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0 0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8.6－1987.2.22，港台地区译为安迪‧沃荷）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1]，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沃霍尔除了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他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2014年，作品毛泽东画像在英国以76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663万元）的高价被拍卖。

中文名:安迪沃霍尔外文名: 别名: 民族: 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的匹斯堡毕业院校: 职业:摄影师，导演，艺术家代表作品:《帝国大厦》《蓝色电影》主要成就: 英文名:Andy Warhol 性别:男出生年月:1928年8月6日去世年月:1987年2月22日

时代背景

20世纪中期，美国艺术家波洛克因为厌烦过去的美术程式，于是将画布放在地板上，泼洒颜料，形成惊人的形象。这种整个作画过程依据内心的自发冲动，在行为中完成的艺术实验旋即成为一种潮流，甚至发展到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本身也成为作品。但随着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一些艺术家积极探索，寻找新的蹊径，很快，这种潮流便被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艺术流派所取代。沃霍尔等人可以与既有观念为敌，传统观念认为是一种精英文化，而他们却致力于模仿流行的“庸俗”文化，在他们眼里，艺术家的观念变得至关重要，它甚至取代了感觉和技艺。沃霍尔的汤罐头就是他在创作中运用的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当代现代品，模仿的是公众熟悉的形象。这让艺术家名声大噪，几乎成为了这一流派的注册商标。

成长经历

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斯堡，是捷克移民的后裔，生长在一个贫民区。当时正值1930年代大萧条，食物短缺是常有的事。小时候，沃霍尔经历过三次精神崩溃，这是一种名为“风湿性舞蹈症”的神经系统疾病，分别在他8岁、9岁、10岁那年暑假发作。那几年夏天，他都是闭门不出、躺在床上度过的，听着收音机，抱着玩偶，剪着纸娃娃。敏感渐渐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自卑点，他总觉得自己在同龄人中不受欢迎，没有人会对自己倾吐心事。还好，母亲给了他大量的关爱，不时找来彩色杂志、漫画，这些无形之中影响了他日后的作品。沃霍尔喜欢涂涂画画，每当他完成一幅好的画，母亲便会奖励他一条巧克力棒，并鼓励他给画上色。曾在卡耐基技术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习。

1949年（21岁）他离开匹斯堡去纽约寻找发迹机会，他是来找寻艺术家的梦想的，但现实让他只能先成为一名商业插画师来谋生。为了省钱，他不断搬家，与不同的室友同住，一度，曾跟17个人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些日子，蟑螂给沃霍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住过的每一间公寓都有一大堆蟑螂。一次，他带着作品集到《时尚芭莎》杂志办公室，谁知拉开作品集拉链，蟑螂便爬了出来。这样的经历让沃霍尔感到羞辱不已。他明白要在美国的视觉艺术上获得成就，就必须让人们看到他知道他的存在，大众传媒给了他许多启示。

1952年（24岁）他在纽约以商业广告绘画初获成功逐渐成为著名的商业设计师，他设计过贺卡、橱窗展示、商业广告插图，这些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具有商业化倾向的风格。他的作品于该年在纽约崭露头角，在著名的工作室“工厂”(Factory)内聘请了一组工作团队，摒弃古典艺术，立志从事于颠覆传统的概念创作。“大量复制”当代著名人物的脸孔就是其中之一，将浓汤罐头与可乐瓶化身成艺术品也广泛为人所知。

1954年（26岁），沃霍尔首次获得美国平面设计学会杰出成就奖。

1956年（28岁）和1957年（29岁）他连续获得艺术指导人俱乐部的独特成就奖和最高成就奖。

1962年7月沃霍尔以32幅“坎贝尔浓汤罐”系列画作举办了自己的首个波普艺术展，至今这32罐罐头仍在世界现当代美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1967年遭受枪击，侥幸活下来，但一直没有康复。

1987年2月22日死于一次外科手术。

艺术创作

少年时候的沃霍尔已是个锋芒毕露的艺术学生，在师长的鼓励下，决定到纽约这个艺术熔炉一闯。最初只为书刊负责插图设计工作，但很快便在纽约流行艺术界打响名堂，最出众的风格是透过丝网印刷手法和不断重复影像，将人物化成视觉商品，代表作包括《玛丽莲·梦露》、《金宝罐头汤》、《可乐樽》、《车祸》、《电椅》等，这些作品都在沃霍尔开办的纽约影楼（The Factory）中，经一些业余助手大量生产和复制，mass production总是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观中不能或缺的指标。至六一年，沃霍尔已被誉为是继Dali及毕加索后另一位前卫艺术界名人，不论是一卷厕纸或一个厕板，只要盖上他的印章，随即便时髦起来！

