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樊攀、魏梦佳）“改革推进后，中国在经济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过程中，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变化在全世界是一个样板。”获颁改革先锋奖章后，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师生座谈会上，8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与师生们分享体会。

获评“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的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了《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此后，他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逐渐明朗，被称为“厉股份”。

厉以宁密切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因此，又有了“厉民营”之称。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这是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他再次与年轻的学者、企业家们一起分享民营企业未来的改革发展之路。“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他说。

厉以宁一路走来，曾面临过质疑，也遭受过挑战，但他坚定如一。他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如今，厉以宁仍然坚持在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改革等领域深入研究。他说，中国经济在继续前进，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定要回忆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这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特别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韦焕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探索者

新华社南宁12月26日电（记者夏军）佩戴着奖章的韦焕能，日前从北京回来，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村民，在村口那棵古樟下高高兴兴地迎接“老主任”。    

38年前，正是在这棵大樟树下，韦焕能和当地群众一起，选举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韦焕能当选为首任村委会主任。

1979年，合寨农田包产到户，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一年下来，人人忙着种自家的田地，集体事务都顾不上管，秩序处于失控状态，甚至出现偷盗、赌博、乱砍集体山林等行为。

党员韦焕能站了出来：“不能这么下去了，该有人管管了。”32岁的韦焕能召集党员、老生产队干部和群众讨论，果断做出作定：成立村民委员会，管理集体事务。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这冒很大风险，但党员要有担当。”韦焕能说。1980年1月25日，人们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在卷烟纸上投票，差额选举产生村委会，韦焕能当选为首任村委会主任。

村民委员会还探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如村规民约、选举方法、议事制度等等，为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了重要探索。1982年，村民自治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

村民自治激发了农村活力，如今，合寨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已达9000多元，90%以上的农户住进了楼房，安装了闭路电视；老年人活动中心、村民自治文化公园等一批活动场所陆续建成，村民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如今村里外出务工群众多，为进一步激发群众创造力，在原有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合寨村各个屯又成立了“党群理事会”，管理屯级事务，让村民自治不断得到拓展。

如今，韦焕能已退休多年。他告诉记者，他和村民们都意识到，作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他们下一步将在乡村振兴上继续改革探索，把合寨建设得更加富裕、美丽、文明。

谢晋：用一帧帧电影胶片唤来“破冰”的春天

新华社上海12月26日电（记者许晓青）“严冬时节，高耸入云的九华山早已被冰雪覆盖，年过半百的他，却不顾山高坡险、气候寒冷，顶风冒雪，沿着陡峭的山路，顽强地向上攀登。”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媒体记录下的著名导演谢晋的行踪。当时，他正为电影《天云山传奇》精心选景。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难忘谢晋，痛惜他在10年前驾鹤西去；人们难舍谢晋，因为正是他的执着，用电影镜头一次次呐喊出百姓积郁于胸的心声。

“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谢晋。”当这段评价在人民大会堂内回响，中国电影人引以为傲、热泪盈眶，几代观众百感交集。

从影60多年，执导数十部电影作品，谢晋一生热爱的电影事业，见证了时代进步。早期他执导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改革开放后，他的艺术创作巅峰到来了。在这一时期，谢晋作品带有强烈的济世情怀，高度关注民族苦难和国家命运。

正如谢晋所言：“我的作品要力图在刻画民族的悲剧中，给人以反思、警示的作用。”

1979年起，《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批具有反思精神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电影应运而生。

“特别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堪称改革开放三部曲，是呼应拨乱反正，助推思想解放、直抒民意的经典；谢晋导演用丰富的电影语言，涤荡每个人的心灵，激发起一场精神启蒙。”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说。

《天云山传奇》中被错划成“右派”的罗群，《牧马人》中融入西北牧民生活的许灵均，《芙蓉镇》里几经风雨的青年知识分子秦书田等人物，由谢晋从文学剧本中搬上银幕，真正“活”了起来。相关作品荣获诸多国内外奖项，同时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作。   

破冰方知春水流。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谢晋导演辞世10周年之际，人们缅怀谢晋、致敬谢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谢晋电影的难能可贵。

王家福：一生执着推动中国法治前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题：王家福：一生执着推动中国法治前行

新华社记者 王茜

12月的北京，寒风凛冽。特护病房内，一位87岁的老人卧病在床，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王家福。

王家福的夫人说，生病住院前，他还念念不忘建议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保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实施的组织领导。

王家福对“以法兴邦”的追求无比执着。60多年来，他一次次向中国立法的难点挑战，一次次为中国法治的进步奔走，在一个个历史行进的关键节点，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扛起重担，被誉为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对百名改革先锋进行表彰，其中就有王家福。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拂动，王家福便向中央提出了制定中国民法典的研究报告。国家刚刚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律，需要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更需要超凡的魄力和勇气。王家福多次坚持主张民法是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终于，民法起草小组成立。

此后，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资深学者和学术带头人，王家福通过在民法、经济法、商法领域的大量著述，对我国民商法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法治国家’这个涉及国家基本治理模式理念的提出，是王家福老师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对于国家法治事业最大的贡献。”王家福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说。

耄耋之年，王家福常常埋首于研究，伏案至深夜。家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法学工作者，是靠国家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我们不能看着、等着，应该研究中国最迫切、最现实的民法问题，向党和人民提出建议，不断推动国家的法治事业。”

王家福始终难忘，从四川的家乡出发，山水迢迢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的人生之幸；更终身铭记，为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必须肩负的职责与使命。

戴明盟：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

新华社沈阳12月27日电题：戴明盟：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

张文杰、朱晋荣、吴登峰

“成为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是我今生最大的荣耀。走向深蓝大洋，是我毕生的梦想。”戴明盟说。

2006年9月，海军开始选拔首批航母舰载战斗机试飞员。戴明盟作为海军最先改装三代机的飞行员，进入选拔小组的视线。

“试飞舰载战斗机，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是人民海军的使命召唤。”戴明盟说。

6年的试验试飞过程中，戴明盟第一个执行极限偏心偏航阻拦试验，第一个执行飞行阻拦着陆试验，第一个滑跃起飞，第一个寻舰绕舰、触舰复飞，完成科研试飞400多架次，进近飞行2000多架次，绕舰飞行100多架次。

