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簇（曾任台当局资政）

个人简历

1936年参加平江县小学毕业会考，获第一名。

1942年毕业于县国立第十一中学，高中毕业会考中又名列榜首。后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政系及政治大学高等科。

1946年高等考试司法官考试优等第一名及格。大学毕业后曾赴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等地工作，兼《扫荡报》及《青岛日报》驻兰州记者。早年历任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推事，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及台北卫戍司令部军法处长，实施军法审判。

1958年留学西德，获波恩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归台后，初任《中央日报》主笔，嗣任“国防郎”顾问兼法规司司长，“行政院法规委员会”及“诉愿委员会”主任委员。

与此同时，执教于政治大学，任教授、法律研究所所长。

1973年擢任政大校长。1977年出任“教育部长”、“反共救国团”主任。年底接替李焕任“救国团”主任暨“中国童子军总会”理事长。

1978年调任“行政院”司法行政部长。1980年改组为“法务部”，续任部长，任内完成审检分隶；建立政府赔偿制度，主任检察官制度，确立紧急拘捕权等工作。

1984年因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而辞职，受聘“总统府国策顾问”，重返政治大学任教。

1988年10月复出政坛，任“总统府秘书长”，为李登辉心腹幕僚。

1990年5月升任第八任“副总统”，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宪政改革策划小组召集人，“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十一、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

1997年8月，在国民党举行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登辉当选为党主席，连战、李元簇、俞国华、邱创焕当选副主席。

2000年5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个人生活

逝世

2017年3月8日凌晨4点多，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李元簇辞世。

人物事件

司法出家

李元簇1923年生于湖南平江，系出名门，少年苦学。1942年高中毕业，在湖南全省会考中夺魁，免试保送至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政治大学前身）法政系法制组。大学毕业后，在甘肃考取法官。抗战胜利翌年，他参加全国司法人员考试，更被擢列最优等第一名，是司法官考试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佳债。当时的“法务部”希望其留京服务，而李元簇却以抗战胜利“台地新复，亟需公正清廉法曹，”毅然自请分配台湾，26岁被派任新竹地方法院推事。不到一年，升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

李元簇岳丈徐世贤当时自“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调升“司法行政部次长”，邀李元簇转任“军法处”副处长。李元簇不太愿以正途出身、前程看好的司法人转入当时多神秘色彩而引人疑惧的军法狭路，但又碍于长者期望，犹豫再三，终于赴任，到职未久即下令逮捕与他有着同乡窗友之谊的贪渎失职的一位军法官。不一年即升任处长。

任职军法处期间，爆出刘自然为美军士官雷诺斯所杀而引发台北群众“五二四”捣毁美大使馆案，李元簇借机将该案审判改为公开，开放民众及美方人员到庭旁听，并允各被告自行延聘律师辩护，神秘的军法系统首次透明地层现于民众眼前。而李元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调任闲职。1958年李元簇辞任，官派德国波昂大学攻读法学博士，3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返台后至《中央日报》社担任主笔。60年代初，蒋经国接掌“国防部”，以“法规司长”一职聘请精通法学并在军法和司法上均具实务经验的李元簇。

而李元簇亦不负所托，使延搁了20年的“国防部组织法”制定完成，并升为“军法局长”，成为蒋经国的三大幕僚之一。数年后，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李元簇随任“法规会”主委，整理多如牛毛且彼此重复的法规。经此，李元簇的治事才干更为当局欣赏，相继出任政治大学校长（1973年）、“教育部长”（1977年）、“司法行政部长”（1978）及“法务部长”（1980年）。

1984年，“内阁”重组，李元簇卸下“法务部长”之职，1985年以“国策顾问”之身重任政大教授，不问政事。直至李登辉继任“总统”后，1988年10月，李元簇被聘为“总统府秘书长”，并得到李登辉的信任。1990年，李元簇当选“副总统”，直至96年卸任，李元簇在“总统府”任职达11年。

严己苛人

李元簇的行事风格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勇于任事，严己苛人。先说他勇于任事。他任“司法行政部长”和“法务部长”6年内，推动了包括审检分隶、“司法行政部”改称“法务部”等不少司法机构的重大变革，建立起赔偿制度及侦查中选任辩护人制度。1982年新竹少年监狱骚乱，他亲自深入狱中与骚乱少年沟通，将骚乱平息。此后，他大力改善监狱设施，致力于狱政现代化。李元簇因任事有成而获“五等景星勋章”。再说他严己苛人。

