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著有《资本主义与自由》、《消费函数理论》、《自由选择》等。获1951年约翰·贝兹·克拉克奖，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88年国家科学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

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 犹太人家庭，父亲是耶 诺·绍尔·弗里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萨拉·埃特尔·兰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两人从 奥匈帝国（今 乌克兰一带）移居美国，在当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

他的三个姊姊包括：蒂莉·F·弗里德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伦·弗里德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丝·弗里德曼（Ruth Friedman，1921年-？）。高中时，弗里德曼父亲逝世后，举家搬到 新泽西州的罗威市（Rahway）。

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拉特 格斯大学。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大硕士毕业。上第一堂 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 罗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身不渝。

弗里德曼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 比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敢跟他辩论的人。

当弗里德曼病逝时，罗斯说：“我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了。”

毕业后，他曾为 罗斯福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划。辗转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返回芝加哥后，获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论及计算》论文。为美国国家 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1940年曾完成一书，指医生的垄断局面导致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牙医，引起局方争议，令该书要在战后始能出版。

弗里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了一小段时间，但由于在经济学系里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挠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门工作。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 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 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协助推广预扣所得税制度。1943年至19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1945年，他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乔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苏达大学任职，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颁发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 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

随着时间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大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借着经济史论家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的协助，发表影响深的《美国货币史》鸿文。他在书中挑战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 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

他接着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这30年里他将芝大经济系形塑成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 芝加哥经济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 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3年至1954年间以 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 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 凯斯学院任教。从1977年开始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 胡佛研究所。弗里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国的 国家科学奖章。

他通常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 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后来他在2006年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 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著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 加里·贝克形容，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 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他亦是极出色的 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雷鼎鸣形容弗里德曼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

弗里德曼是学术世家。他妻子 罗丝是经济学家，其妻兄长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学声望显赫的法律学教授。弗里德曼育有两名子女，包括女儿珍尼·弗里德曼及大卫·弗里德曼，大卫本身是 无政府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学者。大卫的儿子Patri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006年时在Google任职。

他于2006年11月16日在 旧金山家中因心脏病发引致衰竭逝世。

奖项

1951年： 约翰·贝兹· 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

1976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8年： 国家科学奖章

1988年： 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弗里德曼最知名的理论，是他提出的货币供给作为决定生产价值基准的因素， 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自于货币供给量的主张。货币主义是现代经济学在货币数量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这种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6世纪 西班牙的 萨拉曼卡学派，弗里德曼的贡献则是现代化了这种理论，将其推广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货币学说。他在1963年与Anna Schwartz合著的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检验了美国历史上货币供给和 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他们得出了惊人结论：货币供给一向是经济活动起伏的唯一影响来源。又或者如同美国 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 本·伯南克在2002年庆祝弗里德曼90岁生日时所描述的：“有关大萧条，你是正确的，我们（联邦储备系统）当时的确做错了。我们真的很抱歉。”David Meiselman在1960年代进行的几次研究显示了货币供给在决定经济投资、以及政府开销在决定消费及生产总额上的角色是至高无上的。弗里德曼的观察研究和一些学说进一步推展了这种结论，主张货币供给的改变是影响经济生产的首要原因，但长期的影响则是由物价水平决定的。

弗里德曼对于消费层面的分析也相当知名，亦即他在1957年提出的恒常所得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这个理论被一些经济学者视为是他在 经济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贡献。他其他重要的贡献还包括了对 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以及他提出的失业率的自然比率的概念（1968年）。这些学说都与货币和金融政策在对经济的长期及短期影响上有关。在统计学上，他则创造出了知名的弗里德曼测试。

弗里德曼的论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年）则替他稍后几十年的研究方法论架构了模型，并且也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要框架之一。他主张经济学身为一种学科，应该免于客观的价值衡量。除此之外，一个经济理论有用与否，不应该是以它对现实的描述（例如头发颜色）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应该以它能否有效作为对未来情况的预测为基准。

弗里德曼去世两年后， 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不少人指责先前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海啸成因之一，弗里德曼也被指难辞其咎。 而支持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则反驳说， 次贷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酿成次贷祸根的 房地美、 房利美属于政府资助型企业（GSE,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而并非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过错。

历史验证真理

1. 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鼓吹“ 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一个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由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遭到当时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

2. 时代不同了，数十年后，历史终于证明了这位经济学伟人，承认他与 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 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 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 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 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极力鼓吹 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反对 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 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 货币政策依据。在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用于考察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试图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