几千次的训练，只为那一次的飞翔。

2012年11月23日，渤海湾雪霁初晴。一架黄色涂装、编号为552的歼-15舰载战斗机在海军某机场蓄势待发，轰鸣声响彻云霄。

戴明盟第一个驾机升空，向渤海湾某海域的辽宁舰飞去。

绕舰转弯，放起落架，放下尾钩，戴明盟娴熟地操纵着战机，调整好姿态飞至舰艉后上方，瞄准甲板跑道……9时08分，随着“嘭”的一声，战机尾钩牢牢地挂住了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甲板上。

戴明盟用一道完美的弧线，划出了中国海军的“航母时代”。

随着航母事业的深入发展，戴明盟认识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迫在眉睫。

为尽快探索形成一套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模式，从理论改装到模拟飞行，从制定组训流程到编写训练大纲，无数个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戴明盟带领团队一点点向前摸索。

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就先后完成了飞行员编队、低空等课目训练、飞机改装、歼-15特技等课目，大大缩短了舰载机飞行员培养训练周期。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他们将从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手中接过接力棒，把中国舰载飞行事业推向新的巅峰！”戴明盟信心满满。

廷·巴特尔：扎根牧区40余载的草原之子

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27日电（记者安路蒙）44年前，他离开繁华城市，插队到遥远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多年来，他带领牧民走上了一条保护生态、建设牧区的致富路。

他，就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原书记廷·巴特尔。

作为知青，廷·巴特尔有多次回城的机会。然而，面对严重退化的草场、贫穷的牧民和自己规划好的蓝图，他决心留下来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当年插队的同伴一个个回去，唯独他扎根在草原。

萨如拉图雅嘎查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西北边缘，20世纪80年代牧区实行草场承包责任制后，群众大量增加牲畜头数，草场放牧过度，加速了草原的退化。

廷·巴特尔意识到，必须立即围封退化草原、禁牧沙化草原，可当时很少有人能接受他的观点。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1986年，廷·巴特尔背着妻子狠心卖掉自家的60只羊，圈起300多亩草场休养生息。第二年，打了9马车草，相当于其他牧民1000亩草场的打草量。牧民们亲眼看到了围封轮牧的好处，纷纷进行封育和划区轮牧。

草场植被恢复了，但草畜平衡问题还没有解决。1998年，廷·巴特尔再次率先示范，把自家200多只羊全部卖掉，改养肉牛。“一头牛的收入顶不顶5只羊？”“一头牛4条腿，5只羊20只蹄子，哪个对草场破坏大？”……于是，牧民开始减少羊的数量，改养肉牛，草原慢慢恢复了“元气”。

如今，萨如拉图雅嘎查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村”，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从40年前的40元增加到现在的1.88万元，牧区通了电，修了路，家家住上了砖瓦房，开上了小汽车，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的双赢。

一次次，廷·巴特尔被问到为什么要留在草原，他的回答很简单：“这里有我的用武之地。”

今年63岁的廷·巴特尔虽然将嘎查工作交给年轻人，但依然向牧民传授自己养畜、种草、种树的经验。“草原生态建设没有完成时，要更好地保护草原，让牧民尽快富起来，把牧区建设得更美好。”廷·巴特尔说。

尼玛顿珠：西藏牧区改革的“排头兵”

新华社拉萨12月27日电（记者张宸、索朗德吉）“牧业改革3年，群众收入翻番，全村整体脱贫。”说到村里的变化，54岁的尼玛顿珠脸上挂着笑意。

尼玛顿珠是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物玛乡抢古村党支部书记。从小在村里长大的他，对过去的苦日子记忆犹新：村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自然条件恶劣；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差，日复一日靠放牧维持生计。

在上级部门帮助下，2015年底，尼玛顿珠与村民商议确定了牧业改革方案：成立合作社，根据草场载畜量确定牲畜总数量，统一安排劳动力生产，从放牧中解脱出来的村民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改革后，抢古村引入了产毛量和产奶量更高的牛羊品种，牲畜出栏数量和畜产品产量直线上升。为解决畜产品销售渠道问题，合作社统一收购村内的酥油、奶渣、酸奶、羊毛等畜产品，安排有文化的人与县里公司对接统一销售。

改革后，许多村民们从牧场中解放了出来，尼玛顿珠组织村内的富余劳动力组建了施工队，办起了农机修理厂、茶馆和商店，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2017年，合作社收入近380万元，人均纯收入近1.5万元，全村脱贫。

为让群众就业渠道更广，尼玛顿珠鼓励村里的年轻人学习使用挖掘机等设备。村民那玛到内地学习，回来后不仅熟练掌握了常用机械，还带了几个徒弟，村民掌握技能后，致富热情越来越高。

考虑到教育是从根本上斩断贫困的重要手段，尼玛顿珠和村民们商议，拿出一定的收入给学生分红，鼓励群众将孩子送到学校，目前村内适龄儿童全部入学。此外，村内的孤寡老人和无劳动力者，每年也都能享受到一定分红，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我们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尼玛顿珠深有感触，“以前村民出去只能走土路，现在油路修到了家门口；以前年轻人想学技术没门路，现在政府出钱帮助培训技能。这是我们改革能成功的基础。”

“作为书记，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富起来。”尼玛顿珠说。

王永民：推动汉字信息化的“当代毕昇”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记者盖博铭）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现这样一项技术，只用“字母键盘”就可准确高效地输入成千上万个汉字。推动汉字信息化的“王码五笔字型”发明者叫王永民。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这位“当代毕昇”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进入信息化时代，记录、传播甚至是分析信息逐渐被“字母键盘”取代，但博大精深的汉字与字母输入方法难以兼容，使我国信息处理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家。

为此，王永民创立了“形码设计三原理及数学模型”和“汉字字根周期表”，并据此发明了“王码五笔字型”，成为在世界上占主要地位的汉字输入法，开辟了计算机时代汉字应用的新纪元。

1983年春节前，王永民完成了使用英文原装键盘36键汉字编码方案的上机试验。很快，他获悉，台湾已经有了更先进的26键“仓颉码”输入方案，他的方案白费了功夫。

王永民没有气馁，更没放弃。在寒冬的小旅馆里，经反复试验，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叫“末笔字型识别码”的奇妙方法：把36键方案升级为25键方案，完成了世界上汉字输入技术的“登顶一跳”。

多年来，一个个中国专家学者为实现汉字信息化付出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支秉彝发明了我国第一个用26个英文字母键“形音结合”地为汉字编取代码的技术方案；北京大学教授王竹溪选取了56个新部首，把成千上万个汉字“拆解”成“新部首”的序列……王永民，则成为“王码五笔字型”的代表人物。

