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惠（原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人际关系

张景惠共娶有七位夫人，以进门先后为序，到最后仅存第六、七两夫人。

第一夫人是台安原籍的结发夫妻。生下一男、一女，儿子患梅毒，鼻子被病菌蚀掉，鼻孔朝天，虽有妻妾，亦未能生育。女儿嫁与商人王子圃。

第二、五两夫人过世较早，其事不详。

据说第三夫人才华出众，精明强干，主持家务有条不紊。不单张景惠器重她，即合家上下以及亲戚朋友亦莫不尊敬，主事公道不偏，作风正派严肃，姨太太们都怕她，未生子女。

四夫人，只知道她是青楼出身。凡堕入青楼者均有一段悲惨的历史。四夫人聪慧过人，在班子里学会了大鼓书，且能清唱几段京剧。亦当地平康里中之名妓也。随张景惠从良，做了官太太亦颇为惬意，方庆身有所托，可以偕老终身。未料这个登徒子的丈夫，偏偏接二连三地往家输入新货，张景惠喜新厌旧，更得新忘旧。获宠的新人，将张景惠独占。不许其越雷池一步。

好端端的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兴致勃勃欲念正炽的女人，怎堪秋扇捐弃如敝屣的痛楚？呼天不应，叫地不理。索性将爱焰与欲火一并扑灭，索居不出。与人隔绝。张景惠派来男女各一，名为侍从，实则监视。此二人默默地为四夫人煎汤熬药，送茶端饭，从未懈怠。四夫人性和善，视二仆甚亲。渐渐博得了二仆特别是男仆的怜惜之情。四夫人对这个无邪的青年人亦甚爱喜，但无他意。而在女仆的串通与怂恿下，主仆二人却产生了爱慕之情，竟至发生了肉体关系。

在哈尔滨住的是楼之角，甚僻静，不易外泄，故无人知晓。以后张景惠迁居长春，全家住进了新华旅舍。在大庭广众之间，二人隐情卒被人窥破。继而六、七夫人搬到平治街新居，而四夫人则回沈阳市旧公馆，窃喜从此可以双宿双飞，尽情欢聚。岂知好景不长．其丑闻竟传至张景惠耳边，随着闺中的加油添醋，使张景惠暴跳如雷，非置二人于死地不可。

古人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个军阀出身、杀人不眨眼的“凶神”，又经过一番考查核实，便派出心腹到沈阳去结果淫妇奸夫的性命。被派的人临上火车，忽然心痛卒倒，反悔不去。此人是照顾二少爷的，也认为不合适。遂改派别人前往。男仆闻讯，来不及搭救四夫人，仅得身免，只身潜逃。据说四夫人正在梳洗，被人从脑后连击两枪，当即殒命。随后由长春派王副官到沈阳处理善后。四夫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了却了她一生。这是封建军阀、卖国汉奸的如实表演。毒辣残酷，令人发指！张景惠晚年每日念经写经，好象在忏悔。

六夫人是台安县的女学生出身，模样窈窕，是百里挑一的美女，娶她为了生儿育女延续子嗣。

七夫人是天津唱京剧老生的名伶，芳名叫徐芷卿，虽非绝色美人，但英姿飒爽，有须眉气概，使张景惠一见倾心，遂以重金礼聘，金屋藏之。徐氏聪明伶俐，亦识体统，进门后侍奉三夫人殷勤、礼貌，无微不至，是以甚得三夫人的赏识和欢心，尤其使张景惠大为欢喜的是抢在六夫人之前早生贵子。三夫人临终遗言，挟七夫人为正室。三夫人死后，徐芷卿担起主持中馈之任，在家里当然说一不二。对外，自张景惠任伪总理后，徐芷卿亦随之水涨船高，任伪满洲国国防妇女会长，活跃在所谓贵妇人中间，大出风头。

六夫人后生一子，名叫张绍兴。

徐芷卿生子女各一，三人仍健在。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1906年，张作霖任后路巡防营统领，张景惠也随之升为管带。

1910年，张作霖指示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以现任管带身份进入奉天讲武堂学习，并让张景惠随时将奉天军政动态报告张作霖。民国初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张景惠任该师团长。

1917年，汤玉麟因张作霖重用王永江而与张作霖交恶时，张景惠最终站在张作霖一边，升任第53旅旅长。

1918年2月，张景惠率53旅劫持了直系从日本购置的一批军火，先后增编7个混成旅，张作霖提升他为暂编奉军第1师师长，随后被任命为奉军前敌湘西司令。

1918年8月，张景惠侦知杨宇霆与徐树铮相互勾结，用奉军名义，私自招募新兵4个旅，发展个人势力，密报张作霖，遂使徐、杨被逐。张景惠升任奉军副司令，代表张作霖常住北京。