(尼古斯·斯坦戈斯编《现代艺术观念》，侯翰如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他偏爱重复和复制。”(罗伯特·休斯著《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实际上。

沃霍尔成为成功的商业插画师，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了，他为专辑和书本设计封面，也为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提供画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为米勒鞋店所画的插画，这令他获得“画鞋的人”的美誉。这一时期，沃霍尔已经有着颇为鲜明的画风了，图案古怪迷人，并且带有一种不规则、粗糙的手工质感。他往往先用墨渍线条在光面纸上作画，然后用手指按压将图案印在另一张吸水纸上，最终“制造”出略带模糊、呈锯齿状的线条。

沃霍尔的第一件创作是可口可乐。“你在电视上看到可口可乐时，你可以知道总统喝可口可乐，利兹·泰勒喝可口可乐，你也可以喝可口可乐。你喝的可口可乐和别人喝的一样，没有钱能使你买到比街头流浪汉喝的更好的可口可乐。所有的可口可乐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可口可乐都是好的。”他琢磨着，为什么可口可乐不能成为艺术品？紧接着，有着番茄、牛肉、蛤蜊等多种口味的坎贝尔浓汤罐头也进入了他的绘画领域。1962年7月，沃霍尔以32幅“坎贝尔浓汤罐”系列画作举办了自己的首个波普艺术展，至今这32罐罐头仍在世界现当代美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画面上，呈现出来的图案简洁明朗，带有一种干净的、几何形的、机械的模式，硕大的logo宣告着它的商品身份。以往的画家尽管也多在描绘生活，但聚焦的多是庄稼、牛车、鲜花、水果，而将可口可乐、罐头甚至美元、明星等商业对象置于画布中央，在当时是巨大的创意。这完全打破了高雅与通俗的界限。

与此同时，沃霍尔还尝试以胶片制版和丝网印刷，将艺术纳入“复制”、“量产”程序。他将自己位于纽约东区47大道的银色工作室称为“工厂”，在这里，艺术和商业融合在了一起，所谓的艺术品被置于流水线下生产，对艺术技巧和原创性的摒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的作品没有“原作”可言，全是复制品，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并且只要别人付钱，他就愿意帮助其生产版画、海报或者广告。很多作品甚至根本就是他的助手完成的，名字则是他的母亲代签的。

上世纪70、80年代，沃霍尔的影响力简直无孔不入：先后推出《安迪沃霍尔电视秀》及《安迪沃霍尔的十五分钟》两套电视节目，参与美国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为摇滚乐队制作音乐片，并在时装秀及无数平面和电视广告中亮相。他毫无忌讳地应用和开拓了多种媒介和表现可能，涉足众多不同的领域，设计、绘画、雕塑、装置、录音、电影、摄影、录像、文字、广告……不变的是，对于所处时代的高度敏感。

沃霍尔的绘画中常出现涂污的报纸网纹、油墨不朽的版面、套印不准的粗糙影像，让人像看电视一闪尔过，而不是欣赏绘画般仔细观看。2014年2月12日晚，著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所作的毛泽东画像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76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663万元)的高价被拍卖。

这幅毛泽东画像在2000年6月曾以4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25万元)的价格被拍卖。如今的价格是原先的18倍多。该画像是沃霍尔在1972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之际所作。他打破以往标准，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黄两色创作了这幅帆布制的画像。

电影创作

《口交》（Blow Job，1963）

《沉睡》（Sleep，1963）

拍摄一个男人的睡眠状态，片长超过六小时。

《吻》（Kiss，1963-1964）

这是一系列拍摄于1963年8月到1964年底的短片，每个短片中演员接吻三分钟。是对美国电影制作法规海斯法案（Hays Office Regulation）的颠覆与嘲弄，这条法规禁止演员间有超过三秒钟的唇部接触。同时期，安迪·沃霍尔制作了一件同样叫做《吻》的网版版画（The Kiss），采用恐怖片《吸血鬼》（Dracula，1931）中德古拉爵士噬吻米娜·哈克颈部的经典镜头。