王永民表示，“洋键盘”上的螺丝钉一个都不动，装上软件，就变成中国人高效实用的汉字“盲打”键盘，这是中国人为了文化传承勇于创新奋斗的结果。

记者了解，年过7旬的王永民还将继续创新“王码五笔字型”，将用趣味动漫的方式标识键位，届时，人们无需生背字根和拆解汉字，便可学会五笔字型输入法，使得“形码”更容易普及，更有利于汉字文化的传承。

刘汉章：国企改革“邯钢经验”的创造者

新华社石家庄12月28日电（记者王民、刘桃熊）出生于1936年的刘汉章是邯钢最早的建设者之一。1984年，刘汉章出任邯钢总厂厂长，刚一上任便开始改革。

刘汉章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量力而行、滚动前进、梯度发展”方针，自筹资金，先后对一炼钢、二炼钢、中板、高线等进行技术改革。

1988年，国家冶金部在邯钢召开现场会，推广邯钢技术改革发展经验，邯钢被誉为“我国地方钢铁企业开出的一列特别快车”。

1989年，钢铁市场疲软，钢价急剧下跌，原燃料、电费等成本却大幅上涨，邯钢生产的钢材90%出现亏损。当大多数国企还在坐等市场好转，乞求政府“关爱”时，刘汉章和他的班子决定解放思想，走向市场！

刘汉章带领干部职工冲破计划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创立并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经营机制，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责任体系。

新机制从1991年1月正式实施，2月、3月各盈利400万元，4月盈利600万元，5月盈利800万元，6月盈利1700万元……此后5年实现的效益超过前32年的总和。

邯钢巨变引起关注。1992年，冶金部在冶金行业推广邯钢做法。1993年，国家经贸委组织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委主任、部分企业厂长到邯钢学习。1996年，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学习和推广“邯钢经验”。

“邯钢经验”在全国掀起一次企业管理模式革命。到2000年，先后有3万余家企事业单位、30万人次到邯钢学习“取经”。邯钢经验为国企“三年脱困”、实现“两个转变”提供了宝贵经验。刘汉章曾说：“邯钢把商业秘密、经验、技术无偿地奉献给社会，就是想帮中国国有企业都搞好。”

刘汉章担任邯钢“一把手”18年，企业总资产由6亿元增加到256亿元，年钢产量由64万吨增加到543万吨。邯钢由一个地方小钢厂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特大型钢铁企业，成为工业学大庆之后的第二个典型，被誉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许立荣：远洋运输体制改革的推动者

新华社上海12月28日电（记者贾远琨）一生与航运结缘，Captain（船长）始终是他最为看重和自豪的称号。从一名普通船员，到远洋船长，再到国际航运“中国旗舰”的掌门人，中远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立荣曾在苍茫的大海上劈波斩浪，也带领企业在国际航运市场大潮中快速成长，更在企业改革创新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975年，18岁的许立荣心向大海，成为一名船员，并快速成长为中国最年轻的船长。此后，他驾驶的国际远洋船舶航迹遍布全球。

1992年，许立荣调任上海远洋国际货运公司总经理。他提出“以上海为龙头，连接沿海，向内陆腹地延伸”的战略目标，为日后遍布全国、四通八达的揽货网点布局奠定了扎实基础。

货物运输形成的信息流、数据流是另一大市场的源头，航运信息甚至能产生高于运输市场的更大价值。1996年，许立荣担任上海航运交易所首任总裁，开创性地打造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水运交易市场，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航运交易窗口，定期发布的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等已成业界重要的评价指标。

2016年，原中远中海两大央企重组成立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许立荣被任命为董事长、党组书记。涉及74项交易、600多亿元资产、3.8万名员工……被称为“史上最复杂交易”的重组方案对于许立荣而言是空前的考验。

“重组，绝不是简单的‘1+1’，更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要把经营管理模式创新作为主线，以深度创新求最大改革红利。”许立荣说。

重组后的中远海运拥有了总运力规模等六个“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航运业巨头。在许立荣看来，形成规模优势仅是初期战略部署，更要挖掘协同潜力。中远海运对业务板块进行盘整，形成“6+1”产业集群，连续亏损多年的航运主业扭亏为盈。

提升全球竞争能力，是许立荣率领的中远海运矢志不移的目标。组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海洋联盟”、加快“一带一路”业务布局、全球投资码头55个，布局班轮航线260条……中远海运正在为打造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海洋运输通道和物流通道而奋发努力。

许崇德：学而为宪六十载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魏梦佳）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许崇德为人随和，生活简朴，喜欢看书、练字、写诗。他的客厅堆满了一层层书。书香弥漫中，这位著名法学家静静地翻阅宪法类书籍，与一生挚爱并付诸心血的宪法学展开“对话”。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许崇德见证了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并不断发展的历程。他参与了1954年宪法起草、1982年宪法修改，还参与起草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我国宪法制度及宪法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许崇德被借调至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负责整理材料。“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的“热烈气氛”让他难以忘怀，并称之为“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刻”。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宪法草案主要起草人之一，许崇德全程参与我国现行宪法的修改工作。两年多时间里，他与其他专家一起，夜以继日，起草了上百个宪法条文，“翻来覆去征求了很多人意见”，数易其稿，最终使“八二宪法”通过并颁布。此后，还参与了现行宪法的4次修改。

参加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并推动基本法落实，更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85年后的8年里，他和同事忙碌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深入各行各业听取意见，为基本法的贯彻落实做了大量工作。

许崇德一生笔耕不辍，论著颇丰，在宪法学等多领域成果丰硕。他历时5年完成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以大量史料系统阐述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历史，填补了国内宪法学研究空白。

尽管头衔、荣誉众多，但许崇德总谦逊直言“我就是个教书的”。从教60年，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宪法学者和法律实务专家，不少人已成为当今法学界的骨干力量。

他常常告诫学生：研究法学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现实，多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做学问必须要下苦功，“要有为了报答人民、报答党的赤诚的心和甘愿吃苦的精神”。

2014年，许崇德因病逝世，享年85岁。生前，这位见证并推动中国宪法制度、宪法学发展的老人说：“把一生献给新中国的宪法和民主法治事业，我深感荣幸。”

史久镛：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新华社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孙奕、马卓言）从外交部法律顾问,到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再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国际法院院长，九旬老人史久镛曾多次见证历史，“学法报国”和“秉持正义”是他的座右铭。

20世纪80年代，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中国政府认为，条约根本是非法、无效的。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史久镛说。

他回忆，在中方艰苦谈判下，最终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并未提及上述不平等条约，而是称香港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中方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方明确表明届时“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双方各自明确陈述，有别于国家间曾使用的‘废除旧约、订立新约’方式，在国际法领域具重要开创意义。”他说。

