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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日报》创刊70周年征文】定西人 甘报情

【甘报故事甘肃日报》创刊70周年征文】 西人 甘报情

  张 剑

  我是地地道道的定西山区乡里人。大树沟是生我养我的自然村,麻地湾是行政村,高峰乡是管辖,安定区是籍贯。可以说,定西在以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高峰乡更是困难中的困难,落后中的落后。定西人自己也接受了外界对自己的那种标签,变得没有底气,缺乏自信,失去希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上兰州师专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怯懦不安的,作为一个定西乡下来的孩子,总是涨红了脸。幸好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徜徉在文学中我感到了美好。

  毕业后我当了老师,又转了行当了几十年“干部”,在繁忙琐碎的事务中,对文学的感受慢慢地淡了。但是《甘肃日报》的文学版面一直是我思想深处的自留地,对她充满特殊的深情与钟爱。从临洮师范到定西的许多行政单位,《甘肃日报》是各个单位必订的报纸。我一直坚持剪报,从1984年参加工作起,我将每期的《甘肃日报》文学版按照文章形状剪下来,粘贴在塑料皮的本子上,后来是专门装订的十六开或者八开的白纸本子,一有闲暇,便翻出来重温、学习,仿佛是向老师请教,与老朋友畅谈,抚慰了心灵的焦躁、困惑,让我在滚滚红尘中保持了善良与热情。

  自己的大大和妈妈生于193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们已经十岁了。妈妈最得意的事是,她念的书、识的字来自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树沟的扫盲班,“吃了饭,洗了锅,抱上娃娃上冬学,学写学算学唱歌”,她的文化程度都达到能看《甘肃日报》的程度了。妈妈说当年大树沟的文化室很红火,她是学文化积极分子,当年大树沟文化室的先进事迹还上过《甘肃日报》。

  大大最有成就的事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高峰公社林场的护林员,管理着上千亩的七眼泉林场,跨了坪湾、明星两个村,大概有几万株树,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他还热心于在大树沟的庄前屋后、地埂上、山泉边大量地栽植白杨树、柳树、杏树,也经常在公社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经常收听广播,翻阅各种书籍和我带回家的《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定西日报》。

  洋芋在定西人的生活中那是必不可少的。以前是过日子的主要食物,后来不同了,定西人用火车专列把洋芋运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洋芋大王领着种植、加工、贩运、储藏、科研的人成立了马铃薯协会,链条延长了,事情做大了,农民增收了,连我们的总理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说定西的洋芋是“小土豆,大产业,管大用”。定西的中药材也很驰名,“岷归”畅销东南亚,黄芪营销全国,占据南方人的煲汤餐桌,还有定西的白条党参,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品牌

  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与文化有关,都有文化情怀。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以暖人,文以富人,在新时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个叫汪航的漳县下岗女职工,将漳县洁白的盐调成七色颜料,发明了盐画,她将雪景画得晶莹剔透,将贵清山描绘得秀丽妩媚,获得了国家专利。定西剪纸省级传承人傅忠民,常握剪刀的双手长满老茧,勇于创新,他把定西剪纸带到了俄罗斯。孙维民,一个清瘦高挑的通渭汉子,对地方小曲的痴迷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自己编剧,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成立了传承通渭小曲戏的演艺公司,三年前将通渭小曲唱到了北京。他的理想是,争取将通渭小曲戏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通渭小曲戏的抢救性保护和研究、提升、传承做贡献……面对此种种,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记录感动我的定西人和定西事,向《甘肃日报》投稿。去年我写了一篇《大树沟里人的丹阳节》,文章末尾写道,我自己现在不以说定西话而害羞,走到外地不再以自己是定西人而自卑。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也是绝大部分定西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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