由于在"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引自《 政治经济学大词典》/ 张卓元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2，第926--928页）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所遗忘的时候。他是一个学术界的自由斗士，在没有比他更忧郁的"忧郁科学(资本主义社会中讽刺经济学的说法)"实践者。

美国总统布什：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他的工作证明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他的著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效帮助央行维持经济稳定，也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座标，不管是在职业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没有他的存在，我的生活会是完全两样的。

美国财长保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永远属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行列，他在经济与政治自由的联系方面的创新理念，为当今世界的繁荣和金融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论对手、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个巨人，在推动美国经济自1940年顺利发展至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他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拥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将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提并论。弗里德曼始终对凯恩斯心怀敬意，尽管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凯恩斯。

此外，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不同，弗里德曼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文献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之间，保持了连贯性。1966年至1984年间，他每隔两周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的专栏，乃是运用经济分析阐明当下事件的典范。

从简单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寻味的结论

弗里德曼的赞赏者与批评者都指出，他的世界观本质上很简单：坚定信仰个人自由，深信自由市场是协调个人活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他的闪光点在于能够从简单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寻味而出人意料的结论。我从读者来信中得知，弗里德曼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愿意说出其他许多人想到、但不敢说出来的逆耳忠言。然后，他还会继续捍卫这些主张，对抗“经济正确”（economic correctness）的强大势力；而在捍卫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他几乎是无意识地增长了知识。

有人曾想把弗里德曼贬低为右翼共和党人，但弗里德曼对各种激进事业的拥护，使他们打消了念头。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最初遇到的英国市场派经济学家信仰个人自由的主张，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直到我遇到弗里德曼，得知他花在游说抵制美国征兵制度上的时间，比其它任何政策课题都要多时，我才开始认真看待市场派经济学家们言论的广泛哲学意义。

弗里德曼对传统的反叛，经受了岁月的流逝。他认为，禁毒法律无异于政府为有组织犯罪提供补贴。即使是在金融领域，他赞成将指数化合约和税收等作为减轻通胀损害的手段，这让他无法得到传统保守派的钟爱。

但是，弗里德曼采取这些立场，并非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政治平衡，而是遵循理性辩论的结果。与同样赞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不同，他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揭示可能深藏在代代相传的态度、规定和偏见中的真理。

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

弗里德曼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这位身材矮小的健谈者，更喜欢说而不喜欢写，面对电视仿佛如鱼得水。他在与妻子罗斯(Rose)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添加了很多没有出现在电视版中的细节内容。但书中没有系统的论文，只有一些整理成文的演讲注释，概括了“弗里德曼经济学说”和“弗里德曼货币政策学说”。

被弗里德曼意想不到的魅力所折服的人，有时会低估他的决心。当有人怀疑他的信念时，他不会作出丝毫让步。尽管他秉性谦虚，在本质上信奉民主，但他也有普通人的一面 ―― 他在下半生意识并喜爱自己的盛名。

乐观的美国人

他对政治程序的态度，和那些批评现有制度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者是一致的。这些人认为，议员们在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治市场追求自身利益，在这个市场，代表地域和行业特殊利益的集团以公众利益为代价得到好处。但弗里德曼深信，理性与劝说的力量，总能战胜理论上的疑虑。虽然他偶尔也会对自由的前景表示担心，但这类不祥的预感更多还是属于他在“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结识的中欧人。弗里德曼本人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乐观的美国人。

早年生平

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可说是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他1912年生于纽约一个贫苦的移民家庭，父亲在他15岁时就去世了，但他仍得以到罗格斯大学（Rutgers）和芝加哥大学就读。上世纪30年代，他先后供职于各种研究机构，并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建立了联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81年，该机构为他一些最重要的工作提供了资助。

1938年，弗里德曼与罗斯·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结婚。罗斯本人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一些较为通俗的著作的合著者。亲密的家庭关系是他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在他的家庭圈子中，妻子的哥哥艾伦·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也是一位经济学家，虽然著述不多，但他的学识在弗里德曼的圈子内备受重视。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 (David)最初不想子承父业，于是当了一名物理学家，但他最终发现社会经济学主张的诱惑太大，无法抵挡。对于戴维选择进入“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领域，宁愿在这一领域探索，也不愿回归传统左派经济学道路，父亲弗里德曼表现出高度的容忍。