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又发表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陆军16师师长。

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被委以重任，担当奉军西路总司令。但他战无决心，行动迟缓，整个战局因西路溃败而败。战争结束后，张景惠寓居北京，直系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新设全国国道局，特任他为督办，张作霖深恨之。1925年冬，张景惠因母病故，不敢奔丧，求张作相、吴俊升说情，张作霖乃准其回籍治丧。

张景惠回来先到奉天，见到张作霖就痛哭流涕、叩头谢罪。张作霖原谅了他，委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奔走于京、津之间。1926年以后，先后任陆军总长、实业总长。1928年6月4日，随张作霖返奉，身受重伤。

1928年底，张学良任用他为东省特别区长官。因与张学良相悖，遂在东北易帜后，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九·一八”事变，公开投敌，先后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军政部总长、满洲国务总理大臣等职。“八·一五”光复，被苏军逮捕，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送别张作霖

张景惠对张作霖的忠心，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得到了体现。

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因元帅林正在建筑，尸体就暂厝在帅府院子里。“九·一八”事变后，张家人撤到关内，日本人占领了大帅府，便把张作霖的棺材移到珠林寺停放。这一放就是六年，可怜生前风光无限的张作霖死后孤零零地躺在荒凉的珠林寺，没人看管，连点香火味都享受不到。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不忍把兄弟如此凄凉，便张罗给张作霖下葬。日本人也琢磨，张作霖的尸体长久停放在珠林寺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便同意让张作霖下葬。张作霖老家海城的乡绅听说要安葬张作霖，联名上书，请求将张作霖安葬在海城。在奉天的张作霖当年的老部下，也纷纷出面，请求把张作霖安葬在已完工的元帅林。报纸上也刊出一些呼吁文章，吁请“伪满洲国”当局给张作霖风光下葬？日本人一看，张作霖的下葬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不由得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哪里是下葬，简直就是回光返照，借尸还魂！日本人本想收回成命，让张作霖烂在珠林寺算了。可又一想，国际舆论、民间呼声也不好完全视而不见。日本人为此左右为难，头痛不已。

就在日本人拿不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时，张景惠出了个主意：把张作霖葬在锦县驿马坊。这锦县驿马坊，埋着张作霖的母亲和原配夫人赵氏，也算是张家的家族墓地。张景惠的建议让日本人眼前一亮，这驿马坊地处偏远，没有元帅林那么扎眼，也不像海城离奉天那么近。把张作霖葬在这里，基本上隔绝了他在老窝——奉天和海城的影响，对国际舆论和东北老百姓也算有个交代。所以，日本人马上同意了张景惠的建议。

下葬地选好了，可由谁操办却又成了问题。由“伪满洲国”的名义显然是不合适的，伪满洲国原本就是赶走张家后建立的，如果再由其操办，有猫哭耗子的嫌疑。日本人在这时候更是不会接手，这时日本人想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协和会”。由“协和会”来办张作霖的葬礼再合适不过。当时“协和会”的会长恰巧是张景惠。于是，日本人便把张景惠推到前台，以张作霖把兄弟的身份来张罗。

当年在洮南结拜时，张景惠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全权操办“老疙瘩”的丧事。而张作霖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命归九泉之下时，这些结拜兄弟已天各一方，汤玉麟、张作相在关内，冯德麟、吴俊升、孙烈臣已死，马龙潭誓死不与日人合作，就剩下一个形单影只的五哥给自己送葬。

按日本人的意思，张景惠给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既不算隆重也不算简单的葬礼。一切准备就绪，却找不着打幡的人。按中国的习俗，打幡必须由儿子来，可张作霖的八个儿子此时都不在关东，这可急坏了张景惠。像张作霖这样的大人物，下葬时总不能连打幡人也没有吧？无奈之中，张景惠找到张作霖大姐，请她的儿子、也就是张作霖的外甥来给他打幡。

1937年5月3日，张景惠以“协和会”的名义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了规模还算可以的“慰灵祭”。“慰灵祭”结束后，平板车载着张作霖的棺材，浩浩荡荡地去往奉天车站。然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列直达石山车站，将张作霖下葬在驿马坊，墓穴选在张作霖原配赵氏的墓旁。

在张作霖的灵前，张景惠说了些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想象得到，面对被日本人炸死的把兄弟，当了日本人走狗的张景惠，大概也不好意思夸耀什么。

