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三次是在21世纪初期。在前两次产能过剩中，1986～1987年和1991～1992年，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在美国21世纪初期的产能过剩中，2000～2002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这一次过剩的产能不是出现在钢铁和汽车等传统制造业，而是集中于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

为了摆脱产能过剩的困境，美国采取强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做法淘汰落后产能，其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一)实施了提高能效的强制性政策，规定了电动机、锅炉等相关产品、设备的最低能效强制性标准。美国1980年开始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1992年开始实施自愿性节能认证“能源之星”政策。另外，美国采购法以及几个总统令都规定政府必须采购“能源之星”认证产品。

(二)实施了有效的财政政策，包括强制性的税收、税收减免、投资赋税优惠以及为促进能效提高建立的投资银行放贷标准。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激励企业实现对最低标准的超越。例如，美国实施的《2005年能源法案》对安装特定节能技术给予了20亿美元税收激励。此外，为达到特定能效目标的节能自愿协议也广泛地应用于工业领域。

(三)企业采取破产、兼并重组等措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电子设备等高新技术产业，是互联网泡沫破裂所致，该问题最终通过企业破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得以缓解。

20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显露。1960年，新上任的池田勇人内阁颁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强调保持GDP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维持充分就业率”作为与之同样重要的目标。具体来说，是用10年时间使GDP翻番的同时，大幅提高国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和购买力，使国民生活接近当时联邦德国的水准，并保证国民充分就业。在这个“三驾马车”的多目标计划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排在第一位。

在这一改革(也称为“消费革命”)的影响下，1961年至197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国民薪资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10%，形成占总人口超过80%的中产阶层。在此期间，民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连年超过60%，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庭普及率达到90%以上。因此，日本不仅成功消解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成为亚洲国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日本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注重企业人员的安置问题。新日铁住金社长近藤孝生说：“当时为了避免直接解雇员工，新日铁成立了相关的组织，并且配置了50名专职人员，专门负责员工安置。对于特定的人才中介公司，我们出资并跟他们开展业务合作。制定终期及年度人员合理化计划，根据过剩人员的不同，制定个别的派遣借调计划。我们采用的是借调和转职的制度。所谓的借调就是派遣，把劳动关系留在我们公司，工资的差额由我公司来进行补偿。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把劳动关系转到派遣的地方，工资的差额继续由我们来补偿。”

20世纪70至80 年代的英国同样陷入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淖。零售价格同比一度飙至25%，GDP 增速出现负增长。1974 年英国公营企业的亏损额达12 亿英镑，占英国当年GDP 的1.5%。国家对企业的财政补贴逐年增多：1974至1975 年英国煤矿、铁路和钢铁等国有企业需要国家补助6.09亿英镑，1979至1981年为18 亿英镑，而1984至1985 年增至40 亿英镑。到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财力已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补亏。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决意推行私有化，率先开启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具体来说，取消补贴、破产重组、出售国有股权是英国煤炭行业私有化的三大措施。与美国市场崇尚市场化处理方式不同，英国政府在此过程中对过剩产能企业的财务支持由改革前补贴转向改革后债务处臵。一方面，生产补贴大幅缩减，1980 至1989 年英国给予煤矿的补贴高达73.94 亿美元，而在1995 年时已缩减至1.75 亿元;另一方面，政府出资并免除债务，1992 年拨款10 亿英镑作为煤矿关闭处臵费用，1994 年耗资30 亿英镑免除英国煤炭总公司(前身为英国国家煤炭局)的债务，分别占当年GDP 的0.1%和0.5%。

经过改革，英国恶性通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触底反弹，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大幅降低。因此，撒切尔夫人的结构化改革被认为挽救了英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