二战期间，弗里德曼不仅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供职，还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于1946年成为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弗里德曼最早从事的是数理统计工作，他帮助开创的一些统计方法，例如抽样法，一直延用至今。

他首部受到广泛欢迎的著作于1945年出版，是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合著的对独立职业活动收入进行的研究。两位作者发现，国家控制进入医生行业的人数，使医疗费用高企，损害了患者利益。这些发现一直让医生们不适。

弗里德曼的第二部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于1953年出版，其中包含一篇有关方法论的著名论文。尽管许多经济理论中对人性过于简单的看法，令其他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尴尬，但弗里德曼的个性意味着，他是不会对此表示歉疚的。他宣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成效，取决于其产生的预测成功与否，而非其假设在描述上是否逼真。

关于树叶分布的命题

他的一个著名例证是这样一个命题：一棵树上树叶的分布，是为了追求落在树叶上的阳光面积的最大化。该理论的价值取决于树叶的分布是否符合这种预测，而不取决于树木是否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

这篇论文引发的争议至今仍在延续，想必其消耗的纸张已导致大片森林被砍伐。但弗里德曼把发表的宣言留给他人去争论，自己更关心的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同样，在后期倡导资本主义的论述中，他陈述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列举出佐证，但终究没有去探讨自由、公正和国家等方面的理论。

弗里德曼的方法，为许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学术捍卫者带来一缕新鲜空气。这些学者以前感到，相对于宣称自己符合未来潮流、希望用自己的方法规划和干预经济的计量经济学家和其他定量研究人员，自己就像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今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任何年轻怪才相媲美、而且脚步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快的人，这个人站在自由市场的一边，实际上，他比其他多数支持者都更加没有保留和顾虑。

尽管弗里德曼的政策观点当时不受欢迎，但他与战后的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s）说着相同的语言，将时间序列引入方程式中，为研究“货币需求”函数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的确，他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修正货币与价格关系的古老真理、以及国家试图通过增加支出而实现充分就业的徒劳性的古老真理，就只能“披上现代统计的外衣”。

弗里德曼在剑桥

我初遇弗里德曼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剑桥大学（Cambridge）读二年级，他则在这里担任客座教授。不幸的是，我不得不与另外一位学生分享他的指导，而那位学生很容易就会把他引入一般的政治谈话之中。有一天，弗里德曼来得很早，开始阅读桌上放着的一本《费边论文集》（Fabian Essays）中萧伯纳（Bernard Shaw）的文章。他说道：“开头几页有三处错误。”他指的是萧伯纳对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误解。萧伯纳以为，自己能够在这一领域为读书没他多的费边社同僚提供一些指导。

尽管弗里德曼极富魅力，但我也从他那里遭到了平生最大的奚落。他向我提及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后来的美联储（Fed）主席）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称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实际上是一位出色的总统。我对此表示惊讶，弗里德曼回答道：“首先，伯恩斯更了解艾森豪威尔。其次，就算了解程度相同，我还是更愿意接受他的观点，而不是你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更知名的是对浮动汇率的提倡，而不是货币主义。当时市场普遍对美元短缺的假象感到担忧，而弗里德曼认为，这完全是由于欧洲和其它地方的汇率过高。“的确，”他会说，“英国缺少美元――这就和每个美国公民都缺少美元一模一样。”他笑到了最后，因为在短短几年内，美元短缺的假象就变成了同样神秘的美元过剩。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弗里德曼在剑桥经济系（Cambridge Economics Faculty）期间，一直被恶意排挤在许多学术生活之外。例如，当时有一个讨论资本理论的名称怪异的“秘密研讨会”。本来，如果让弗里德曼来解决一些数学难题，揭示本质，可以为这个研讨会提供极大的帮助，但是他却被排斥在外。

最让弗里德曼寒心的，是经济系中某些与他持有相同理论观点的人的狭隘态度。已故教授丹尼斯·罗伯逊爵士（Professor Sir Denis Robertson）就是其中之一。罗伯逊爵士始终对凯恩斯持保留意见，而且倡导直到几十年后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零通胀政策。但是让弗里德曼震惊的是，罗伯逊爵士为“郡县农业委员会”（County Agricultural Committee）的权力进行了积极辩护，认为它们有权踢开它们认为效率低下的农民。于是，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对英国经济学创立者的崇敬之情平添了几分困惑，对如此多当代英国人打算维护的观点感到费解。