《帝国大厦》（Empire，1964）

长达八小时，以单一固定镜位拍摄纽约帝国大厦在天黑到清晨八小时内的变化，再将底片一段段剪接起来。

《妓女》（Harlot，1965年）

是安迪·沃霍尔第一次在电影中使用声音，但非常粗糙。

《我的小白脸》（My Hustler，1965年）

片长约65分钟，由两部分组成。影片的情节相当简单，像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第一部分拍摄于一个面海的度假小屋，小屋的主人Ed带着他的保镖仆人Collie和他新包养的小白脸Paul来海边度假，Paul一个人在沙滩上晒太阳，Ed则在小屋的露台上窥视着他。随后，Ed的邻居富有的年轻女孩Genevieve及另一个中年的男同性恋者Joe加入他，三个人开始无休止地讨论Paul的健美的肉体，以及如何勾引他，甚至和他上床等。第一部分最后，Genevieve试图挑逗沙滩上的Paul，替他擦防晒乳，两人一起到海中戏水。这部分由三个分别长约16分钟、4分钟及12分半的长镜头组成。摄影机架设在小屋和海滩之间，以便于镜头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近、中、远等不同的景框则以伸缩镜头来完成。第二部分只有一个约32分钟的固定长镜头，拍摄于Ed卧室中的浴室，Joe教导Paul该有的仪态以及如何取悦自己的雇主，如此而已。

《我的小白脸》实质上是一部对话剧，喋喋不休对话围绕著性与挑逗，反映出有闲阶级生活的空虚和百无聊赖。

这些影片都不包含声轨。无声、反叙事过长的放映时间和极限主义的取向使它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般的电影院中放映。对沃霍尔来说，电影就像是平面创作的延伸，胶片就是画布与纸以外的另一种载体。无论绢印、摄影、电影，都只是沃霍尔整体创作的一部份。以固定境头对被摄物长时间连续拍摄，其实就和一系列玛丽莲·梦露头像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后来沃霍尔将《口交》、《沉睡》、《吻》、《帝国大厦》，的影像抽出来制成网版版画，用不同的媒材二次回收自己的作品。

要到与楚克·温（Chuck Wein）和保罗·莫利赛的合作关系建立以后，沃霍尔对声音的处理才比较用心。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楚克·温和莫利赛在「工厂」的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尤其是莫利赛，他对好莱坞电影的兴趣促使工厂电影逻辑化。如果说，《口交》、《沉睡》、《吻》和《帝国大厦》是一个平面和造型艺术家的电影创作，楚克·温和莫利赛则以电影工作者的身份介入了工厂电影的创作。从此，沃霍尔电影的题材虽然前卫依旧，但逐渐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不再挑战观众耐力的极限，甚至在影片中加入叙事的元素，在对白中加入一丝幽默感。按照意大利影评人亚普拉（Adriano Apra）的说法，是楚克·温和莫利赛使安迪·沃霍尔背离了他自己重实验性的取向。

沃霍尔的影片多半是十六厘米的黑白片，影像的颗粒明显，如有摇镜等摄影机运动时，难免意外的晃动，伸缩镜头也常常出现失焦。制作的快速和技术上的疏陋使沃霍尔的影片有点家庭影片和业余电影的味道。这种粗糙的质感，增强了纪录的特色。事实上，沃霍尔使用的Auricon十六厘米摄影机便是当时新闻记者所爱用的机型，轻巧、可以同步收音，也可以长时间拍摄。这台Auricon的摄影机是沃荷在《帝国》的筹备期购入的，当时便是看中了这台机器可以长时间拍摄的功能。

在沃霍尔这时期的影片，譬如《我的小白脸》中，纪录性让观众更贴近电影中的事件，加上长镜头的使用，往往是一场戏一个镜头），使每一个镜头都是与现实同步的真实时间。以《我的小白脸》的第一部分为例，当摄影机长时间面对Ed、Genevieve、Joe拍摄的时候，观众似乎近距离地旁观了他们的对话，当摄影机突然间转向海滩上的Paul，Ed、Genevieve和Joe的对话以画外音的形式持续下去，观众又马上成为与他们一同窥视Paul的同流者。