回归后，香港是否仍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继续留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同时还需考虑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复杂艰巨性。”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法律顾问，史久镛力陈应使香港先以中国香港单独关税区名义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意见，最终被决策部门采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愈发加深，“中国面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2003年，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成为该院首位中国籍院长。

岛屿归属、海洋划界、非法使用武力、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隔离墙……在任期间，史久镛审理的案例多达16件，创历任国际法院院长纪录。

2010年，当史久镛从国际法院卸任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他“致力发挥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领域的角色”，工作“令人钦佩”。

手拿放大镜、阅读英文原版书籍……如今，已届92岁高龄的史久镛的“学法报国”情怀依然热忱。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法律问题上，我愿尽己所能，继续为国家建言献策。”他说。

王宽诚：宽以济世、诚以育人

新华社香港12月29日电（记者丁梓懿）“宽以济世、诚以育人”，111年前，一位父亲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取名“王宽诚”。

若干年后，他不负父亲期望，赤诚报国，明志兴学，从一名普通学徒成长为支持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香港工商界优秀代表。

1985年，年近八旬的王宽诚倾其财力，拿出1亿美元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这位出生于浙江宁波的老人明确地说，要拿这笔钱资助内地和港澳优秀青年学者出国深造，为国家培养高科技人才。

为国育才是他魂牵梦萦了多年的愿望。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激荡着王宽诚的赤子情怀，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到祖国建设最缺的就是高端科技人才。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主任邢福忠对当年王宽诚的教诲记忆犹新：“先生曾说，没有发酵粉就做不成面包。国家建设没有人才怎么能搞呢？为国家培养人才，就是为国家找发酵粉。”

截至2017年12月底，基金会在海内外设立的资助和奖励项目达50个，累计7500多人次受益。

从实业救国到科教兴国，王宽诚的报国之念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就开始寻找一条为民族崛起、国家兴旺作出贡献的通道。

1949年，北上参观东北解放区返港后，他发表了《北行见闻》，宣传并赞扬解放区新面貌，对港澳同胞了解时局、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产生了很大影响。

抗美援朝时期，他出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并带动香港各界人士购买内地所需物资捐献给祖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他特地开辟远洋航运业务，为国家输入民生必需品。

“个人事业是鱼，国家的利益是熊掌，我是舍鱼而取熊掌。”王宽诚曾说。

在自己担任会长的香港中华总商会内部，他积极宣传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为香港工商界人士参与内地改革开放搭建平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在80年的人生历程中，王宽诚将个人发展紧紧地与国家、民族连在一起，临终前留下的话是：“我岁数大了，就是想为国家多作贡献，其他无所挂念。”

1998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编号为465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宽诚星”。王宽诚的崇高精神将如同这颗遥远太空中的星辰，永远熠熠生辉。

战斗英雄韦昌进：甘做钢铁长城一块砖

新华社济南12月29日电题：战斗英雄韦昌进：甘做钢铁长城一块砖

新华社记者张宝印、贾启龙

当大校军官韦昌进接到沉甸甸的改革先锋奖章时，心潮澎湃，百感交集，33年前炮火连天的战斗场景在眼前浮现。

1985年3月，入伍1年多的韦昌进随部队开赴前线。一次激烈战斗中，在4位战友相继牺牲、重伤后，他独自坚守战位11个小时，引导炮兵连续打退敌军8次连排规模反扑。

在敌军即将攻上哨位时，韦昌进在报话机中高呼“向我开炮”。战斗结束，这位“活着的王成”遭受了重创，弹片穿透右胸，并击掉了他的左眼球，全身22处负伤的他昏迷了7天7夜。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我只是祖国钢铁长城上的一块砖。”经历过炮火洗礼的韦昌进，对来之不易的和平格外珍惜，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和军队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作为新时代军人，就该为保卫人民幸福生活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冲锋陷阵。”

30余年来，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韦昌进时刻保持着“兵味”，处处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军人的庄严承诺。

担任连队指导员，他带出了3个提干对象和4名考取军校人员；担任军校教员，他结合战场案例深入讲解基层政治工作课，带出很多优秀骨干；担任人武部政委，他大力整改基层专武干部队伍，经验做法被上级转发；担任军分区副政委时，他督导包片城区基层武装部基础设施率先达标；担任军分区政委，他带领党委班子成员接手历史遗留问题、整治民兵武器装备仓库、规范民兵组织整顿、改善选兵定兵方式，立改废释40多个指导基层抓落实的规范和意见。

2017年7月，韦昌进被中央军委授予“八一勋章”。

至今，他的身上还残留着4块弹片，过安检时常引起“嘀嘀”响声。他说：“这‘嘀嘀’之声，时刻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敢于牺牲、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既然我们都穿着这身军装，就要时刻准备着上战场。”

李谷一：用歌声见证改革开放豪迈壮举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周玮）“唱红一首歌不难，首首唱红太难得。”这是观众对歌唱家李谷一真诚朴素的评价。

回首57年从艺生涯，她的歌声见证了改革开放豪迈壮举，讴歌了四十年辉煌成就。

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第一首流行歌曲”《乡恋》、描绘改革初年广交会盛况的《迎宾曲》、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绒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每年除夕之夜给亿万家庭带来温馨祝福的《难忘今宵》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无不彰显了李谷一非凡的艺术人生和浓浓的爱国情怀。

改革开放初期，她的代表作《乡恋》受到争议。随着思想的解放，《乡恋》最终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成为改革开放的信号弹。李谷一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对于《乡恋》的争议，是新旧文艺思想的交锋。《乡恋》的成功，是人民对改革开放时期文艺的呼唤。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首歌的传唱，也不会有我的今天，也不会迎来文艺创作的春天。”

观众最为熟悉的《难忘今宵》，1984年首登央视春晚舞台。35届春晚，《难忘今宵》的旋律响起了32届，成为观众熟知的“春晚符号”。

多年来，李谷一从未停止对艺术的追求和尝试。20世纪90代初提出“戏歌”概念，她演唱的《浏阳河》《刘海砍樵》《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知音》等歌曲，拓展和丰富了声乐艺术的表演形式，为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做出了贡献。

她以中国民族唱法为本，学习西洋的科学发声方法，融合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吸纳流行歌曲元素，创造性地运用了“气声”“轻声”等演唱技巧，形成了“中国歌曲现代唱法”，开中国歌唱之新风。

近年来，她与多位音乐人士合作推出了《梦里边城》《那溪那山》《山水》《大好河山耀中华》《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等新曲目，给观众带来惊喜。

