜

　　诗学旨在给人启迪

　　海德格尔在晚年几乎放下手里一切“宏大”的哲学课题，专注于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等人的诗歌的诠释。他认为，诗歌恰恰是哲学研究结束而“思”真正开始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恢复诗学的政治民族意识含义。他指出，作为一个在近代才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民族的德意志，在它形成之初就已经置身于现代进程之中。 因而，德意志民族要确认本民族的政治自觉，就必须去解读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里尔克等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从政治的民族这一角度来说，日耳曼民族是一个没有古代的民族，除非它把古希腊、古罗马作为自己的古代。

　　“诗学”系希腊词“作诗的技艺”一词的简化形式，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一书中对诗学和语言艺术作品作了系统的整理。诗学开始之初即以教授作诗的技艺为己任，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十八世纪的德国人著作里，诗学基本将研究的对象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悲剧和喜剧)作品三大类。及至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开始，其主将赫德尔首先向传统的诗学发难。与古希腊诗学的主张相反，他强调，从古希腊文学中提取的规则不可能成为衡量一切民族的艺术作品的唯一尺度。歌德、席勒等人也认为，每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独特的，作诗不可教也不可学。从那时起，诗学便开始转而以“解释”诗作为本，对诗作进行研究分类，旨在给人启迪而非束缚“创造的精神”。到了1902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其《美学》中，明确表示反对诗学的“三分法”，认为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都含有抒情诗的因素，反之亦然；文学作品的“类”这个概念，只是纯分类学的秩序概念，不具有认识价值。而二十世纪初，瑞士文艺批评家施泰格尔则认为：诗作为三个类的概念也是表示人的生存的三种基本可能性的文学科学名词。其中，抒情即回忆，叙事即呈现，戏剧即紧张。凡此种种，有关诗学的争论一直在延续。诗学也就从一开始的“教授作诗的技艺”发展到后来的“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切内在活动的研究”。尽管如此，对于抒情诗、叙事和戏剧的深入诠释和细读，到今天仍然是诗学最主要的任务。

　　写诗是人类最纯真的活动

　　由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文丛之《德语诗学文选(上、下卷)》，收录了1780-1990年近二百一十年间德语文化有关诗学研究的重要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属首次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从1759年莱辛的《论寓言》，一直到1963年施泰格尔的《时间和诗的想象》，上册囊括了赫尔德、施勒格尔、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海涅、狄尔泰、施皮特勒和弗洛伊德等近现代重要思想家的诗学作品；其下册的作者更是大师云集，收入了诸如西梅尔(又译西默尔、齐美尔)、伯尔舍、戴默尔、盖奥尔格、巴尔拉赫、舍勒、霍夫曼斯塔尔、荣格、托马斯·曼、瓦尔登、穆西尔、卡夫卡、本恩、海德格尔、恽格尔、布莱希特、阿多尔诺等大名鼎鼎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诗人的文章。这些极为重要、激动人心的作品虽然谈论的大多是德意志、乃至古希腊等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现象，但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化来说，亦会带来相当大的启迪。譬如，中国近现代自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便成了“新一国之民”的教育改造“先锋”，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便被推向了极端的高度，担负起革新中国“道德、宗教、风俗、学艺、人心与人格”的重任。如此一来，主流文化对于诗歌创作的关注和研究几乎完全被小说所替代。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对各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发表极为功利的“宏论”，从而浅薄无知地忽略诗歌。这一点和西方最优秀的思想家、批评家的做法完全相反。中国的很多所谓批评家或是真的无知，或是源于自身道德上的缺陷，回避了对诗歌神秘的语言方式的追寻和探求。阿多尔诺在《浅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一文中回答了那些以为抒情诗是地地道道属于个人产物的肤浅的看法。他指出，“抒情诗的最高形式是那些没有留下任何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痕迹并杜绝了粗俗的尘世气息的作品，而他们恰恰是靠作品使自我远离自然同时又唤醒自然的力量来获得这一荣誉的……在每一首抒情诗里，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历史关系通过主体的、回复到自我的精神的终结而必然留下自己的痕迹。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诗的主题思想中出现得越少，作品依据自身形象展开得越自然，那么这种关系所留下的痕印也就越深。”他在其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拒绝为意识形态和统治服务的思想，应该从诗歌和文学经验中吸取非概念的、模态化的表达方式。“抒情诗不流于口头谈论和报道社会而具有社会性，它以愉快的表白与语言自愿的结合而富有社会性。”而海德格尔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写诗，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这样，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语言，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从他们对诗歌坚信不疑的肯定中，也就可以知道西方的思想家为什么如此重视对诗歌诠释的原因了。

　　本书的编者刘小枫先生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一个民族之成为政治的民族，必靠诗而后生。一个民族生长出政治的自觉，也必体现为形成诗说。”这正是此书对于中国的读者以及诗学研究者的意义所在。毋庸置疑，诗人的回答在当下时代更具有承担苦难、追求真理的勇气：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荷尔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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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