1966年的第六届独立电影奖的颁奖辞是这样形容他的电影：

“安迪·沃霍尔将电影带回了它的源头，带回了卢米埃尔的时代，他更新和净化了电影。在他的作品中，他放弃了形式与内容上的铺张，他的镜头以最简单的态度聚焦於最简单的影像。艺术家的直觉是他唯一的导引，他以一种偏执的态度纪录人的日常生活及他周围所见的事物。奇异的感受透过他的影片开始产生。世界改变了它的调性；它变得强烈而有张力。我们所见的世界比过往清晰，但并不是在一个被高度戏剧化的状态，也不是为了服务于其他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最低限的原质，像吃就是吃，睡就是睡……”

《切尔西女郎》（The Chelsea Girls，1966）

这部影片在商业及影评上都获得了成功，在全美一百多家影院上映，沃霍尔的影片第一次从地下跃上台面。

由于大部分的段落拍摄于纽约切尔西旅馆，《切尔西女郎》的原名就叫做《切尔西旅馆》。影片由十二部30分钟的短片组成，短片的内容仅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片段，表面上看起来像纪录片，其实是演员们依照沃霍尔的概念即兴发挥而成。

影片采用了分割画面（split screen），也就是将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影像并列，同时放映，比如，《切尔西女郎》中第一、第二短片合成一组，第一短片放映时在右，第二在左。影片的音轨只有一个，由两个片段的对白交错剪辑而成。这样的形式让两个单纯的生活场景产生化学变化，两者间既像镜子般互相对照，又不时融合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分割画面的形式在当时相当前卫，《切尔西女郎》的成功，直接间接地启发了其他美国电影对分割画面的运用，例如Richard Fleisher的The Boston Strangler（1968）、布赖恩·迪帕尔马（Brian De Palma）的Blow Out（1981），以及迈克·菲吉斯（Mike Figgis）导演的Time Code（2000）。

相对于许多沃霍尔前卫的电影，《切尔西女郎》的形式虽然眩目，但却是一个冥想性强的作品。沃霍尔将悲伤的、喜悦的、冷漠的、浮华的、迷惘的众生相并置，拼贴出一幅现代人的肖像。当年的《新闻周刊》称它为“地下的伊里亚德”（Iliad of the underground）。

《我，一个男人》（I, a Man 1967年）

是沃霍尔第一次触碰异性恋的题材，由八个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结构大小异，其实就是同一男子（汤姆·贝克〔Tom Baker〕饰演）与八个女子间的性冒险，然而他的性冒险却总是受外务干扰或无疾而终。例如：第一个短篇中，汤姆和辛西亚·梅（Cynthia May）饰演的女子前晚才首次邂逅，早晨起床后汤姆再次向辛西亚求欢，辛西亚一再以父母会突然进房间或女佣会来打扫等借口回绝，结果两人只得在床下仓促完事。第二个短篇中，汤姆和史蒂芬妮·格雷（Stephanie Graves）饰演的女子在一个大厦顶楼打得火热，衣衫褴褛的时候她告诉他，她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她的公寓便是她和情人每周两次幽会的爱巢。第三个短篇中，汤姆和英格丽·苏波斯塔（Ingrid Superstar）在桌边闲聊，汤姆起初嘲笑英格丽的婴儿肥又吵著要看她的胸部；英格丽给汤姆看她的胸部，汤姆试著爱抚她。为了和英格丽上床，汤姆骗她说他可以通灵，他让她躺在桌上，进行招魂的仪式，结果英格丽在半催眠的状态下谈起她的建筑师男友。

在表面上，《我，一个男人》是一系列的性喜剧，描写一个四处沾腥的男人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不然就是得屈就于荒谬的状况，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汤姆·贝克的角色，安迪·沃霍尔原本属意The Doors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但由于莫里森的经纪人反对，才启用莫里森的好友汤姆·贝克。

在《我，一个男人》中，沃霍尔采用了Strobe Cut的技术，也就是在拍摄过程中必须快速关闭再打开摄影机，以造成影像和声音的断裂，而演员的表演则不中断，这种技术得在一个可以同时收音的机器上执行，在快速开关之间，机器会发出短促的哔声，影像则会出现短暂的曝光。因此，在《我，一个男人》中某些紧要关头的时候，观众只快速地看到重点，伴随而来的则是一连串的闪光和哔哔声，就像是影片被电检局动了剪刀似的，让入戏的观众徒然感到沮丧。