政大校长任内，他严整校风，不准学生留小胡子和长头发，一度还规定政大学生穿制服上学；禁止男女学生在校内牵手；半夜里，他会带着校警突袭教员和学生宿舍，捉拿打麻将聚赌人士，也会手执电筒搜索草本花丛里有无幽会的男女学生。由于要求苛严，他在政大任教期间，竟没有研究生找他当指导教授。他出掌“教育部”时要求同仁准时上班、推迟下班，“教育部”一时变得很有纪律。李元簇待人不宽，故常常招惹非议。他在“司法行政部”、“法务部长”任内，属下的首席检察官到他办公室，都得站着讲话，从不请人坐下。听到对方讲得不妥，他会直斥“狗屁”。

跟他同龄的“高检处”首席检察官曹德成常挨骂，弄得提心吊胆神经紧张。有一次曹从“部长室”出来，还没来得及走回办公室就心脏病发一命呜呼。他任“总统府秘书长”期间，为避免提名审查作业受到干扰，对于官场中向来讲关系的习性，李元簇明言：“提名过程中，我不见这些人!”不管李元簇如何“公正、客观”，人事问题最后还是要李登辉拍板定案，所以当时出现了许多用人失当之事。

对李元簇作风不满的法界人士认为，他自视过高，盛气凌人，拍桌子、瞪眼、摔公文、叫骂，令人无法消受。1990年3月间，当时的检察官刘鸿儒即曾公开投书报纸，指李元簇固执不纳他人建言，必将败坏事功，有损公益。不过维护他的友人及部属则指出，“他求好心切，总觉得每个人都该像他一样敬业”。

退出官场

虽然李元簇是李登辉倚赖的重臣，但对李登辉的一些裁决及国民党的一些“新走向”也不完全支持。一位重量级人士透露，李登辉主导“修宪”，将“总统”选举方式由“委任选举”急转为“直接民选”时，身为国民党“修宪策划小组”召集人的李元簇并不赞同。为主持“修宪”，李元簇曾遭到党内不少批议。到了1997年，李元簇坚辞党内“修宪小组”召集人的职务，拒绝再为“冻省”背书，对同乡的宋楚瑜深表同情。1998年8月，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中强烈质疑党内为何设计“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问题卷，并对“国民党两岁”的说法深表不满。

李元簇反问“难道国民党是美国来的?还是日本来的?”怎么能以“台湾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来做为族群分类的选项?李元簇说：“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他心目中认定的最重要目标，乃是“光复大陆、统一中国”。而对曾宣布“不再竞选连任、要与李副总统一起退休”的李登辉违背前言继续宣布参选“总统”，李元簇也不表支持意见。国民党非主流派大老郝柏村等人，不仅从未对李元簇口出恶言，反有几分敬重之意，这与他们对同样为李登辉“跑腿”的蒋彦士大不相同。

不过，李元簇也从来不曾因为自己还能在非主流人士面前说得上话而扮演起李登辉说客的角色。政权轮替后，李元簇虽没有办理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但仍相当关切国民党发展，李元簇探望病中的连战时曾表示，“国民党要站起来，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李元簇卸任“副总统”后婉拒出任李登辉安排的“国大议长”和“司法院长”的职位时曾说过，在考量人生重大决定时，固然有许多利弊得失值得考虑；但最重要的是考量有些事情的“基本原则”，“有些职务要我作，我愿不愿意还要考虑”，“我控制在我自己手上，我不控制在人家手上”。

李元簇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为自己最后的从政历程，写下了清晰的注脚。纵观李元簇的仕途生涯，可谓几起几落，升迁时运不可挡，令人跌破眼镜，乃至引发政争；卸任时毫无怨言，绝不恋栈，甚至激流勇退。当时李元簇卸任“法务部长”时，蒋经国希望将来重用台籍人士管理台湾，因此，1984年“内阁”改组，他“理所当然”地下台，平平和和地去政大教书。当李登辉安排他任首届“国大议长”时，李元簇淡淡一句“相逢互道休官好，林下何尝见一人”，更是道尽他退休后远离官场名位的恬淡心境。