“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与货币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弗里德曼主要致力于对经济学观点进行经验主义验证。他的主要成就是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这是在他1974年荣获诺贝尔奖时提及得最多的一部著作。他的调查起因于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数据似乎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率也会增加。但是，时间序列（time series）数据显示，长期储蓄率的变动要小得多。对这个谜题的解释是，支出和储蓄决策取决于人们对自己长期（“永久”）收入的看法；人们往往不会根据短暂的收入变化对支出和储蓄进行调整。

这些发现至少包含弗里德曼推崇的两层含意。一个是，资本主义最终不会因为消费不足而出现停滞不前的长期趋势。另一个是，财政微调会非常困难，因为消费者会忽略政府预算收紧或放宽导致的暂时性可支配收入变化。的确，英国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1994年的增税措施没有产生人们广泛预期的衰退后果，这正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在融合理论与数据方面如此彻底而又令人信服，说服了许多不赞同其政治含义的经济学家。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弗里德曼才发展出货币主义学说，并因此一举成名。他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公众持有这种资产的意愿取决于收入水平、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如果货币供应增加，那么最初的效果将会是提高实际产出和收入水平，但最终的结果将是或多或少地按比例提高价格。这就是著名的“长期、多变的滞后” （Long and Variable Lags）：一般情况下，需要9个月才会对实际产出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再过9个月，对价格的主要影响才会体现出来。这些时间周期经常被引用，也经常被嘲笑，但它们并非弗里德曼的核心思想。

反货币主义者通常的反应是，货币供应会对薪资膨胀或政府赤字等事件做出被动调整。尽管虽然这种现象有时会出现，但弗里德曼需要确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货币扮演着活性剂的角色，无论原因是黄金流入、官方放松货币政策，还是试图维持某一特定的汇率等。

货币历史和货币主义

弗里德曼曾在一本书中力求全面展现货币的积极作用，那就是《美国货币史，1867年至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该书由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于1963年出版。这是弗里德曼的技巧之一，他总能为某项具体的工作找到一位恰当的合作者。《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的一项杰作。书中几乎没有公式，即便是对书中提出的学说持反对观点、或是对其漠不关心的人，将本书作为历史书来研读，也会为他们带来愉悦，并从中受益。本书符合弗里德曼的一贯特点，其本意是如实记录美国的货币供应历史，结果却找到了如此之多的问题，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新材料，其较大的篇幅本身就多多少少说明了这一点。

这两位作者后来采用了基于方程式的更正式的方法进行研究，关注于周期平均值，并涵盖了英国的数据，但却没有那么成功。两位作者遇到了诸多障碍，研究结果直到1982年才出炉；他们自己也承认，实在不值得付出这么多努力。他们尤其后悔花时间对英国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没有为他们带来多少新的突破。围绕这本新著作的学术辩论又过了近10年才展开，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反撒切尔（Thatcher）势力试图将弗里德曼批评者的分析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总有一天，内情将会曝光。

弗里德曼做出的政策结论是其著名的货币供应政策：年复一年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他承认，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从货币主义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但是，随着金融资产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对货币的不同定义，几乎所有的货币主义策略都遭遇了困境。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货币主义学家指责美联储（Fed）政策过紧，压制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其它货币主义学家则批评美联储扩张过快。

弗里德曼本人有时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无论一家央行做什么，都是错的。若想得到他的青睐，央行不仅要追求货币目标，而且在追求目标时还要采用一种名为货币基础控制（monetary base control）的特殊方式；当美联储1979年至1982年期间尝试采用这种方法时，外界谴责它把作用机制弄错了。

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取舍关系

一些经济学家会认为，弗里德曼对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并非他对货币主义的专业研究，而是在他1967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论证：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以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名义主导着当时的学术界，而且似乎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系列政策选择。假定一国政府或央行试图以接受更高的通胀率为代价来增加产出和就业。一旦市场参与者开始将对通胀的考虑纳入行为中，经济最终将回到此前的失业率水平，但通胀率却上去了。如果政府还是坚持追求过高的就业目标，其结果将不仅仅是通胀，而且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忍受的加速通胀。

弗里德曼的这套学说有时被称作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有时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也有时被称作“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指的是，在确定了稳定的通胀率后，经济中的失业率水平。后来，一些使用者将其更名为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Nairu），以摒弃其“自然”或“不可避免”的外表。

实际上，使我放弃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正是这些有关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的观点，而不是弗里德曼更为专业的货币主义理论。人们如今对这些基础理论已经很熟悉，但在当时，对于英国的经济界和美国东海岸的许多经济学家而言，这些理论极具爆炸性。