如同沃霍尔一贯的创作观，《我，一个男人》是系列生活场景的片段再现，影片并不提供事件的因果和角色的背景，人也只是无根无家的符号。在这些有趣的生活场景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人的空虚、徒劳，以及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第七个女孩正是1968年6月3日枪伤沃霍尔的瓦莱丽·索拉娜丝（Valerie Solanas）。如同她在《我，一个男人》中的角色，索拉娜丝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第一次到工厂，是为了她自己所写的剧本寻求拍摄机会。这个名叫Up Your Ass的剧本相当前卫、大胆，连向来大胆的安迪·沃霍尔都吓了一跳，还以为索拉娜丝是警方派来的卧底，诱他触犯风化罪。起初，索拉娜丝以为沃霍尔会采用她的剧本，然而，当这剧本在工厂无端遗失之后，沃霍尔便成为索拉娜丝纠缠不清的对象，也种下她日后枪杀沃霍尔的种子。她开始向他要钱，要他付清她在切尔西旅馆的租金，因此沃霍尔才以二十五美元的酬劳让索拉娜丝在《我，一个男人》中客串。

索拉娜丝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安迪·沃霍尔正忙着影片《寂寞牛仔》（Lonesome Cowboys）的剪接工作，子弹近距离射进他的胸部，几乎致命。索拉娜丝入狱后出版的女性主义著作《S.C.U.M宣言》（S.C.U.M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an〕Manifesto），使她一度成为女性主义基本教义派的象征。加拿大女导演玛莉·哈伦（Mary Harron）曾于1996年将索拉娜丝枪杀沃霍尔的事件搬上大银幕，名为《我枪杀了安迪·沃霍尔》（I Shot Andy Warhol）。

《寂寞牛仔》是109分钟的彩色片，由安迪·沃霍尔与保罗·莫利赛合导，莫利赛最钟爱的男演员乔·达里桑德罗（Joe Dallesandro）和工厂的超级巨星Viva主演。《寂寞牛仔》是关于一群同志牛仔住在一个只有一个女人的偏远小城的故事，影片拍摄于亚利桑那州的Tuscon，与某些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西部片的外景地相邻。《寂寞牛仔》是沃霍尔最具爆炸性的影片之一，拍摄期便受到FBI的关注，影片中Viva被集体强暴的场面更是争议不断。1968年11月，《寂寞牛仔》赢得旧金山影展的头奖。作为美国西岸同性恋大本营、知识分子与学生活跃的开放城市，旧金山影展的肯定对“导演沃霍尔”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蓝色电影》（Blue Movie，1968年）

是安迪·沃霍尔亲自执导筒的最后一部影片，是片长133分钟的彩色有声片。

《蓝色电影》原名《Fuck》，1968年10月拍摄于纽约格林威治村一间公寓。虽然在片中演员Viva和路易斯·瓦登（Louis Waldon）发生真正的性关系，但影片中一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花在讨论越战、做菜和淋浴上。《蓝色电影》的蓝色，是因为拍片时忽略了透进室内的日光，冲片后整部电影呈现蓝色调。原名过于耸动，沃霍尔索性将它称为《蓝色电影》，企图避开FBI的耳目。

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蓝色电影》不论在叙事或性的呈现上都极具挑衅的意义，与当时道德崩解和性解放的时代气氛吻合，也因此屡遭检警的干预，从单厅放映的New Andy Warhol Garrick剧院撤片。撤片后，沃霍尔以书的形式将《蓝色电影》重新出版，完整保留了影片的静照和对话。

沃霍尔本人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希望拍一部纯粹关于性交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就像《吃》就只是吃，《睡》就只是睡一样。所以1968年10月我就拍了一部Viva

和路易斯·瓦登性交的电影，我称它为《干》。”如同沃霍尔所言，《蓝色电影》某些创作理念的确和他最早期的影片遥相呼应，比如对性交这个状态的呈现，越战等外围话题仅是影片的框架。除了性和个人的解放，沃霍尔的影片很少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有直接的指涉或批判。在同时期的电影中，《蓝色电影》的虚无以及对性的偏执，和贝托鲁奇1972年的《巴黎最后探戈》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只是两者一冷静一感伤，冷静的《蓝色电影》宣告了一个[[1970年[[这个新时代和一种新道德观的来临，感伤的《巴黎最后探戈》则像一首挽歌，提早预示了这个时代的结束。