而今，74岁高龄的她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前不久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引吭高歌新时代——李谷一及她的学生们音乐会》上，她与20余名学生同台献艺，共同讴歌美好新时代。

“艺术的高峰永远在我们前面，我们一生都要满怀热情，不断地追求、探索、创新，永远攀登艺术的高峰，更好地服务于时代和人民。”李谷一说。

孙永才：“复兴号”高速列车研制的主持者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樊曦）践行装备制造强国之路，全力打造中国高端装备“金名片”，是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永才秉承的信念。

1987年，23岁的孙永才大学毕业从长春乘火车去大连机车车辆厂报到。600多公里的车程，绿皮车“晃”了足足14个小时，“我就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坐上更快更舒适的车。”孙永才说，30多年和行业的缘分，关于车的梦想就是在那个时候扎了根。

2004年初,国家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一场波澜壮阔的铁路建设热潮快速启动。中国中车按照国务院“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要求，在原铁道部的组织下，对国外高铁技术平台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与经验。

其中CRH380系列的技术突破是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时任中国北车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的孙永才，统配资源，率领团队，攻克了动车组九大关键技术和十项配套技术，成功搭建时速200-250公里、时速300公里、时速350公里3个速度等级系列25个品种的动车组产品设计和制造平台。

2014年，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牵头组织下，中国中车首次以中国标准为主导，按照正向设计思路，开启了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发工作。孙永才再次参与到“复兴号”研发之中。

历经503项仿真计算，5278项地面试验，2362项线路试验，“复兴号”问世。经专利审查，中国标准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复兴号’的研制不仅是开发了性能优越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创建了中国标准的技术体系，构造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供应链体系，形成了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孙永才说。

2017年9月21日，“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以时速350公里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看着这个让中国高铁迈入领先世界新时代的新作品，孙永才眼中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中国馆里两列被称为“飞龙”和“金凤”的复兴号动车组精彩亮相。孙永才说：“我们将立足于全球范围，打造技术链、产业链、企业链、资本链和价值链的共同体。”

杨善洲：绿了荒山造福百姓的“草鞋书记”

新华社昆明12月30日电题：杨善洲：绿了荒山造福百姓的“草鞋书记”

新华社记者林碧锋

“我要回到家乡施甸种树，为百姓造一片绿洲。”为了践行这一句朴实的诺言，杨善洲退休后，回到家乡的大亮山植树造林22载，绿了荒山，白了头发，造福百姓，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天。

1951年，杨善洲参加工作，先后任云南省施甸县委书记、保山地委书记等职，他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一辈子爱和群众一起劳动，下乡时常把锄头带在身边，还喜欢戴草帽，穿草鞋，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

“山不绿，地瘦薄，这是山里的穷根子。”1988年，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扎进大亮山，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

“好一个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着栗炭火，后面积起马牙霜……”山里风大，雨多，潮湿。最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就被风吹烂了，杨善洲就领着大家一边造林，一边建房，吃饭、办公的桌椅也因陋就简。

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善洲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

一个个小果核，在岁月轮回中渐渐长成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22载辛勤耕耘，杨善洲带着干部群众，植树造林5.6万亩，让大亮山披上绿装。他还带领大家修建林区公路18公里，架设输电线路4公里多，让大亮山附近的群众过上通路通电的生活。

2009年4月，杨善洲把价值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他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告别人世，留下一片绿洲。为纪念老书记，大亮山林场此后更名为“善洲林场”。

已是惠泽在，犹有余香存。如今，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林木葱郁，溪流不断；施甸的森林覆盖率从1988年的17.1%升至50.78%。

“父亲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慧琴说，我们会以他为榜样继续前行。

李保国：开创山区扶贫新路的“太行山愚公”

新华社石家庄12月30日电（记者李继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幅大型油画《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吸引很多人驻足——画中人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俯下身子为群众脱贫觅出路，用科技把荒山秃岭抛进历史，把绿水青山留给未来；他每年进山“务农”超过200余天，生前吃着馍就白开水当饭，用担当让贫穷困苦成为过去，让富裕文明渐成现实。

李保国，1958年出生，2016年去世。身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他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扶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在他几千条名字的手机通讯录里，最贫困地区的农民占了60%；他把第二个“家”搬到了邢台县、内丘县、临城县、南和县、易县、平山县等扶贫基地的田间地头；把第三个“家”搬到从保定到各个扶贫基地行驶的火车+汽车+拖拉机+摩托车+自行车里。从邢台县前南峪到内丘县岗底村，从临城县凤凰岭到平山县葫芦峪，道道山梁，条条沟坎，都留下着李保国坚实的足迹。

李保国在服务人民中实现自身价值。他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技术推广面积1826万亩，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打造了系列全国知名品牌，带动省内外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参与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

“保国走了，但是他还有未完成的事业，还有很多老百姓需要他，我想这也是他生前最大的牵挂。”李保国的爱人郭素萍回想起自己的伴侣、同事眼圈湿润，她告诉记者，由她与李保国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专家、同事、学生、农民组成的创新团队，正在一道努力把李保国生前未竟的事业继续发扬下去。

吴仁宝：华西村改革发展的带头人

新华社南京12月30日电（记者朱国亮）“我们那里山也好，水也好，就是缺个吴仁宝。”在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曾有来参观的外地干部如是感慨。

走进华西，眼前所见令人“怀疑”，这还是农村吗？一排排欧式别墅错落有致，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内设五星级酒店，国际影院、健身中心、月子中心……城里的流行元素，这里一应俱全。

1961年建村之初，华西还是江阴有名的穷村，地少人多，还被水洼河沟分割成1300多块。正是在吴仁宝带领下，华西才从一个贫困村一步步发展为今天人人羡慕的“第一村”。

吴仁宝是一个善于学习政策的好带头人。他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坚持学习领会中央政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见诸媒体当天，他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凌晨3点就召集村厂领导开会学习，会上决定不惜“借钱吃足”。后来，改革发展热潮掀起，原材料大涨，华西不仅赢得先机，还省下将近1亿元材料费。

吴仁宝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带头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地少人多的华西工业已起步，部分劳动力转向工业。一旦包产到户，不仅每户所分田地不足，工业用工也会受制。他没有跟风，而是依据华西实际，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后来，乡镇企业改制，吴仁宝还是没跟风，这才造就了今天共同富裕的华西。