一些经济学家将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视为技术学派的一个新概念，他们将其用于更复杂的需求管理形式。这违背了弗里德曼就职演说的精神。弗里德曼在演说中显然是打算警告政府：不要试图通过增加开支来实现预定的就业水平。英国首相卡拉汉（Callaghan）1976年在工党（Labour Party）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让弗里德曼的理论在英国得到了广泛认可。卡拉汉警告人们，不要相信政府通过增加支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

然而，让那些对宏观经济而非货币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略感失望的是，弗里德曼在他更受欢迎的著作中，没有更多运用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概念。的确，他有时似乎也会过分延伸自己的学说，将经济衰退的责任归咎于货币供应增长的短期变化。他对此的苛刻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对撒切尔夫人的影响

弗里德曼对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产生的直接影响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小。尽管两人在1979年大选前的一个私人晚宴上相识，但彼此并不熟悉。这位英国前首相在回忆录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弗里德曼。如她所述，她的灵感来自哈耶克（Hayek）。

然而，弗里德曼对她手下的许多顾问和大臣都产生了明显（即使是间接的）影响。英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财政战略（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将目标定为：逐渐减少货币供应增量，放弃政府的“微调”，这显然或多或少取自于弗里德曼的观点。

但这位经济大师本人不赞成中期财政战略，因为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仍是通过利率而不是货币基础。此外，他不相信减少预算赤字会对利率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减少预算赤字都不应在中期财政战略中占有如此显著的位置。然而，从更广的范围看，没有弗里德曼的著作和电视演讲，撒切尔政府不会获得少数学界精英对其极为有限的认可。

退休后仍工作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弗里德曼一直居住在旧金山。他显然很享受自己“工作的退休生活”：这里气候比较温和，他很容易就能抵达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办公室。罗斯对这次搬家比他还高兴。

弗里德曼的这种现代性意味着，他的技术成果很容易受到新研究者的攻击，这些研究者声称要用更新的统计方法批驳他的成果。的确，在他的有生之年，弗里德曼看到了对将经济学基于可发现的数字关系的反对，也看到了所谓的奥地利方法的复兴，这种方法致力于用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方式，来预测互动系统的总体特征。但是，如果没有弗里德曼先从科学高地上驱逐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s），就不可能在不同流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间展开运用方法论的对话。

在他的后半生，弗里德曼与基于理性预期和快速市场清算的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保持着距离。他担心，经济学家已陷入了对数学严谨与数学优美的追寻，而不再将其作为研究工具。

在货币理论之外，弗里德曼依然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就像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本意是为了对《自由选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书中所写到的，他无法明确而快速地界定政府干预的局限。但他相信，对个案的客观研究，加之对个人选择的基本信念，通常会让辩论向有利于市场提供（private provision）的方向发展。然而，他的朋友亚伦·华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遗憾地表示，弗里德曼在下半生将主要精力投入了货币主义领域，而没有更多涉足其它领域的学术工作。

弗里德曼本人将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理论的胜出，归因于对70年代政府支出飙升和高通胀后果的滞后认识。然而，只要反应是连贯的和理性的，多数功劳就一定要归给他。当然，自由市场政策的成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若能让30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重生，对这些新挑战进行评论和分析，我们有什么不可以付出呢？

“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要知道自由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你就要去香港看看。”

“俄罗斯的改革没有中国般的成效，因为俄罗斯没有香港。”

“中国试图引进的改革大部分内容还停留在纸上。就绝对水平来说，中国的经济还非常落后。改革在几年内会出现想象中的进步，然而能否长期持续我表示悲观。” (1980年)

“1988年，街道上的色彩与服装明显多样化，与此伴随的，则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明显迹象。农业改革效果十分明显……私营企业有所发展……得到允许的、有限的经济自由已在改变中国的面貌。”

弗里德曼夫妇对中国人一向就是往好处想：“这些年来一大批中国学生到外国留学。回国后，他们会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的。”露丝说。

面对媒体采访，他表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优越所在，只会勇往直前，而不会再后退。(1993年)

“这个世界目前发生最重大的改变，是中国的变化。”(2006年)

弗里德曼一向支持香港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认为只要金融管理局拆除新添的调节货币发行量的机制，恢复1983年所设计的货币发行局本来面目，这个汇率制度就能抵抗任何金融风波的冲击，就能“象直布罗陀的磐石一样坚固” 。