社会影响

安迪·沃霍尔生前曾扬言，在潮流急转的世代，再当时得令的人与事也最多只有十五分钟的知名度，潮流寿命还比不上用完即弃的纸尿片或安全套！然而，沃霍尔的破格艺术观仍持续影响“后后后后后后现代”的艺术文化取向，虽然他曾自谦地称：“I don’t think my art has any lasting value。”但艺术价值不同艺术价格，它往往超越拍卖行的叫卖，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刺激和衍生出更多艺术生命。

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安迪·沃霍尔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因为安迪的不少影片基本上用不着“导演”这个动作，他的摄影机只是对着某个物体，比如一个熟睡的人，比如，帝国大厦，然后就让他的摄影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运转。不过，他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他把电影手段--特写--发挥到了极限，使之转化成情节和事件，藉此，他恢复了摄影机的原始功能。而他在《帝国大厦》里所创造的刹那奇观亦被以后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我们因此也常常得以在银幕上欣赏到凯旋门、时代广场、金门大桥等诸多建筑物的突然燃亮。

艺术评论

按照安迪·沃霍尔自己的说法，他和文学家杜鲁门·卡波蒂秘密订婚十年，每日一封鱼雁频传，相互以裸照为信物。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处不在的偶像，他对性取向毫不掩饰、招摇过市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安迪·沃霍尔，正因为1960年代席卷一时的波普运动，同性恋成为一种身份标示，连同披头士、滚石音乐、招贴艺术和吸毒场面，作为青年亚文化和地下文化的表现，获得了某种生存权利：波普成为了年轻一代追求新艺术和新生活、反抗艺术权威与社会规范、进入艺术市场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展、前卫展和双年展上，却到处都是安迪·沃霍尔。丝网印刷的四色头像年复一年复制着对安迪·沃霍尔的致敬；几个小时、缓慢的、时间停滞般的电影风格仿佛是安迪·沃霍尔《帝国大厦》风格的回声；还有更多依靠社会出镜率一夜钻营成社会名流者在努力实践着安迪·沃霍尔的生活哲学，他的一句名言被反复引用：“在未来社会，15分钟内，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成功。”安迪·沃霍尔曾说：“人生下来就像被绑架，然后被卖去当奴隶。”

美国现代通俗艺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67年女同性恋者维米莉·苏莲娜刺杀安迪·沃霍尔。安迪·沃霍尔遇刺后一直没有康复，1987年死于外科手术，维米莉被判3年徒刑，她声称安迪·沃霍尔过多压制了她的生活。她曾经被安迪·沃霍尔拒绝发表的作品《泡沫声明》此后多次再版，成为女权主义经典作品。此次刺杀事件被看作是对男权社会所谓最前卫观念的一次冲击与反抗，一次边缘面对主流的毁灭与自毁—看来，边缘并不永是边缘。

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内容与美国社会的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名人崇拜紧密相连，是针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的产物。在沃霍尔的作品创作中，由于他选用题材和创作内容的广泛，作品开始突破以往单一模式，体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其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机器生产式的复制，完全相同的主题元素或者不同色相的主题元素在同一个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

沃霍尔擅长绘画、印刷、摄影之间的跨越使用，不断利用传媒而重复传媒，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

艺术是生活的艺术，生活是艺术的生活。艺术形式与自然界的生命形式具有同构性，安迪·沃霍尔用独到的表达方式诠释了当时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背景下，西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文化观、消费观及其反传统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趣味。

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家通过广泛的艺术探索改变了世人评价世界、生活和艺术的方式，并以此证明生活和艺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艺术不再是少数人享用，而属于普通大众，并逐渐以新的方式从为权贵服务转向为民众服务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说安迪·沃霍尔在波普艺术中的开拓和革新对于现代艺术的多样化和互融性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人物评价

该怎样界定安迪·沃霍尔？波普艺术家？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迷恋浮华时尚的虚荣的人？他甚至同时具有灰姑娘和吸血鬼的人格特质。时至今日，关于他的争议还在发酵。有人认为他以重复、复制为特点的艺术作品不算原创、不值一提。无论争议还将来得多么猛烈，安迪·沃霍尔已经在当代艺术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缔造了真正可以对抗传统的、商业的、消费的、平民的、世界性的艺术——一个消费时代的艺术神话。这不仅仅是指他的艺术作品，更指他的思想、生活和处理艺术的方式。