吴仁宝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带头人。他为村庄积累了百亿资产，为村民盖起了欧式别墅，可自己坚持住在上世纪70年代盖的平房里。他还向全体村民承诺：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最高奖金，不住最好房子。他总说：“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吴仁宝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好带头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对党深怀感恩之心，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担任村书记期间，他一心扑在村庄改革发展上，用行动诠释信仰；卸任10年间，仍坚持向前来参观、学习的干部群众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华西的道理，直至2013年去世。

作为华西村改革发展的带头人，吴仁宝不仅给华西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农村干部树立了榜样。

李彦宏：用技术改变世界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阳娜）在不少人眼中，李彦宏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不多见的“技术派”：笃信技术，执着创新。

上世纪90年代，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李彦宏远赴美国学习计算机技术。在美国学习、工作的8年时间里，李彦宏亲历了科技产业改变美国社会的过程。

面对美国社会“中国没有计算机”的质疑，李彦宏立志要在互联网行业有一番作为，“用自己开发的技术改变亿万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世界”。

1999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彦宏放弃美国绿卡和安逸的生活，毅然回到互联网正悄然兴起的中国，创建了百度公司。

创业初期条件艰苦。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并未击退李彦宏攻坚克难的决心，他反而更专注地研究技术与市场。在与海外竞争对手的较量中，2002年李彦宏团队实施“闪电计划”，实现了追赶。2005年，百度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目前，百度在中国搜索引擎领域占有80%的市场份额。

在李彦宏看来，技术是巨变竞争环境中超越对手的决定力量。2010年，百度开始投入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国内最早布局人工智能的公司之一；2013年，百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深度学习研究院；2014年，开始进入自动驾驶领域；2016年，正式发布百度大脑；2017年，发布自主研发的云端全功能AI芯片“昆仑”。

李彦宏见证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当下，瞬息万变的科技变革与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让李彦宏深知研发投入与创新不能停下来，因为这不仅是企业前行的责任，也是国家发展强大的希望。

作为海归创业报国推动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李彦宏用近20年时间将百度打造为中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成为助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实践者。

如今，投身科技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李彦宏常对这些新一代的创业者说：“认准了，就去做，不跟风，不动摇。”

吴荣南：用改革创新让厦门航空飞得更高更远

新华社厦门12月31日电（记者付敏、颜之宏）20年，春华秋实。厦航前总经理、法人代表吴荣南，任职厦航近20年间，始终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带领全体厦航人“摸着石头过河，在艰难的探索中经营”，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带领厦航成为中国民航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1986年初，吴荣南初到厦航任职时，厦航“一穷二白”：没有基地，缺乏基础设施，缺少飞行人员，缺少飞机维修及其他技术力量……在他的带领下，厦航开始人员培训、外请代飞航班、租赁航班营运等多方面筹备。当年11月，由厦航机组驾驶的第一家B737-200型飞机从厦门高崎机场起飞，厦门实现了依靠自己的力量“飞起来”的初创目标。

如何飞得更高、飞得更稳？吴荣南以创新的思维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带领厦航实现一次又一次飞跃： 1992年，厦航创新地招收理工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送到国外培训飞行员，俗称“大改驾”，这种高素质、高起点培养飞行员的成功模式如今被广泛采用；1997年，厦航历时3年编写的45类近900万字的《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营运总册》正式运行，这部手册也成为中国民航规范化管理的典范……

吴荣南为两岸直航的实施尽了最大的努力。从1990年开始，吴荣南就开始与台湾同行就两岸直航问题从技术业务层面上作了广泛探讨。2005年1月29日凌晨，厦航执行台商春节包机(广州一台北)。吴荣南随该航班抵达台北，用闽南话向乡亲们拜年，一句“欢喜就好！”让台湾乡亲们兴奋不已。

2005年，吴荣南从厦航离任退休，但他在管理、服务、安全等方面的一次次改革创新，奠定了厦航日后跨越腾飞的基础。经过34年的发展，厦航已跻身中国第五大航空集团；从2架飞机到210架飞机，截至目前，厦航拥有总资产447亿元，开通国内外航线超500条。

厦航总经理车尚轮表示，吴荣南身上集中体现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交通运输领域的杰出代表和卓越典范。厦航人将学习吴荣南敢为人先、创新求变的改革精神，以崭新的姿态奋发进取。

抓住改革机遇创造“美的”生活——记“乡镇企业改组上市的先行者”何享健

新华社广州12月31日电（记者孙飞）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成为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实施管理层融资收购……改革开放40年来，在创始人何享健的率领下，美的从生产塑料瓶盖的小作坊，到成为市值超2000亿元的“世界500强”企业，改革开放“春天的故事”在广东顺德激荡。

已经70多岁的何享健至今仍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峥嵘岁月”。

“美的最开始是1968年成立的乡镇企业，但为美的带来‘新生’的还是改革开放。”何享健说，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创新大潮下，1980年凭借自身技术力量，美的研制生产出金属台扇，并迅速成长壮大。到1988年，美的实现产值1.2亿元，出口创汇达810万美元。

“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一个世界500强企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美的的今天。”何享健说。

1992年，面对股份制改革的挑战，何享健敢为人先，率先推进改革。当年，美的被广东省政府定为全省首批内部股份制改造企业试点单位之一，在企业内部发布职工内部股，鼓励员工购买公司股票，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美的电器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由乡镇企业改造的上市公司。

2001年，美的在公司产权改革上进一步发力，实施了管理层融资收购（MBO）……

何享健说，美的的发展过程，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抓住了机遇，无不体现出强大的改革创新能量，显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向制度要红利”，一方面则是不断开放“向海外要市场”。

早在1986年，何享健带领美的，对国内外电风扇行业进行调查分析，制定了“走出国门争天下”的营销策略。近年来，美的不断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化步伐，从传统家电企业向全球科技集团持续迈进。美的海外员工超3万人，2017年海外销售收入占公司整体的43%。

如今，何享健已经退休，而美的仍在发力创新。智能煮饭机器人、智能冰箱、智慧新零售……站在美的具备“人机交互”功能的新产品前，何享健仿佛看到中国的“智能未来”。

吴良镛：守望人类“诗意栖居”的梦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记者孙琪 夏子麟）两年前，“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吴良镛刚刚结束了自己在清华大学长达七十年的教学生涯。如今九十六岁的他与人交谈时言语寥寥，但是谈及城市、人居，他的眼神仍闪烁着青年人一般的光芒。