伪满总理

当“总理”，有时真糊涂有时假糊涂

“伪满洲国”的首位“总理”是郑孝胥，但郑孝胥只干了不到两年，便因言获罪，被日本人免了职。时任“参议府议长”的张景惠，接任“总理大臣”。张景惠在“总理”任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可称为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

张景惠何才何能，能在风雨飘摇的“伪满”政坛上屹立不倒？本庄繁和土肥原贤二在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一语道破此中奥秘：“(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张景惠也确实如日本人所说，做事毫无主见，一切唯日本人之命是从。张景惠对日本人的奴颜婢膝，是个十足的、彻底的大汉奸，彻头彻尾的败类！日本人要啥给啥！为了支持日本人侵略中国，张景惠连国务院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都卸下来给日本人造子弹了。

有一次，张景惠在家看见报纸上一条醒目的标题：张景惠将访问朝鲜。张景惠吓了一跳，心里直犯嘀咕：“妈的，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秘书官、日本人松本益雄，张景惠装出很随意的口气：“松本先生啊，我刚才从报纸上看到访问朝鲜的事，请问是否真有其事啊？”

松本毕恭毕敬地回答：“总理阁下，我因公务繁忙，未向阁下提及，访问朝鲜的事是吉冈先生定的。”

张景惠小心翼翼地问：“那具体安排是怎样的呢？”

松本还是十分客气：“日期定在20日，请阁下放心，一切我都会替你安排好的。”

张景惠应道：“好好好，一切听松本先生的安排。”

张景惠轻轻地放下电话，偷偷地看了一眼窗外，骂道：“我操你八辈祖宗，小日本鬼子！”

骂归骂，张景惠还得乖乖地“率”团出访朝鲜。

1943年11月5日，东条英机纠集召开了所谓的“大东亚会议”，张景惠和伪南京政权的汪精卫都参加了会议，还有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度等被日军侵略国的代表团，这些国家都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孩子国”。

会议在东京召开，为此东京夜间全市不见光，彻底防空。虽然东京当时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但对开会的外宾，宴会的烟酒都是外国的名牌货。会议发布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日本发动的是“圣战”。东条英机除了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了一番粉饰歌颂外，还要求亚洲各地区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合作，以圆“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会上，张景惠甚至建议，这样的会议要每年开一次。讽刺的是，此时日本的侵略战争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70万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合众社》曾报道了这么一件事：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时，溥仪领一些重要官员出逃，张景惠率领余下的官员前往迎接。苏军军官想从张景惠口中得知溥仪和日本顾问的下落，便问他：“你知道溥仪和他身边那些日本人去哪了？”

张景惠答道：“不知道。”

苏军军官又问：“长春一共有多少日军，现在都在哪？”

张景惠还是回答：“不知道。”

苏军军官极其恼火，堂堂“总理”怎么连长春的驻军都不知道？便拍着桌子，厉声问道：“那你知道你究竟有几个老婆？”

张景惠回答说：“三个，嗯……两个……不对，好像是三个。”

苏军军官忍无可忍，戏弄道：“你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张景惠挠着头，看了看窗外，说：“今天是晴天。”

人物轶事

被苏俘获

1950年8月1日，被苏军俘获的张景惠乘坐火车，经过一昼夜的疾驰，抵达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在这里，苏联方面将张景惠移交给中方人员。从此以后，张景惠被关押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在战犯管理所，犯人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政治时事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念报纸或者读毛主席著作。张景惠最为关心的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起初，他对报纸上刊登的中朝军队获胜的消息，持怀疑的态度。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认为报纸上说的都是实话，没有欺骗他们。他不止一次对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真是了不起，连打败小日本的美军都能战胜。美军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有能耐。”

管理人员对张景惠在生活上很是优待。当时已经年逾八十，全口无牙，咀嚼食物困难，吃东西很不方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战犯管理所专门请牙医给他镶牙。还特地为张景惠准备“流食”，每日五餐。张景惠对此深受感动。曾对人感叹说：“政府对我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还无微不至地照顾，让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唱《东方红》

1955年3月，贺龙元帅和聂荣臻元帅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贺龙元帅向张景惠询问了学习和改造的情况，在大名鼎鼎的贺老总面前，张景惠像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

贺老总问：“你今年多大了？”

张景惠一个立正：“报告首长，今年84了。”

贺老总接着问：“听说你改造的不错，还学会了唱歌，你能唱唱《东方红》吗？”

张景惠听后，也没推诿，就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虽然不好听，但唱得很是认真。

1959年病逝于战犯管理所。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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