波普艺术代表人物

在波普艺术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他是美国波普艺术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1962年他因展出汤罐和布利洛肥皂盒“雕塑”而出名。他的绘画图式几乎千篇一律。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玛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在画上重复排立。他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手工操作因素。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形象可以无数次地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对于他的作品，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戏谑地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他偏爱重复和复制。“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他解释说：“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对于他来说，没有“原作”可言，他的作品全是复制品，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画中消除个性与感情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把再平凡不过的形象罗列出来。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恰与杰克逊·波洛克所宣称的他“想成为自然”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画，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实际上，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所传达的是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感觉，表现了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内在的感情。

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是沃霍尔作品中一个最令人关注母题。在1967年所作的《玛丽莲·梦露》一画中，画家以那位不幸的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头像，作为画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复排立。那色彩简单、整齐单调的一个个梦露头像，反映出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

艺术品市场代表人物

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品市场是炙手可热的收藏品和拍卖品，他的作品往往以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成交。他是与毕加索等同级的艺术品市场顶尖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3.8亿美元的年度成交额位居2012艺术家拍卖成绩排行榜首，将毕加索拉下马来。他的作品突出一种嘲讽与冷静。他描绘了简单清楚而反复出现的东西，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最令我们记得的形象符号。沃霍尔打破了永恒与伟大的界限；打破了手工艺品与批量生产、达达艺术和极少艺术、绘画与摄影、画布与胶卷的界限。他给平庸添上悲剧色彩，使悲剧变得平淡无奇。他摧毁了“艺术”形象的等级制度，取消了规定“艺术”的专横界限，他沟通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种艺术。

他有一种直觉，能从数百万大众传媒递送的照片和图像中，找出他所要的那一张绘画原型。在制作完成后，以此表达对机械刻板的现代生活的客观评价，如果有人反感他的绘画，也会反感商业文化。在全球进入商业经济竞争的21世纪，沃霍尔们的波普遗产，不管是对西方还是东方，仍有着巨大的现实价值和特殊意义。2011年2月16日，Andy Warhol的自画像在在伦敦以1,080万英镑（约合1,740万美元卖出），是售前本已很高估价的两倍。

欧洲藏品最为丰富的巴黎美爵艺术基金在2013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当代艺术大师作品中，它推出了1978年的《杰米卡特》彩色肖像、1978年的《毛泽东与电椅》合成丝网印刷作品、《博伊斯洗衣袋》、《鱼》、《54号工作室VIP饮料兑换卡》、1980年的作品《鞋》等多幅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安迪·沃霍尔彻底打破了“越是稀缺的作品价值越高”的惯常说法，他的作品以“重复、重复再重复”为宗旨，但这位波普艺术之王在拍卖市场上的辉煌表现是该艺术流派中任何其他艺术家的拍卖纪录都无法比拟的。

后世影响

沃霍尔辞世许多年了，但他对于流行文化辐射出的影响力或许无人能及。

玩具店里贩卖着沃霍尔公仔；沃霍尔标志性图案印上T恤、卫衣、抱枕、杯垫、年历、明信片；与沃霍尔相关的书和画册在全球书店常销；豪华酒店的泳池底部用马赛克拼出沃霍尔创作的玛丽莲·梦露图案……这简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商业游魂。

不少服装设计师、平面设计师都从沃霍尔所倡导的波普艺术中汲取能量，借用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麦当娜2009年发行的精选集《Celebration》封面就深受沃霍尔影响，她将自己的照片修改成沃霍尔创作的玛丽莲·梦露图案，以此表明那颗愿永做全民偶像的心。沃霍尔高饱和度的色彩搭配甚至成了眼下图像处理软件中颇为流行的一种滤镜，轻而易举就能让图片”沃霍尔化“，给人酷的感觉。

1970年代沃霍尔就曾说：“未来，每个人都能当上15分钟的名人”，预测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数十年后，47岁的苏珊大妈凭借在《英国偶像》里的惊艳一唱，一夜之间风靡全球；20岁出头的李宇春站上《超级女声》的舞台，从一个默默无名的中国学生，成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亚洲偶像，这些超级偶像接二连三证实了沃霍尔的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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