年高未曾忘忧国。让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吴良镛对人居理想的愿景。

将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来自他颠沛流离的早年经历。在1937年南京沦陷之前，吴良镛随家人一路西迁：南京、镇江、武汉、宜昌、重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时间地动山摇，瓦砾、碎石、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火光冲天，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这些痛苦的经历，促使我内心燃起了战后重建家园的热火。”吴良镛回忆道，“我怀着‘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的抱负，走进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5年10月，吴良镛受建筑学家梁思成之邀，协助筹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又在梁思成推荐下于1948年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

在对建筑学的不断探索中，吴良镛意识到“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是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居环境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人居环境科学是普通人的科学”，就此理念不断进化诞生的人居科学，成为吴良镛工作的核心。

1993年，由吴良镛主持改造的北京菊儿胡同被授予“世界人居奖”，这也是近代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取得的最高荣誉。“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新途径”，评语这样评价吴良镛在保留传统四合院与创造宜居环境中的创举。

从参与战后重建到发展人居科学，吴良镛不仅将目标放在了筑建“广厦万间”，而且将城乡规划学、环境学、风景园林学等领域融入建筑学，为实现人类更宜居的环境继续奋斗着。“我希望在13个现有学科门类上增设‘人居科学’。”吴良镛说，“人生百年，我现在已经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下的十里路可能会更加艰难，但是我不希望轻易失去这最后的‘人生单元’，我要积极去完成尚未完成的事。”

罗阳：用热情托举战机升空 用生命践行航空报国 

新华社沈阳12月31日电（记者于也童）在航空工业沈飞厂区内，罗阳的塑像伫立于此。在他的身侧，一架架战鹰从这里诞生，冲向无垠的苍穹……这座罗阳的雕像身着棉服，这是他在登上辽宁舰时的着装，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定格。

2012年11月25日，在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战机于“辽宁舰”上成功着舰后，罗阳，这位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沈飞集团公司掌舵人，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30年，他燃烧了自己的一切，用热情坚守“航空报国”。从一名普通的飞机设计员到军工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罗阳组织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航空装备研制和生产任务，矢志不渝献身航空。

1982年，大学毕业的罗阳被分配到有着“航空英才的摇篮”之称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员。

那时，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二代战机正处于设计攻关阶段，罗阳被吸收到设计团队，从事座舱盖研发。他钻到地下室里，闷头一干就是好几个月。

1999年出访美国，罗阳感受到中国和国外顶尖航空制造企业尚存差距。如何让中国航空工业“飞”起来、“强”起来，是他和航空人共同的报国梦想。

罗阳不断用血和汗践行着自己的梦想。2002年，他调至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整个人“扎进”多个重点型号的研究中。10年中，他和团队成员一起，让沈飞实现了歼击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的跨越。

启动舰载机项目的时候，国内技术尚且空白，面对未知的领域，罗阳一直奋战在研制现场、试验第一线，终于拿下了这项核心工艺。当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15在“辽宁舰”上成功着舰，蓝天碧海间，罗阳兴奋地与同伴们击掌相庆。

从凯旋的“辽宁舰”上下来的罗阳，疲惫得连与大家拥抱的力气都没有。他把自己的时间最大限度地献给了航空事业，而自己，却连抢救生命的几分钟都没留下。在离医院不到100米时，罗阳短暂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罗阳走了，但是他的梦想不会止步。6年过去了，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基因、一面旗帜，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航空人的血脉中，激励着大家奋斗在建设航空强国的伟大征程中。

邹碧华：司法体制改革的“燃灯者”

新华社上海1月1日电（记者黄安琪）啃硬骨头、过急流险滩，这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苦行。面向改革的荆棘之路，邹碧华敢趟险滩、率先探索，甘当“燃灯者”，点亮司法体制改革的前行之路。

邹碧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高级法官。2014年12月10日，邹碧华在赶赴司法体制改革座谈会途中突感不适，送医院抢救终告不治，生命定格在47岁。

2014年7月，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拉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大幕。邹碧华去世之前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是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也是上海市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团队中的核心一员。

“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对上，该争取时要争取；对下，必须要有担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老实人和年轻人吃亏。”邹碧华说。

为了提升法官素质、提高办案质量，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提出要建立法官员额制，即法官占队伍编制总数的比例限定为33%。而长久以来，法院内部“混岗”模式导致法官基数普遍高于员额比例。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初期，不少年轻法官，特别是广大助理审判员，担心员额控制会使其今后的职业发展前景变得渺茫。

如果是“论资排辈”，推行的阻力也会相对较小，但邹碧华始终坚持严格标准、择优入取、宁缺毋滥的改革方向，主动承担压力。在拟定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初期，邹碧华就对全市法院的审判力量进行了全面摸底，带领团队对上海所有法官近五年的办案情况进行测算。

邹碧华非常注重数据的科学性，认为衡量一个法官的水平不能单单“计件”，因为“简易案件占用时间较短，疑难案件可能占用法官很多的精力”。为此，邹碧华在全国法院首创案件权重系数理论，设计多项审判管理评估指标，旨在进一步健全科学评估体系。摸底结果显示，年轻的助理审判员在实际审判工作中承担了大量工作，这成为制订方案的基础事实。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浩荡征途中，邹碧华始终秉持坚定的法治信仰，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他的名字，铭刻在改革的丰碑上。

张月姣：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的积极实践者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题：张月姣：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的积极实践者

新华社记者于佳欣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张月姣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的积极实践者。

拿着沉甸甸的奖章，74岁的张月姣声音哽咽：“这是对几代人涉外经济立法所做工作的肯定，是给予外经贸战线工作人员的荣誉，也是对在国际机构工作的中国同事的奖励。我只是他们的代表。”

一批批涉外法律法规从无到有：“外资三法”、外贸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涉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民法通则……张月姣是40年中国涉外经济从无法可依到法律基本健全，再到依法治理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40年改革开放，中国更加积极拥抱和融入世界。这一进程也在张月姣的人生中留下深深烙印——

参加了历时12年的中美、中欧知识产权谈判，历时13年深度参与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她还是第一位在世界银行担任法律顾问的中国人，第一位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中国籍局长，第一位在西非开发银行担任董事的中国人……

2007年11月，经世界贸易组织151个成员政府一致通过，张月姣当选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

“我代表中国法律人的国际形象。”张月姣说，从上任那天起，她就时刻提醒自己：经手的每一份报告都要对当事方负责，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要是她经手的案子，每个报告的每一个主要条款为什么要这么写，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世贸组织工作的8年多时间，张月姣曾经参与40多个上诉案件的审理，作为庭审法官参与了20个上诉案件的开庭审议，作为首席法官主持了10个上诉案件的开庭审理。她经手的案件，从来没有人对其公正性提出过任何质疑。