他说他婉拒“国大议长”职位的决心早就作了。1949年他一个人提着一只箱子到台湾来时，没有任何朋友和亲人，一辈子能从法官、教授、校长到两任“部长”、“副总统”已经很够，现在退休很满足，没有必要再留在官场。1996年5月20日，卸下“副总统”职务的李元簇，顶着国民党副主席的头衔，悠然隐居于远离台北喧嚣的苗栗头份这处山明水秀、言语、习俗都与湖南家拿大同小异的镇子，登山健身，寄情山水，浸淫农艺，种花养兰。

李元簇平日轻车简从，座车凯迪拉克并不常开出门，穿着朴素，民众常可在夜市、小吃店看到他身着中山装的身影。对于社区里的活动，李元簇也相当关心，他家附近土地公庙、万善祠大拜拜时，不管哪位邻居做炉主，他也会请家中总管送礼金过去。李元簇的两个儿子，一在台北，一在海外，自从1998年1月与他结发50载的夫人徐曼云女士过世后，他就一人独居在头份，每天自己煮饭、洗衣，他有一手独到的烹饪技术，最拿手的是砂锅鱼头和蒸臭豆腐。

尽管如此，隐居乡间、淡泊自在的李元簇还是被政治忘不掉，不仅宋楚瑜、连战仍与李元簇保持联系，陈水扁、吕秀莲当选后也曾分别亲自登门拜访。去年被陈水扁“热情”征召以“陈水扁代表”的身份出席上海APEC非正式领袖高峰会，李元簇不会不清楚陈水扁的居心。与陈水扁理念相左又不具财经专长的他，面对陈水扁的征召，初步首肯但仍低调地表示“应该还有更适合的人选”。

李元簇障碍

2001年10月，陈水扁决定指派前“副总统”、“总统府资政”李元簇以“特使”身份，参加10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严重违反APEC的有关规定，图谋未能得逞。10月19日，台“外交部长”田弘茂宣布，台湾缺席本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台湾当局对派代表出席本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早有打算，2001年初曾扬言要让陈水扁出席，到了5、6月间又酝酿打“李元簇牌”。李元簇是前“副总统”、现“总统府资政”，如果能让他出席，不仅可以突破台湾参加APEC活动的代表必须由经济官员担任的惯例，而且还能提升出席官员的层级，借此彰显“台湾的主权”。

所以，台方在明知陈水扁不可能与会的情况下，宣称陈水扁非去不可只是一种策略，其真正意图是要让李元簇出席。如果大陆同意了，台湾就会借此大肆宣扬所谓的“突破”；如不同意，就指责大陆对它刻意打压。台湾当局部署此局极为保密，知情的人不超过5个。

中国台北派代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早就形成惯例。中国台北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完全是台当局一手造成的，但它却把大陆依惯例审核与会代表资格的做法称之为“打压”，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早在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就同APEC各经济体就大陆、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后改为“中国香港”）三方加入APEC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明确指出，中国是主权国家，中国台北和香港只能以地区经济体名义加入，并规范中国台北只能派出与APEC宗旨有关的、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级官员出席“部长会议”。

此外，台“外交部正副部长”不得参加APEC“外长会议”，台湾不得主办只有主权国家才能主办的APEC会议。1993年，APEC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申了1991年《谅解备忘录》的立场，并要求主办国要通过礼节仪式的安排，凸显主权国家与地区经济体的差异。从1994年到2000年，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国都按1991年《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只邀请具有经济背景的台湾“部长”级官员。所以，台湾方面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代表，无论人选如何变化，其身份都是“经建会主委”或“委员”，这已形成一种“惯例”。

而此次台湾指派的代表李元簇既不具备经济背景，又是前“副总统”，显然违背了这一惯例。缺席责任完全在台当局，台当局提出李元簇这个人选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就明确表示，根据APEC《谅解备忘录》，台湾方面应该派负责经济事务的相关负责人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实际上是在顾及台湾面子的情况下告诉它应派身份适当的官员与会。但是，台湾当局的回应却极为僵硬。台湾当局见李元簇以前“副总统”和“总统府资政”的身份出席不成，又打算临时为他挂上“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与会，结果这一打算也落空。

对此，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指出，如果台湾当局能按照十多年来APEC在各国举办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惯例，特别是根据1991年《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处理，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台湾当局在背后还有微妙的政治图谋，并有特别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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