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出现，引发了散文界一场大争论，除了所文史知识的“硬伤”以外，关键在余秋雨的所谓“滥情”。持这种说法的人士相当广泛，显然，有不够公平之处。如果把余秋的散文当作“滥情”的标本，则许多名家很难逃“滥情”的恶谥。问题可能并不在余秋雨，而在读者。不是说，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余秋雨。
一般的读者，厌倦了流行的、老套的自然景观的诗化的赞叹，一见到余秋雨的情智交融，自然而然感到耳目一新。而另一个层次的读者，受过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熏陶，他们的文学趣味重在智性，在文学中进行人生哲理的阐释，在他们看来是最高境界，因而，对于抒情持某种拒斥的立场。对于余秋雨散文中的抒情成分，自然十分厌恶。两种读者事实上是代表着两个时代，两个流派，文学鉴赏经验和趣味相去甚远，争论起来，有如聋子的对话。
批判余秋雨滥情的人士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很少举出超越滥情之作，就是勉强举，也只是顺便提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毕竟时代距离遥远，又不是典型的散文。站在两派之间的读者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超越审美的、审智的散文在当代世界文学领域中比比皆是，如罗兰·巴特《艾菲尔铁塔》说的就是一个道理：“伟大的无用”。但可惜的是，论争的另一方，并不熟悉，甚至也并不认同其艺术成就。如果能举出我国当代自己的散文，对话的有效性就可能提高。当时，在参与论争的时候，笔者就举出南帆的散文。以他为代表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抒情，冷峻地审智，以突破话语的遮蔽为务。但，七八年前，南帆的散文还不具有经典性，此论并未引起注意。可喜的是，事到今天，南帆的散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还获得了《人民文学》的大奖，有了南帆这样的成就，再来看对余秋雨的评价，就不难把问题的关键弄清楚。
南帆和余秋雨一样着眼人文景观，他不热衷自然风物，就是写也很少赞美自然风物。他唯一能与自然景观挂上钩的就是那篇《记忆四川》，也正面写到了三峡，也有些“雄奇险峻，滩多水浊，朝辞白帝，轻舟逐流，涛声澎湃”的词句，但是，他似乎并不怎么为之激动，他关注的是：“李白遇到的那些猿猴还在不在？”等到出了三峡，两岸平阔了，“江心的船似乎缓慢地停住了。”这时，如果要让余秋雨来写可能要大大激动一番了。可是南帆却这样说：“这时，不用说也明白，四川已经把我们吐出来了。”就是日后翻阅日记，在回忆中，也并未被美好的山河所激动，所有的感想，那些文字中，实在读不出什么，仅仅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确到过四川。”从这里，可以想像出欣赏南帆这种“酷”、这种冷峻的读者，读余秋雨那样的诗情汹涌,是个什么感觉。
南帆在另外一方面也和余秋雨很相近.他们都喜欢写人文景观。但是，在余秋雨那里人文历史的价值是神圣的，充满了诗意的，而在南帆这里，历史固然有神圣的一面，但是，他却怀疑其中有被歪曲了的，被遮蔽了的。他以彻底的权力话语解构和建构的精神，来对待一切历史的成就。他在《戊戌年的铡刀》中，并不像一些追随余秋雨的、年纪并不轻的散文家那样，把全部热情用在谭嗣同的大义凛然上。也许在他看来，文章如果这样写，就没有什么新鲜的思想了。他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用一些笔墨考证腰斩那样酷刑。当然，他才智发挥得最淋漓的地方，却在写六君子中的林旭。为什么要选中这个人，因为是他的同乡？也许，更重要的是，林旭和林琴南有过联系。如果林旭不是二十三岁就牺牲了，而是活到七十岁，那就是他的朋友林琴南的年纪。英雄林旭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林琴南呢？而且他还指出，陈独秀也只比林旭小四岁，鲁迅只比林旭小六岁。他的笔墨不在抒情，而在睿智的深思：决定谁会成为现成知识分子，而不是古代的士人，是不是必然的呢？林琴南如果不是因为新娶了一个娇妻，贪恋闺房之乐，而随着林旭一直上北京，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林旭呢？南帆得出的结论是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林琴南的一个学生林长民，在今人的心目中，他的重要性只是福州美女林徽因的父亲，然而，他的最大功绩却是第一个在报刊上发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屈辱的消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时在五月二日，五四运动之所以在五月四日爆发，和他的这篇文章的关系是很大的，比他是林徽因的父亲不知重要多少，但是，至今却湮没无闻。读者可以想像，如果是余秋雨，他可能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遗憾来抒发感情，而南帆却由此而上升到对形而上学的思考：“我的叙述如此频繁地使用‘历史’一词。然而，许多时候这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大字眼，一旦抵达就会如同烟雾一般消散。”从把散文当作抒情的艺术的人士来看，南帆好像不像是在写散文了。然而他的确是在写散文，不过，他不是在写传统式的，余秋雨式的审美散文，而是写另外一种散文，在这种散文里，不是把审美情感放在第一位，而是尽可能把审美感情收敛起来，使之与智性的审视结合起来。他是在运用他的学理来感觉历史。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接着说：“其实，我看不见历史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个福州乡亲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有些时候，机遇找了上来，画外音地成全了他们，另一些时候，他们舍命抹杀，历史却默不作声地绕开了。多少人参得透玄机？” 相信此时欣赏余秋雨的读者，再来读南帆，耐心地真正的读懂了他的追求，就不难发现，南帆和余秋雨的思想和艺术的距离，不是地理的，而是时代的。（孙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