专业、公正、勤奋、认真，张月姣因此获得了“铁女人”的称号。

“中国走向国际，要参加国际经济治理，为世界公平正义作出中国法律人的贡献。”张月姣说。

如今，张月姣已年逾古稀，却依然对改革开放满怀激情。她还倾尽心力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用自己的知识、经历和信念感染和带动他们投身改革开放事业。

陈景润：激励青年勇攀科学高峰的典范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董瑞丰）蜗居于6平方米小屋的数学家陈景润，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１＋２”……1978年，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

陈景润的先进事迹和奋斗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发愤图强，勇攀科学高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１９３３年５月，陈景润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子，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旁人觉得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让他充满幸福感。１９５３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由于他对数论中一系列问题的出色研究，受到老一辈数学家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哥德巴赫猜想”这一２００多年悬而未决的世界级数学难题，被誉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是陈景润一生为之呕心沥血、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一个关于他忘我钻研数学问题的故事广为流传：陈景润走路边想边走，有一次他碰到路旁的大树上，连忙道歉，可是并没有反应，他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碰的是一棵白杨树。

１９７３年，陈景润发表了“1+2”详细证明，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认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有数学家给他写信：“你移动了群山。”他的研究成果，国际数学界称之为“陈氏定理”，至今仍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陈景润后来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尽管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高峰还没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１９９６年３月，在患帕金森氏综合征１０多年之后，由于突发性肺炎并发症造成病情加重，陈景润终因呼吸循环衰竭逝世，终年６３岁。

坚守实业 书写伟大时代——李东生

新华社深圳1月2日电（记者白瑜、吴燕婷）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深圳TCL大厦的办公室一角，摆放着一个硕大的木雕，九只雄鹰与五只雏鹰振翅欲飞，象征TCL的人才梯队建设薪火相传。

“我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毕业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我参与了广东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的筹建，进入TCL的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工作，它在全国工商登记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是第13家。”回忆起改革开放之初，李东生十分感慨。

李东生似乎总是敏锐地察觉大势的到来，每一个十年都在抢抓机遇。“80年代关键在于‘敢为人先，大胆去试’，只要大胆去做，几乎什么业务都有发展的机会。到了90年代，企业开始考虑经营战略和品牌管理，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TCL那时先后成为中国的电话大王、彩电大王，并在2000年推出TCL第一款手机。随着我国2001年加入WTO，以TCL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开始了国际化，融入经济全球化。”

2002年，TCL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10多年来，李东生主导TCL开展重大跨国并购。目前，TCL在全球设有28个研发机构和22个制造基地，产品行销160个国家和地区，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

同时，在过去10年中，李东生一直抢抓技术创新的机遇，努力实现TCL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向高科技企业转型。“中国企业要持续发展，不能靠跟随、模仿，一定要强化技术创新的能力，建立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李东生说。

“改革开放40年，给我这一代人、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TCL，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李东生说。

在新的阶段，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李东生充满信心。“我们感恩这个时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和决心做得更好。”李东生说。

茅永红：社区建设与治理创新的“拓荒者”

新华社武汉1月2日电（记者李劲峰）佩戴着“改革先锋”奖章回到武汉后，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茅永红就收到社区居民送上的鲜花。“这个奖章归功于百步亭的所有居民，大家都是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他说。

23年前，放弃公务员身份下海、到海南创业“淘金”的茅永红，带领团队回到武汉，进驻江岸区百步亭。

“那时房地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开发商建完房子卖掉后，不参与后期小区管理，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之间矛盾重重。”茅永红当时就决定，既要盖房子，更要建社区。

向社会学专家求教后，茅永红在百步亭建设中探索“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建设模式，创建起全国首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社区。

面对股东的不解甚至反对，茅永红带领团队在社区规划、设计、建设中，宁可少建10%的房屋面积，也要保证户型南北朝向，保证通风采光；居民反映活动场所不够，原规划6万多平方米的住宅组团，改建为有足球场、游乐场的社区公园……

“做人要讲良心，办企业也得讲良心。虽然这样建设成本要高出不少，但群众买房不容易，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建起的房子必须要满足社区治理、物业管理、居民生活的需求。”茅永红说。

百步亭成立党委后，经过选举，茅永红成为全国首个由民营企业家担任的社区党委书记。

现在，占地5.5平方公里的百步亭社区已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明星社区”。18万名居民中有约5万名社区志愿者自发地照顾空巢老人、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等，成为社区最靓丽的风景线；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三方联动”等工作经验向全国推广，累计接待各地200多万人次参观考察。

“荣誉是对百步亭社区的肯定，也是吹响社区治理创新的冲锋号。”茅永红说，下一步百步亭将结合社区人口老龄化、需求多元化等特点，迈开步伐，大胆改革，打牢国家长治久安的社区基础，让居民在社区更有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陈日新：披荆斩棘闯新路

新华社太原1月2日电（记者王井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首个最大的中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落户山西朔州。在这块“试验田”上挥锄耕耘的，是原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日新。时至今日，他种下的“种子”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

1981年10月，时任山西煤管局副局长的陈日新负责组织筹建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项目。

1982年初，当人们还在庆祝春节时，陈日新带人在一个农场租了几间房子，挂上“平朔煤矿筹备处”的牌子。随后，在当地人称为“鬼火滩”的地方，打下了平朔煤矿的第一根界桩。

万事开头难，唯有闯在前。建设新煤矿时，中外合作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没有合同，没有“红头文件”，拿不到银行贷款。几经筹措，终解燃眉之急。

在那个人们对可口可乐都十分好奇的年代，与外国企业家共同开发煤矿，面临各种观念的冲突。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外国管理人员在矿区里活动，必须有中方人员陪同，外国人很不理解。陈日新对同事们说：“人家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和我们共事，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方便，使他们安心工作。”

安太堡煤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合管理委员会”，中外双方各派代表组成。1985年，陈日新担任联管会主席，主持联管会工作。

在陈日新的努力下，中外合作的安太堡煤矿进展“神速”。1987年，安太堡露天矿建成投产。这座现代化煤矿从动工兴建到竣工投产，只用了短短26个月，相当于当时我国百万吨煤矿建设周期的四分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陈日新引进借鉴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创造了一整套管理机制，形成了高效率、高科技、高效益、快节奏“三高一快”的平朔模式，推动了我国煤炭工业露天开采水平大跨越。

今天，由安太堡煤矿发展而来的平朔集团是我国主要的动力煤基地和国家确立的晋北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多项指标位居全国领先水平。

2007年12月，陈日新去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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